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与关帝信仰的形成

关帝信仰的形成及传播和《三国演义》有很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1．关帝集忠勇孝悌、仁义礼智廉耻信等传统美德于一身的神格品德,不仅源于历史上真实的关羽,而且更多的是源于罗贯中按照儒家传统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以及独特的文学审美观而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2．关帝卧蚕眉、丹凤眼、赤面长须、手提青龙刀、坐骑赤兔马、左关平、右周仓的神明形象也与历史上的关羽不一致,而是来源于《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3．随着《三国演义》的刊行和传播,关帝信仰也逐渐从中原传播到汉族以外的蒙、满、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并且越过国界在朝鲜、日本、越南、缅甸等周边国家,以及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和大洋洲,均有重大的影响。     

清代大同府关帝信仰考略

清代大同府关帝祭祀以五月十三最为普遍。一方面源于明嘉靖国家祀典定制,另一方面亦与民俗节日有关。对关羽的称谓亦有所差异,如关壮缪、关王、关帝、伏魔帝君、关圣等,原因即在于中国历朝历代对于关羽都有不同的封号。大同关王庙是本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关庙之一。关帝庙会多在每年祭祀时举行,流传于近世的有两个庙会。     

信仰与道德

中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信仰危机,在了解了信仰的形式、特点、作用等相关内容后要总结危机产生的原因,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争取重建信仰,并使之为我们的道德建设服务。不过道德信仰也要讲究一个度。     

人生信仰与道德信仰

人生信仰以人生观为基础并通过人生观体现出来,人生观的核心是人生价值观;道德信仰是对道德价值目标的认定,而其认定过程就是人生价值的体悟和思考过程;人生信仰的确立、人生观的形成、人生价值的体悟和道德信仰的产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过程,人生信仰与道德信仰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诸葛亮崇拜与古代蜀汉地区的民间信仰

对诸葛亮的崇拜和祭祀是古代蜀汉地区一种突出的历史民俗现象，其表现特点是祭祀葛亮民间活动出现最早，历时最长，官民共祭以及传说神异化，崇拜民俗化等。主要原因除了蜀汉地区诸葛亮治武功留有巨大影响外，还与蜀汉长久而浓厚的道教信仰风气，四川，汉中盆地封闭型地理环境与西部内陆地区农耕化心理有密切关系。诸葛亮崇拜反映了蜀汉地区民间仰的古性，封闭性与发展变化的缓慢性。     

和谐社会与道德信仰

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中蕴含着道德信仰的内容。社会和谐不单指社会秩序的稳定,更意味着人们对这种秩序的心悦诚服,并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心理上的和平与安宁。从物本角度来诠释和谐社会容易将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相混淆。和谐社会有外在和谐与内在和谐两个不同的层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追求更高级的持久的和谐。社会主义道德信仰的弱化已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精神阻抗。     

试论道德变迁视域中的道德自信与道德信仰

深入阐述了有关道德的3个基本概念,即道德自信、道德信仰与道德变迁;认为应在准确把握道德变迁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道德信仰与道德自信;道德信仰的重心应是道德价值、道德精神与道德规律等;道德自信应是一种具有包容开放、与时俱进、自我批判等精神品质的道德自信。认为应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以适应现实社会道德发展与道德建设的需要,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顺利进行。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道德信仰与道德教育

道德信仰的生成涉及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人格等方面，道德认知是基础，道德情感能推动道德心理需要向道德意志和行为转化，道德人格的形成标志道德信仰的形成。在道德教育中，主要应该纠正错误的道德认知，培育道德情感，历练道德意志，同时将幸福观教育与道德信仰教育相结合，为道德信仰的形成提供精神动力。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豫北地区水神信仰的变迁研究

历史上豫北地区水系复杂,古黄河、漳河、卫河等时常泛滥或改道,故此时期的水神信仰多以河神为主。宋末,黄河逐渐改道南流入淮,豫北局部地区的水环境发生了变化,此后气候渐趋干冷,形成了龙王占据主流的水神信仰。人们通过神灵信仰寻求心理慰藉,祈求安澜生活。豫北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影响了其水神信仰的变迁,形成了多元的水神信仰体系。     

