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间利益分享与补偿问题研究

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区域经济利益协调问题,缺少对市场经济环境下区域间利益分享与补偿方面的制度安排,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回波效应远大于扩散与辐射效应,没能逆转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利益不平衡的扩大,从而影响到地区间正常的资源要素整合。研究表明,利益分享与补偿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调整和创新现行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合作,需要建立健全区域经济利益分享与补偿体系,并以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有效的利益制度保障。     

江西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优化

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影响和制约着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以及区域经济活动的整体效能,因此,优化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力量牵引下,散布于区域地理空间的经济资源和要素日益向部分优势区域集聚,江西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如何优化空间结构,缩小江西区域间的经济差异,是目前需要关注的问题.     

创新要素、空间格局与经济增长

采用1998-2011年间中国30个省份数据,研究分析中国人力创新要素、资本创新要素、产业创新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与中国30个省区创新要素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资本创新要素是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产业创新要素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人力创新要素对经济增长推动效应的发挥须经历“磨合周期”的考验.为此,加大研发资金的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以促进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耦合式优化,推动研发人员的空间集聚与知识共享.     

枢纽经济：内涵特征、发展逻辑与演化趋势

枢纽经济是以枢纽为引擎推动区域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其本质是通过增强枢纽的集聚辐射作用来优化经济要素时空配置、重塑区域产业分工体系。枢纽经济具有较强的要素流动性、时间增值性和规模经济性,发展过程遵循“枢纽集聚要素、要素形成产业、产业拓展空间、空间重塑枢纽”的特定逻辑。在技术与制度、市场与消费等多元动力机制的驱动下,枢纽经济在不同历史时期、地理空间和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形态特征和经济效应。新阶段,我国枢纽经济发展呈现出开放性、融合性、多样性等特征,在新科技革命和新发展理念的推动下,朝着平台组织化、产业集群化、空间城市化、区域协同化方向演进。     

关于拓展广州市经济增长极的思路与建议

作为华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广州集聚了大量的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形成了许多经济增长点,经济增长极发展较好。在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推动下广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产业结构转换动力大幅度提升发展质量,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创新驱动发展动力源。但广州经济增长极转型发展也面临着区域增长极支配效应不足、产业增长极乘数效应减弱、创新增长极扩散效应不明显等瓶颈问题。因此,广州应该从强化产业极、拓展区域极、深化创新极三方面着手拓展经济增长极,以促进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     

新世纪以来我国金融集聚的格局特征与关联演化模式研究

新世纪以来,在经济结构调整、要素配置市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金融业自身不断壮大成熟的推动下,我国金融产业的空间集聚表现出新的特点。基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就业统计数据,从县级尺度上对我国金融集聚的格局特征与关联演化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金融集聚呈现总体程度较低、但快速提高和局部集聚的整体态势,同时在区域间、建制类型及行政等级间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我国金融集聚表现出显著的、不断增强的空间关联特性,存在集中集聚型、集中极化型、集中边缘型、集中扩散型、一般边缘型、一般扩散型等六种典型的关联演化模式。相应地区应从地区关联的整体视角,在产业集聚方向、与实体经济互动、地区分工合作、制度创新、政策扶持等方面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区域传递理论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探析

区域传递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增长极”的提出、经济增长在区域间传递的效应分析、区域间要素传递的分析等三个阶段。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的有效传递 ;从区域传递角度 ,探讨市场作用与政府干预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耦合机制 ;对转轨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传递机制的系统研究 ,是实现西部开发和全面小康的重要途径。     

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区域创新系统协同研究

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与创新产出之间,需在营造创新环境的基础上加大创新投入支持,才能得到同效的创新产出,实现均衡协调发展;区域间只有寻求合作与融合,才是最终实现协同创新的唯一途径.通过构建创新系统识别指标体系,基于2000-2019年省域创新发展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和空间自相关方法,检验区域创新系统协同效应的时空与集聚异质性,结果显示:中国创新环境与创新投入协调度、创新环境与创新产出协调度整体向好,空间上呈现出梯度变化;创新环境与创新产出的协调度发展会滞后于创新环境与创新投入的协调度发展5年;泛长三角区域内创新产生"扩散效应",泛珠三角区域内创新产生"虹吸效应".     

