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功能分析法在公共行政中的应用

功能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公共行政研究也不例外。论文在对功能分析作了一个概述后,重点研究了功能分析方法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应用,一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另一个是官僚制的负功能分析。论文认为,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遭到严厉的批评,但对于理解公共行政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官僚制的负功能分析将为修正官僚制提供某些重要的理论启示。     

转变中的公共行政范式--从官僚制行政走向后官僚制行政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掀起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改革,这一治道变革预示了西方公共行政范式正在从传统的官僚制行政向后官僚制行政转变.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公共行政范式转变的根源即传统官僚制的当代困境,揭示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主流趋向--后官僚制采用的行政范式以及它的理念抉择.     

论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及消解

传统公共行政受合法性问题困扰由来已久,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形成于对代议民主制权力结构之上的现代理性官僚行政的持续改革中.传统公共行政以政治-行政二分作为其理论成立的根据,其官僚体制的特性使得民主与效率之间产生了深层对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各个层面冲击着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表现为合法性危机.我们应该从深入理解合法性危机中学习如何巩固公共行政的合法权威.     

关于公共行政伦理的思考

以政治与行政二分说为起点、以官僚制为主要理论模式的传统公共行政过分强调行政的事务性、技术性和价值中立原则。这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效率所在,也正是其缺陷所在。因为公共行政不仅是理性管理的领域,而且是价值追求的领域。为了克服官僚制的缺陷、纠正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伦理失范现象,其根本方法是把价值因素及实质理性引入官僚制,进行公共行政的伦理建设,实现人类社会公共行政的伦理化和道德化。     

复杂性与公共行政的重构

复杂性是现代公共行政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杂性理论对既有公共行政理论的分析概念和研究议题进行了重构，使其更能解释复杂公共事务的治理逻辑。复杂公共行政的研究既有助于重新理解复杂的行政环境，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组织的变革或政策过程。复杂公共行政的研究是对治理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它拓展了对多主体能动性特征、关系网络的形态、“微观-宏观”机制方面的理解，并为治理行为的发生寻找到了意义框架。复杂性理论在诸多立场上与后现代主义公共行政是一致的。建构一种复杂公共行政的分析范式，对于丰富和发展公共行政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公共行政学内涵再定位——基于学科交叉视角的分析

自威尔逊以来关于政治-行政二分法争论的意义在于,划清政治与行政的界线以便为公共行政学寻找赖以存在的基础。从争论的过程看,政治与行政的划分并不能有效实现,因此不能很好地为公共行政学提供理论基础。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管理似乎是公共行政的核心内容,这是政治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因此,合理的推论应该是,公共行政学应该是政治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所以,公共行政学在理论基础似乎不是从政治-行政二分法中寻找,不是从其与政治学的决裂中寻找,而应从政治学与管理学的结合中寻找。     

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刍论

首先对“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这一学术概念进行分析 ,指出西方公共行政范式传统上的分野。在此基础上 ,着重考察了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的产生及其危机 ,批判了理性崇拜、“三权分立”学说的权力概念的缺陷 ,及其对效率、民主等的损害 ,论证了新公共管理兴起的必然性     

公共行政的对话模式

在20世纪末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中,多种民主行政的理论构想涌现,其中包括对话模式.这一模式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强调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拥有理性的民众参与商讨的重要性.该模式批评官僚制范式下只有少数人掌握话语权,也指出了社群主义者所提出的话语模式缺乏组织和混乱无序的弊病,认为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应当构建一些人的对话.总体上看,公共行政的对话模式肯定了公民直接参与行政过程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对话参与的设计,在理论上贡献很大,但它不具有现实性,缺乏有效的制度举措来实现其理论主张.     

重新认识公民和国家--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公共行政学走向

公共行政学从前范式阶段(伦理行政时期)进入正轨以来,主要经历了官僚制范式和民主制范式两个时期,现在的一切研究不外乎这两种范式的混合.民主行政范式在部分地松解了官僚制"牢笼"时,并没有使自己变成完全自由的.本文试图对建立在官僚制基础上的民主制范式进行一定的改革,主张对公民和国家问题进行彻底的反思,进而提出用"伙伴关系"取代"公民身份"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元分析单位,在此基础上,以自治社群为社会管理的根本重构公民与国家间的关系.     