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

北宋士大夫在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过程中表现出独特文化和精神风貌 ,形成了独特的“士大夫政治”。这种政治的形成与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宋学的形成有紧密的关系     

德治：道德信仰之治

规范性德治的整齐划一决定了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诸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德性的建立要以对道德绝对命令般的信仰和感情为前提,所以德治首先应该是道德信仰之治。现代道德价值的多元性决定了道德信仰之治不是整个社会道德信仰的一致性,而是个人道德生活的同质性,即道德价值信仰的多元化。     

道德灰色崇拜:我国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面临的新问题

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着一种排斥道德善恶标准、主张走中间道路 ,奉行黑白色 (即善恶 )混合的道德价值观 ,即道德灰色崇拜现象 ,这一现象已影响到社会文化进步和经济发展建设。重视道德灰色崇拜现实的存在 ,建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伦理道德价值观 ,改善社会道德教育 ,成为当前我国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     

从私祀到官祀:明代佛山北帝信仰的地方性与正统化考察

自古以来,佛山民间信奉的鬼神多,而供奉鬼神的庙宇就更多,众多的庙宇自然就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私祀乃至淫祀。民间私祀的存在使得基层社会与国家之间在信仰领域里的正面冲突相对较少,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缓冲地带;而当民间私祀对传统社会的基层统治秩序产生威胁或有可能颠覆正统理念时,代表国家的基层组织就会加以干预、纠正,甚至奏请禁毁。在明代"禁淫祀、毁淫祠"的政治大环境下,佛山地方官绅为了保住祠、庙合一而又供奉着北帝的祖庙,进行了一系列的借助传说并将之附会于北帝神的造神运动,最后成功地使北帝信仰由佛山地方性的淫祀、私祀上升为正统化的国家官祀。     

两宋士风述论

中国历史在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形态呈现出与前代社会不同的世相,引起了巨大的士风与世风的扭转,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宋代文人士大夫由盛唐时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精神的弘扬,为国家效力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空前强烈;他们重义轻利,隐逸独善;同时,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开始肯定工商业的社会价值,工商皆本的功利主义风习盛行,并对当时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在两宋之际与宋元之际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士林风习也有奔竞、华靡和苟且的突出表现。     

舟山与东北亚的船神信仰

从历史文化与地域的视角着眼,探索舟山渔区与东北亚韩、日诸国渔民的船神信仰及习俗的源由、特征、异同和发展规迹。     

北朝妇德教育暨事迹考述

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时期。少数民族倾慕中原礼乐,接受汉化,儒家思想文化得以广为传播,其中儒家妇德理论对北朝妇女亦产生影响。汉族士人诗礼传家;鲜卑贵族延师受教,流风所及,下层妇女亦受熏化。妇德典范事迹,政府奖掖表彰,正史有书;懿德贞行,后人崇仰,墓志有赞。     

漕运兴废与水神崇拜的盛衰——以明清时期徐州为中心的考察

人们对水及其载体河、湖、海等有着天然的敬畏,在水患肆虐的地方更是如此。明清时期,因黄河及运道过境徐州,所属州县内水神崇拜甚为流行,各路神灵被纷纷搬上祭台,甚至武圣关羽、门神尉迟恭都被奉作水神,既说明徐州所属州县水神崇拜之盛,同时也显示了人们对水患的无奈。随着洳河开挖及黄河北徙,徐州漕运中枢地位急遽衰落,导致各种水神崇拜和祭祀活动也随之湮灭不存。本文从地域水环境变迁角度对水神崇拜的盛衰进行了研究。     

历史时期洪洞水神信仰问题初探

历史时期的洪洞、赵城两县,因霍泉之利、旱灾之扰而长期存在着水神信仰,承载者就是霍山脚下的霍泉水神庙——明应王庙,从唐代建庙以来,一直受到由官府到百姓的正式崇祀,发挥着祈求风调雨顺、维护水利秩序、实施有效社会控制等方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