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与中国城市转型发展

城市转型是一种多元化的综合转型,而转型的总体方向应该是城市能级水平的提升和城市空间的优化.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作为一种同时具有研究开发、信息交流与社会管理等功能的综合体,正在成为城市空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带动城市现代经济体系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服务业集聚区的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创新效应正在引起城市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空间要素的优化以及城市功能的提升,从而推动实现城市的转型发展.促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着眼多样化集聚,优先促进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的集聚;从规模导向转变为创新导向,提升服务业集聚区创新产出能力;培育领军型企业,把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引向高水平竞争与合作;加强城市制度与环境建设,为现代服务业集聚创造支撑条件;提升城市品质,促进各类服务业发展要素的集聚.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一体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集聚现象日趋显著,我国已经形成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的地理集中空间。集聚效应成为吸引经济行为与金融活动的向心力。为了研究金融集聚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强度关系,通过空间关联度Moran’s分析金融集聚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定量衡量两者的影响机制、金融集聚空间差异程度以及区域金融、经济发展与溢出效应之间的协同关系;同时论证了金融的深化将随着产业规模达到最优后持续扩张从而导致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资金缺口扩大速度超过募集资金速度;金融集聚引起溢出效应刺激了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以扩散的趋势带动着邻近相关产业的发展。     

山西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探究

文化产业涉及多要素组合,体现的是资源、实力、效益、市场潜力、环境等多种因素的互动与合作。公共性、原创性、集聚化和跨界融合性是文化产业的突出特点。山西要实现文化产业的突破发展,就要极力推动公共文化带动模式、科技创新模式,要大力强化文化的集聚融合效应,注重新兴文化产业链的人才培养。     

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系统集成创新研究

创新可分为原始创新和系统集成创新。系统集成创新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知识集成在系统集成创新中占重要地位。为此, 从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创新的关系入手, 分析了系统集成的内涵、模式以及形式。重点从知识网络集成、组织知识以及知识系统的复杂性等方面,阐述了系统集成创新过程当中的知识集成, 提出了系统集成创新是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应当重视系统集成创新作用的观点。     

公羊家法与清代今文学复兴之统绪

今文公羊家法的真谛,是阐发微言大义,以经议政,主张"改制"、进化。东汉何休提出"三科九旨",对公羊家法作了比较完备的总结。乾隆间庄存与继承董仲舒、何休的路数,求公羊学之正途,对"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等基本问题作进一步阐释,成为清代今文学复兴的开山人物。孔广森自立"三科九旨",混淆今古文家法,其结果是抽掉了公羊学说活跃的思想内涵,使之庸俗化。刘逢禄继承了庄存与的事业,将之发扬壮大,为公羊学撰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著作,成为复兴今文学事业的关键人物。至龚自珍、魏源对公羊学说大力改造,倡导改革,批判专制,成为著名的今文学派健将,为以后康有为所直接继承。     

高新技术开发区与区域创新系统互动发展研究

从区域创新系统与高新技术开发区关联性的研究现状入手,首先从吸引知识、人才、技术、产业的聚集,改善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环境以及提供制度保障的角度深入剖析了高新技术开发区对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重要作用;然后,从区域创新系统拥有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对高新技术开发区区位选择、发展规模、发展速度、信息交流、知识的获取和转移、产业生产链结构的优化以及生产效率提高的影响出发阐述了区域创新系统作用于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的机理。进一步,本文对高新技术开发区与区域创新系统在地域上、结构上、功能上、目标上的互动关联性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并提出了在政策上以将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与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相结合,以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基础构建科技创新平台并打造区域经济品牌从而促进两者间互动发展的建议。     

论《周易》中的“贞”

“贞”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贞、鼎古代同事。《周易》中有居贞、旅贞、艰贞、牝马之贞、女贞、君子贞、武人之贞、幽人之贞、大贞、小贞等等。研究“贞”的意义,有助于理解古代思想与早期占卜活动。     

