从市民形象塑造看老舍的文化心态

老舍的小说构筑了一个独特的现代市民社会。透过老舍笔下市民社会的世态人情和世事变迁,可以看出老舍对"市民形象"的清醒认识,也可以看到老舍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独特的文化心态。他一方面深感民族的愚弱而神往古老民族在现代意识的拯救下获得新生,一方面又对古老文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衰败表现出难以按捺的焦灼;他既站在现代意识层面上重新审视传统文明,又从传统文明的角度批评现代文明带来的人性沦丧;他既抨击古老民族血液中的沉淀物,又力图让传统美德溶进时代潮流中去,从而显示出他在新旧交替时代的觉醒和困惑。     

金圣叹:一个企望文化主流的边缘狂士

本文考察 30 0多年来历次“金圣叹热”所面对的各自的文化命题 ,指出研究者由于对自身文化命题的过分关注而导致了对金圣叹的片面评价。本文关注金圣叹自身的文化处境与他的价值取向的反差 ,试图揭示金圣叹的矛盾表象之下的统一性 ,为金圣叹的文化角色重新定位     

金圣叹小说理论的几个命题

明代杰出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对我国小说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思想既丰富又复杂,全面、系统、准确、科学地阐述其理论,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里,从哲学与文学的关系着眼,仅就金圣叹小说理论中的几个命题谈些初步认识。 “一部书皆从才子文心捏造而出” 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回答,金圣叹以佛教哲学为理论基础,站在唯心主义一边。     

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本文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剖析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的思想蕴涵十分复杂 ,但其主流导向和实用功效却落脚到引领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成为“合格”(既入仕为官 ,又怀有士大夫情志 )的士大夫文人。而苏轼即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文人 ,他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其词中又充溢着士大夫情志。故本文重在剖析苏词所表现的士大夫情志中偏重于政治层面的士大夫意识和偏重于生活层面的士大夫情趣 ,以此来映现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康有为对国民意识的哲学思考

康有为是中国最早对国民意识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的思想家之一,其关于国民意识的哲学思考,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又吸纳了外国优秀文化的成分,具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内涵;从实现国民意识的实践看,由于康有为主张全体国民共奉孔教,这使他似乎显示出保守的一面,但其主张中其实暗含着国民意识问题最终体现为宗教或信仰问题,而这一重要的问题恰恰是中国在塑造现代性的国民意识中所极其欠缺的。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二律背反现象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存在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金圣叹诅咒梁山英雄,视之为盗贼,必欲诛之而后快;另一方面,金圣叹对梁山英雄的遭遇又深表同情,对他们的才气胆识和能耐又极力颂扬,这构成了一个悖论。而或骂或赞,都是金圣叹“忠君”思想的合理延伸:因为“忠君”,他要骂杀英雄,不许他们挑战君权;同样因为“忠君”,他要反对赃官酷吏,承认“乱自上作”,在这一点上他同梁山英雄有了共同语言,同情和赞扬他们也在情理之中。由此而论,说金圣叹维护本阶级统治,反对农民起义,并不为过,而说他是英雄的最凶恶的敌人也欠公允。     

金批《西厢》配角论

金圣叹不仅重视小说、戏剧中主角的评批,也相当重视配角的评批。他对《水浒》中次要人物的评批非常精采(参见拙文《金批〈水浒〉配角论》,交首届金圣叹学研讨会论文),他的金批《西厢》也是如此。他在金批《西厢》卷二《读法》第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条又提出了配角形象的作用沦(本文金批引文全据拙编《金圣叹全集》第三册,文中只刊页码):     

赤子情围成的藩篱——论中原传统地域文化对李佩甫创作的负面影响

中原大地及李佩甫对中原大地的情感牵扯既造就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他的创作没有摆脱他思想中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存在的中原传统文化负面精神积淀的影响,很多中原传统文化的负面精神积淀成为他讴歌或者宽容的对象,在男女关系描写和女性形象塑造上流露出强烈的男权意识.反复书写同一种目光审视下的生活让他的创作出现了重复现象.另外,作者的艺术风格上也深深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     

全球化语境中老舍创作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彰显与融合

老舍的作品既含有本民族文化、文学的独特价值,又建有与外民族读者欣赏需求相沟通的渠道,展现了在人类文化、文学进入多元并存、交流互动时代强有力的外向冲击力,他的作品中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     

