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内在道德"抑或 "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从"富勒困境"谈起

富勒提出的"法律的内在道德"理论在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合法性诸原则能否真正被视作法律的内在道德.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富勒在面对诘问时陷入了理论困境.事实上,富勒所谓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毋宁应被视为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对立法技术的探索和应用上的道德问题进行价值哲学与社会实证分析是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研究的主要内容.立法技术伦理正当性分析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对具有正当性的立法技术的探索、发现与立法者职业道德素质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对法的制度伦理的坚守能使立法者有效避免滥用和误用立法技术.而对立法技术进行价值追问和道德效果的社会实证分析则提供了研究的可行性.     

正当性的语义学与语用学分析

正当性是指事物处于具有合规律性、合道德性和合法律性或三者至少居其一的状态或性质,是对人的认识、行为和人类制度等人的活动与规律、规范之间相互联系的状态或性质的判断。它包括客观上的正当性、道德上的正当性和法律上的正当性三层基本含义。     

试论法律运行中道德要素的介入——对司法公正的道德分析

本文阐述了从立法创制到执法、司法和护法的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 ,都有道德要素的介入 ,都要进行道德评价。通过对立法道德与司法道德的兼容合一的分析 ,认为司法中的道德评价是法律评价的必然延伸 ;道德要素介入司法裁判存在正负协调的双向制约机制 ;道德与法律相冲突并不必然取消法律标准。并详尽分析了司法裁判中的道德评价是确保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补偿机制     

论道德评价标准和尺度的合理性

道德评价标准不同,对行为和行为主体的评价及结论就不同。一般而言,道德评价标准有一般标准、具体标准和终极标准,它们与阶级标准及历史标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选择道德评价标准时,我们应该遵循主体性原则、科学化原则和普遍化原则;在道德评价尺度上,力争做到合规律性、合规范性以及合人性。     

论气候正义

正义是社会制度正当性的首要评价标准。在现代社会制度当中,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或其他制度,其最核心、最主体的部分无一例外是通过法律制度得到正当性的表达。而当我们将“正义”概念与某个特定的法律领域结合起来使用时,意味着我们要把“正义”这一首要的评价标准当做一个批判或者是建构的工具,对这一领域的法律制度进行证成或者证否。“气候正义”概念的提出,也是在气候变化及其人类应对的需要日益紧迫、责任承担需要具体化、明确化和制度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马克思主义在伦理学上的"反道德论"问题——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在当代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英美学者提出了所谓马克思主义在伦理学上的"反道德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非道德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是两种主要的立场.道德评价的正当性、剥削与正义、革命与道德是三个主要的争议主题.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伦理学上不存在"反道德论"问题,经典作家对资产阶级道德的反动性的批判是与对无产阶级道德的进步性的颂扬相互联系的.     

政治正当性及相关问题辨析

政治正当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旨在考察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所必须满足的道德条件,或者说旨在探讨什么样的政治权力可以得到道德证成。政治正当性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基于政治权力的五大特征,即非自愿性、强制性、垄断性、笼罩性以及深远性。就政治正当性问题而言,我们需要区分国家正当性与政府正当性,进而区分国家正当性的对内与对外两个不同维度。     

道德舆论的正当性基础论证

每个人自在地就是目的，这是从道德哲学高度给出的人人都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的最高证明，以此为根据，每个人也平等地拥有对己对人进行道德评价的权利。但由此却不能得出结论说，每个人可以任意地运用道德权利，不分真假、不辨善恶、不别美丑地进行所谓的道德评价；相反，一个正确的道德评价必须具有坚实的正当性基础，这就是求真向善趋美。在普遍交换和广泛交往的现代性场域下，拥有坚实的正当性基础的道德评价乃是一种以道德舆论共出的强大的社会精神力量，体现的是公共意志；它以自律和他律为途径，通过实质性的和名义性的方式，或以个体、集体，或以国家的名义，借助权威媒介或自媒体，发挥着反思、批判和预设的作用，惩恶扬善，引导着社会朝向实现效率与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幸福这些基本价值原则的方向演进。一个拥有正当性基础的道德舆论必是一个以使每个评价者成为正确的言说者、公正的旁观者和正当的行动者为基础的认识、评价和实践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道德舆论，它要求着同时也生成着以公共意志为其本质规定的道德舆论。     

立法与立法正义的实现

立法正义的本质是分配正义,它构成法律正义的第一道门槛。保证立法的正义性已成为当今民主国家立法面临的最大难题。立法正义必须符合道德与法制两方面的标准。立法正义的基本标准是:立法要保障人权,倡导以人为本;要尊重公序良俗,倡导社会诚信;要保护私权,留出道德余地;要符合制度的规范形态。我国需要完善现有立法,推进立法正义的实现。应当校正立法的宗旨,弘扬法律的正义价值;坚持立法民主化,畅通民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倡导立法程序公开,保障利益主体公平博弈;加强立法审查,做好法律清理与备案工作。     