探讨公共行政学的发生史

公共行政作为政府治理社会的一种方式,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物.研究公共行政的发生史,可以发现,美国立国后的政治民主与行政集权之间的争论是一直存在着的,然而,这两个方面的观点在逻辑上都导向了公共行政的产生.在公共行政的具体发生过程中,还可以看到英国的经验所发挥的影响,特别是密尔在自由主义的思路上对行政的关注,显然对公共行政的理论自觉产生了重要影响.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既是公共行政及其学科发生史的终结,也是公共行政及其学科自我建构的起点.     

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论韩国公共行政民主化的过程

当今社会 ,民主已经或正在取代效率而成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基础 ,民主化成为世界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自 1 948年以来 ,韩国的公共行政改革一直在民主化的道路上曲折前进。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 ,韩国的公共行政民主化在本质上属于强制性和外生式的制度变迁。国内民主力量与官僚之间的斗争 ,以及美国式民主观念与传统的儒家文化之间的斗争 ,不仅决定了韩国行政民主化的进程与特点 ,而且左右着其未来的发展     

路径依赖:地方大学制度变迁的阻碍与突破

基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研究视角,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工具,在梳理建国后大学制度变迁基本历程的基础上,从国家理论下的强制性变迁,产权理念下的法人制度变迁,现代教育经济意识形态推进制度变迁三个层面,研讨我国地方大学制度变迁成因,分析地方大学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行政化模式特点与阻碍效应;着重从大学学术价值与大学精神回归,确立学术权威与学术标准地位;形成外部公共管理的行政关系,构建内部服务型行政体系,实现去行政化;与建立开放的公共选择机制,形成大学公共治理的格局层面探讨路径依赖的化解之道。     

对解制型政府治理模式的理性思考

解制型政府是政府治理的新范式。其基本内涵是放松政府规制,使政府的活动更具有创造力、效率和效能。其基本内容是接受官僚制的层级节制,主张强化高层决策者和行政文化在管理中的作用,赋予官僚机构更强的决策角色,强调公共利益通过束缚较少的政府来实现。结合我国实际,思考解制型政府治理范式,一方面要变管制行政为服务行政,另一方面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在现代公共治理的视野中,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和公共治理的和谐。其中,公共治理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加快推进政府转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策,借鉴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先进经验,建设一个适应我国国情的服务型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服务型政府是亲民政府、阳光政府、创新政府、法治政府和电子政府的统一。建设服务型政府,应该遵循从行政理念、行政程序、行政机制、行政规则、行政技术手段上进行变革与创新的有效路径。     

行政参与权对新型行政法律关系的构造

参与式行政是当代公共行政兴起的新的行政模式,赋予行政相对人行政参与权是参与式行政的根本标志。行政参与权改变了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地位,重构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转变了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目的,变化了主体双方权利义务的存在方式,形成了新型行政法律关系,亦即参与式行政法律关系。     

WTO下的政府转型与公共行政

行政应当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 ,行政定义中的国家行政的权力意识应当弱化 ,而向以公共性为最本质特征的公共行政靠拢。同时 ,公共行政作为政府转型的目标 ,也依赖政府在政府义务、行政规则、行为方式和行政手段四个方面的转变     

论如何培养高校科研管理队伍的创新素质

高校科研管理队伍创新素质建设的滞后是制约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创新的根本要素之一。从市场经济、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的角度指出了培养高校科研管理人员创新素质的重要意义,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了创新素质培养的途径。     

宋朝的乡役与乡村"行政区划"

两宋乡役是与乡村"行政区划"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的一个历史专用名词,它不仅体现为皇权的"神经末梢",同时也是具有以民治民的"民治"意味的乡村管理体制,但却不是一级完整的行政区划,更不能称之为一级行政机构。这是由"职役"制度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它既体现有"职"的成分,也含有"役"的成分,二者构成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官僚制视角下的中国司法管理

将我国司法管理的现象与官僚制的特征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的司法管理,无论观念上、制度上或者实际运行上,都与官僚制的特征有惊人的相似;官僚制在我国司法管理体制中的发育程度相当高。本文通过对科层型司法组织和协作型司法组织两种组织结构模型及其与意识形态和诉讼程序的关系、官僚制与合议制的区别两个方面,论证了官僚制在司法管理中的不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