走下神坛的孔子——读《蒙培元讲孔子》

时代发展到今天,东西方文化既交融又相互碰撞。华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越来越大,2005年声势浩大的全球联合祭孔便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如何普及传统文化知识,如何让大众客观公正地看待东西方文化交流现象     

李渔的人生哲学与话本创作

李渔宣称"行乐第一",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的人生哲学直接影响小说人物的性格与行为,操纵小说情节的发展与结局。李渔认为"行乐之地,首数房中",他一生广置姬妾,笔下人物大多妻妾成群。其性爱观念主要考虑男人的利益,婚恋小说要求女人无条件地顺从男人。李渔对居室、园亭颇有研究,一生三次修建别业。他把自己置造园亭的绝技与雅好移植到了人物身上,并已明确意识到人物身份、性格与居住环境的关系。李渔出生于商人家庭,具有良好的商业意识与经营能力,晚年转型为文化商人。他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是靠忠厚起家,凭仁慈发迹,赚钱后享受生活,仗义疏财,决不当守财奴。     

《离骚》奠定了我国迁谪文学的审美基调

迁谪文学是我国特殊国情所产生的特殊文学。屈原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迁谪文学的奠基人 ,是他的迁谪经历和叛逆性格使然。屈原的影响 ,主要通过他在作品中塑造的自我形象的人格魅力。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 ,“发愤以抒情” ,为我国迁谪文学奠定了审美的基调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水：孟浩然诗歌的核心意象

水意象的大量运用是孟浩然诗集的一个显著现象.这既与他的现实游历有关,也与他的思想心态密不可分.水意象的这种频繁使用对于他的诗歌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见,水意象是孟浩然诗歌的核心意象.     

简论李元洛的诗歌研究

李元洛有自己的诗歌观和诗评观,有评论家的自主性和独立个性;李元洛建立了体大思博的诗歌理论体系;李元洛是以诗笔写文论;研究方法的开放、多样,构成李元洛治学的显著特点。     

羁旅心态与庾信后期创作之关系

庾信由南入北,诗文创作也有了很大改变,这种改变和庾信独特的羁旅心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此种心态直接影响着庾信后期创作题材的选择与哀怨的美学风格的形成,同时也为我们窥见庾信后期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视角。     

论迦陵词以文为词的倾向——兼评陈维崧革新词体的得失

陈维崧号称清词巨擘。他以极具个性化的创作为清词的中兴奠定了基础。但是前人对他的词作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受苏辛豪放风格的影响这一方面，而对他为革新词体形式所作的努力和这种努力的得与失注意得不够，因而就不能真正客观地理解他在词史上的贡献与地位。同时对他的批评也往往不能切中要害。具体地说来，陈维崧革新词体形式的主要方法是以文为词，他的以文为词又集中体现为以问答形式为词、以议论为词、以才学为词和在词中对逻辑语言的语法关系的恢复等四个方面。迦陵的以文为词为克服传统词体语言老化做出了贡献，为清词的中兴注入了活力。其不足是容易流于松散粗豪、一发无余。     

信于本,传以真——论理雅各的儒经翻译观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世人对其一以贯之的"信本"原则褒贬不一,对其内涵丰富的翻译观不甚了了。文章将理氏儒经翻译观概括为"信于本,传以真",即:立足(原文)文本,探求本义,揭示本真;诚待作者、读者和译事,以实现文化传真。在此翻译观指导下,理氏采用"绪论、注释文外导读,显化、异化文内传真"的翻译策略,取得较好的翻译效果。理氏译经理念及成就对我国典籍英译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新世纪以来杨维桢研究现状与前瞻

杨维桢研究在新世纪10年有了更进一步发展。与20世纪相比,杨维桢的交游研究、文学思想研究、诗文研究、书画及其相关研究数量大增。其中,对杨维桢思想方面的研究取得的成就最高,诗文研究成果最多,但总体而言,重复研究居多,创新之点偏少,尤其铁崖古乐府研究出现困境,对杨维桢创作不足之处的研究偏少。     

贾平凹艺术追求的文化反思

经过长期探索和反复锤炼,贾平凹在艺术创作上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以写实为主调的艺术追求则构成其内在的发展动因.这种艺术追求符应于他的以乡土为根柢的精神皈依,易于形成为人称道的民族风格和中国做派,但在应对现代性追问时显得乏力,在实现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建构功能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