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兼及中国与东亚法文化传统之检省

中国传统德治的进路是把道德一统化 ,再把法与道德一体化。这在宗法社会结构和专制统治下是可能甚而合理的 ,但它却是在牺牲法的形式合理性同时也背离道德本性的情形下运作的 ,因而在现代法治和道德精神的框架内 ,会因不具形式上的正当性而无法操作 ,强行操作将导致与法治的背离和对道德本性的反动。文章在对道德与法的功能和属性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 ,法治的正当性不只在于其尊重人权和自由的精神内蕴 ,更在于过程本身的正当性 ,在于通过过程本身的正当来实现结果的正当。这意味着法治是一种根本性的道德 ,即制度的道德。这种制度的道德是个人道德选择和道德生活的预设前提 ,所以道德建设在实质上应是道德的制度性环境建设     

中国古代史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中国古代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有着丰富的积淀 ,其基本方法是知人论世 ,具体方法是因乎时、顺乎势 ,论定功过时则用略小存大的方法 ,涉及道德评价时 ,往往同历史评价并举且加以区别对待 ,或以前者服从后者 ,力求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这对于今天人们评价历史人物还是有所借鉴的     

大学教师发展与评价模式转变漫谈

我国大学教师发展与评价多采用奖惩性模式,最大弊端是发展与评价结果直接与教师的外在利益挂钩,很少与教师的内在素质提升相联系,没有很好地调动起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上,大学教师作为一个具有较高主体意识和社会威望的群体,对其发展与评价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外在的约束与规范,更不是居高临下的控制和干预,而是尊重教师的主体性,引导、激发教师自主发展,不断提升其内在素质,实现自我价值。鉴于此,大学教师发展与评价模式,应该逐步由注重外在利益的奖惩性向注重内在素质的发展性转变。     

国内节俭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对节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节俭的内涵、节俭的评价和节俭教育。关于节俭的内涵,学术界多是从与节俭相关的范畴出发认定节俭,而不是从节俭本身内在的属性进行规定,总体上存在认识模糊之嫌。关于节俭的评价,学术界主要存在肯定性评价、否定性评价和功过两分说三种认识。关于节俭教育,学术界主要针对学生和领导干部两个群体进行重点研究。     

沉默权价值的理性分析

现阶段有关沉默权的论述莫衷一是。对沉默权价值的分析可验证其存在的合理与否。对沉默权的历史考察可知其已完成了所期待的推进法制文明的应有使命 ;对沉默权的法理深究可知 ,其障碍刑罚目的实现 ;对沉默权的人性评判可知 ,其虽是人性尊重的司法表现 ,但其保障相对恶主体的权利却是以牺牲相对善主体权利为代价 ;对沉默权的价值判断可知 ,其以自由为口实 ,损害社会必要秩序。由此 ,沉默权不是人类司法活动中必需的诉讼制度。     

高校实践性环节教学质量的模糊综合评价

本文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分析高校实习、实验、课程设计等实践性环节的教学质量 ,给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与二级综合评价模型     

从比较法视角探析我国诉讼行为保全制度的构建

行为保全是一项具有深厚历史根源的民事保全制度,最早可以追溯至罗马法,也是现代各国的立法通例,大陆法系的假处分和英美法系的中间禁令就是行为保全的两种典型形态。但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未对行为保全作任何规定。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民事纠纷愈加错综复杂,已远远超出了财产保全所能及的范围,这一立法漏洞所引发的诉讼实践矛盾日益凸现。因此借鉴域外各国的立法与实践经验,设立诉讼行为保全制度迫在眉睫。     

大汉帝国的正义观念及其现代启示——《白虎通义》之“义”的诠释

《白虎通义》所列举的制度规范的那些具体条款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所传达的大汉帝国所赖以制定那些制度规范的一般正义原则,那其实乃是"古今之通义",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现代启示意义。     

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兼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与规范之中。它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体现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将该原则确立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其正当性。该原则具有重要功能,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进行正确分析和定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应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     

儒家道德观念在中国人名中的折射

儒家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已经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儒家思想与中国人名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道德渗透在中国人的名字之中,中国人的名字也折射出儒家道德对中华民族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中国立法机关变迁的法文化特质

中国立法机关的历史变迁经历了无常设立法机关、常设机构和群臣参与、立法权专属于特定机关三个时期.在法律本身是经义或礼仪的附庸那些年代,立法权并不专属,而是控权集团贯彻时势政策的附从机构;中国古代的司法权不独立于行政权,决定了立法产生的法律规范本身并不分立于其他行为规范.清末以降西方民权思想的引入,开始让中国人认识到人民主权理念支配下的立法权才是国家最重要的主权归属;举凡民政、财税、军政等整个社会生活都应由立法来规范,并且这些法律是能够得到充分地贯彻实施的;立法权开始专属于议会机关或类似代表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