要素优势与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一个双重分工的分析框架

在世界开放经济格局中,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源动力以集聚经济圈基于社会关系"嵌入性"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以及实物资本等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双重分工优势为内容。这种区域要素禀赋相对其他区域的竞争优势,在集聚经济圈的发展与形成过程中,表现为欠发达区域要素禀赋"逆嵌入性"流动以及集聚经济圈在其产业竞争力基础上的高速增长和产业集聚。集聚经济圈"异质性"要素优势处于关键、核心的地位,是发挥集聚经济圈城市、集群产业、产业区产业外部性,促进创新,引起供求等促进集聚的决定因素。长江三角洲地区被压制较久得以释放的以"异质性"要素禀赋优势为核心内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双重分工优势,构成其产业集聚的源动力。     

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特点的几点思考

对于中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刘家和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夷夏之别,但夷与夏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夷夏互转的过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晁福林认为,从远古到夏商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的主干是对于氏族传承关系的记忆。周代的历史观念与史书体裁依然没有越出氏族史、宗族史的藩蓠,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备体例的国家史在秦汉帝国时代才得以出现。杨共乐对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再思考,认为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并非是指奴隶主和奴隶,在国家起源的原因问题方面,恩格斯虽然更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但其从未断言这是国家产生的唯一根源。蒋重跃认为,周代封国与希腊城邦间的相似之处表现有四,即古代中国的“国”字与古希腊文的“城邦”一词在含义上有相通之处;殖民活动;小国寡民与独立性。二者间的不同之处有二,即两重性与单一性之不同及发展前景不同。易宁以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为代表,对古代帝国形成过程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进行了探讨,认为统一与征服是区分古代帝国性质的重要依据。刘林海对罗马帝国的命运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无论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认识层面上,罗马帝国的命运都是既断又续,断续并存(转型)的。     

兵阴阳家与汉代军事

汉代一切军事活动 ,都深受术数与兵阴阳学的影响和支配 ,战争既是激烈的武装冲突 ,同时也是术数的诡谲对抗。汉代有大批兵阴阳家著作问世 ,军事术数形式有不少新的创造和发展 ,研习、传授者众多。兵阴阳家深刻影响了汉代战争的发生、进程和结局 ,也影响了汉代军队组织和军官选拔。由于兵阴阳家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亦存在着不利的影响 ,故汉王朝逐渐开始对社会上包括兵阴阳家在内的术数书籍和活动加以限制和控制。     

关于古典文明命运问题的再思考

对于中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刘家和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夷夏之别,但夷与夏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夷夏互转的过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晁福林认为,从远古到夏商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的主干是对于氏族传承关系的记忆。周代的历史观念与史书体裁依然没有越出氏族史、宗族史的藩蓠,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备体例的国家史在秦汉帝国时代才得以出现。杨共乐对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再思考,认为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并非是指奴隶主和奴隶,在国家起源的原因问题方面,恩格斯虽然更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但其从未断言这是国家产生的唯一根源。蒋重跃认为,周代封国与希腊城邦间的相似之处表现有四,即古代中国的"国"字与古希腊文的"城邦"一词在含义上有相通之处;殖民活动;小国寡民与独立性。二者间的不同之处有二,即两重性与单一性之不同及发展前景不同。易宁以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为代表,对古代帝国形成过程的 "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进行了探讨,认为统一与征服是区分古代帝国性质的重要依据。刘林海对罗马帝国的命运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无论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认识层面上,罗马帝国的命运都是既断又续,断续并存(转型)的。     

关于周代的封国与希腊城邦之异同

对于中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刘家和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夷夏之别,但夷与夏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夷夏互转的过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晁福林认为,从远古到夏商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的主干是对于氏族传承关系的记忆。周代的历史观念与史书体裁依然没有越出氏族史、宗族史的藩蓠,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备体例的国家史在秦汉帝国时代才得以出现。杨共乐对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再思考,认为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并非是指奴隶主和奴隶,在国家起源的原因问题方面,恩格斯虽然更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但其从未断言这是国家产生的唯一根源。蒋重跃认为,周代封国与希腊城邦间的相似之处表现有四,即古代中国的"国"字与古希腊文的"城邦"一词在含义上有相通之处;殖民活动;小国寡民与独立性。二者间的不同之处有二,即两重性与单一性之不同及发展前景不同。易宁以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为代表,对古代帝国形成过程的 "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进行了探讨,认为统一与征服是区分古代帝国性质的重要依据。刘林海对罗马帝国的命运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无论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认识层面上,罗马帝国的命运都是既断又续,断续并存(转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