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与杨奎松先生商榷

近来,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争论。笔者细绎相关史料之后,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后,蒋介石采取激将法和下命令等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在前期,蒋请中共出兵的真意就是让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守住中条山,在后期,蒋更多是为了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中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只是主客观环境使得中共出兵有些迟,力度也不够,未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日军确实多次传播"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意图挑拨离间,分化抗日阵营。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演变

建国以来中共的对台政策几经嬗变．形成当今的格局。其政策主线是谋求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建国初期，中共试图以武力解放台湾，即通过战争方式谋求沮国的统一。其后，中共对台政策从单一的武力解放变成武力解放与和平解放两种方式并存，争取和平解放。并以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再后，中共放弃“解放”台湾的提法，不再要求台湾放弃资本主义制度，在谋求海峡两岸统一的方式上，立足于和平方式，除非出现台湾独立或外国势力将台湾分裂出去等非常事态。     

中共六大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论析——以中共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六大前后的历史时期,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影响下,开始了全面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这一进程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六大的决议就是这一进程的文本体现。布化是一把双刃剑。六大前后共产国际运用布化力图掌控中共的趋势日益明显。共产国际和中共先后运用布化这一路径、方式去努力完成革命的使命。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个革命路径、方式却对中共以及共产国际都伤害至深。     

党的领导方式的变革与创新再探

从革命到执政的地位变迁要求中共在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上做出相应的变革与创新。然而,由于对党的领导如何体现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认识,而导致了中共在执政后相当一段时期领导方式上的种种失误,最终选择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今后执政党还应当从以下四方面变革与创新其领导方式:处理好党与社会的关系,以增加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处理好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推行党政分开;处理好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学会通过选举来实现与他们的竞争与合作;借鉴和吸收外国政党的执政经验,创新领导方式。     

胡适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历史考察

研究胡适，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历史发展。本文拟作考察。胡适与中共关系的发展，大致经过了这么几个阶段的变化：从1919年到1926年，这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生成阶段；从1927年到1937年，这是胡适与中共矛盾分歧的深入阶段；从1938年到1945年这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潜伏或缓和阶段；从IWh年到lop年，这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激化阶段。1949年胡适逃台去美后，胡适与中共已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五十年代初大陆掀起了批胡运动，以清除胡适的思想影响。为什么说从1919年到1926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     

抗战时期中共纪念活动与三民主义话语

抗日战争时期。纪念活动是中共重要的话语方式。中共借助相关的纪念活动,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三民广义观。通过厘清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与伪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出三民主义在民族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政企分开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政企分开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王庆功，杜传忠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九五”和２０１０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转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制度化

中共调查研究与中共对革命的认知紧密联结。由于中共对革命的认知不同,中共调查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化特征。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大致可以分为调查研究规范化初探、调查研究制度化探索以及调查研究制度形成三个阶段。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的历程,不仅是中共探索架起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现实之间互动桥梁的过程,而且也是调查研究从部分党员个体行动自觉到组织和党员行动规范的过程,是中共在中国革命复杂性背景下,不断重塑自我,走出革命困境,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     

对局部执政时期中共执政方式的历史考察

局部执政时期,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政权运作、政府组成、法制法规三大方面对中共的执政方式进行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长期探索。1927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政权建立后,毛泽东就提出要以国民党为戒,避免采取直接指挥政权的方式;1942年中共开始建立间接指挥政权的机制;抗战期间,中共开始建立民主执政的政治体制,1940年7月确立的"三三制"支持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更是党的执政方式民主化的集中表现。遵义会议之后,中共又纠正了工农民主政权时期"唯成分论"和"唯功绩论"的错误,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立法方针,明确规定党不干涉司法,让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我党在局部执政时期探索执政方式法制化的具体表现。上述诸举措为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的民主执政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粗放、集约及其衡量──应准确理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粗放、集约及其衡量──应准确理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武建奇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两个转变”一经提出，与经济增...     

学习型政党建设的路径探析

学习型政党建设是我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设学习型政党,不但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对国内外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应对能力,也有利于提高党应对防腐巨变的能力,本文从党的领导干部、党校以及党员三个大的方面入手,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路径。     

政党治理视域中的群众路线

在群众中学习,在学习中把握执政规律,在尊重规律中求得发展,在科学发展中巩固执政地位。当代中国处于迅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化,执政党在处理党群关系的实践中面临着新的形势,而要顺应新形势,必须要创新党群关系的思路和方法。文章分析了执政党处理党群关系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指出必须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到群众路线之于政党治理的重要意义,阐明了政党治理的价值目标与为人民服务的内在契合;指出在政党治理视域下,坚持群众路线的着力点,即要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创新党群沟通方式、树立依法治理理念、建立联系群众制度。只有把群众路线与政党治理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提高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实现党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     

浅析私营企业主入党对党执政的风险预控

针对今后随着党内民主政治进一步的建设和发展,私营企业主成为党员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些风险提出几点预控措施,为党以后更好地执政提供借鉴。     

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宪政化

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需要把执政党的执政方式纳入到宪政的轨道,惟其如此方能真正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时代呼唤宪政,我们理应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宪政化。     

执政党执政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一种协商政治的进路

哈贝马斯在讨论法律问题时使用的事实性和有效性的概念可以引入执政党执政问题的研究。民众被迫接受执政的结果或者执政党制定的相关制度规则,这是执政党执政的事实性问题。而通过与公民的商谈和对话,取得公民对执政党的认可和自觉尊重,这是执政党执政的有效性问题。在商谈原则基础上的协商政治可以成为执政党新的社会整合模式,这一模式可以更有力地增强执政党执政的有效性。     

对完善我国现行政党制度的几点思考

在当今国际国内新形势下,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完善我国现行政党制度的措施有:完善参加政权、政治协商机制,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参政党的自身建设。     

从传统“政党管理”到现代“政党治理”——变化社会中的政党研究转型

20世纪后期,苏联共产党等几大政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的政党发展危机与中国共产党治理超大国家的政治现实,引发从“政党治理”视角探究政党兴衰的思考。全球化的兴起、公民社会的涌动与治理理念的变迁给传统政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变化的社会中实现从传统“政党管理”到现代“政党治理”转型,并在大党治理过程中树立“治众”异于“治寡”的理念,是新时期政党发展尤其是大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当代中国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与执政党变革

执政党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的决策过程中,会充分吸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民营资本政治诉求则会试图通过各种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途径向执政党施加影响,对执政党执政路线、组织制度和执政理念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民营资本的发展与执政党之间关系在不断变化和调整。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

在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各民主党派处于被领导和参政地位。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种领导关系的确立,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艰辛探索,共同作出的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民主党派领导的理论基础;带领被领导者取得革命的胜利,并给予被领导者物质利益和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民主党派领导的现实条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     

论政党信任：内涵、结构及功能

政党信任是社会公众对政党在执政或参政、议政过程中体现的能力、素质、品性的主观评价、心理反应和价值判断,主要表现为对政党目标的信心,对政党理念的认同,对政党行为的认可。政党信任从客体结构、表现层次、区域范围和历史形态四个维度构成不同的结构体系,并具有合法性功能、秩序维护功能、政策执行功能和社会资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