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与民本--两汉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

与其说“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不如说“民本”与“人本”的相互结合才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真正特色，因为“人本思想”不仅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出发点，而且是“民本思想”的思想基础之一，两汉时期的社会实践与汉魏之际的思想转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儒学在古代越南的传播与发展

古代中国儒学传入越南的时间今已不可确考。汉武以降,儒学不断传入越南。越南陈朝时期,儒学也有较大发展。黎朝时期,统治阶级大兴儒学。阮秉谦的思想糅合了儒家学说和老庄思想。黎贵被称为越南的"王安石",在哲学上接受中国宋儒的理气说的影响,在政治上受儒家民本和老庄思想的影响。阮朝时期,越南在思想上偏重于提倡儒学。此时,越南文人学士不仅继续学习中国的儒学,而且研究儒学也较历朝大有进展。越南华侨在传播发展儒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传统儒学不可能导向民主法治

儒学思想的核心是“内圣外王”,它基本上是道德哲学,导引不出近现代民主法治的政治观念;儒学之“重民”、“惠民”的民本思想,与“主权在民”的近现代民主观念根本不同。     

论朱舜水的实学思想

被梁启超誉为清初五大师之一的朱之瑜(字鲁璵、号舜水、浙江余姚人。1600——1682)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史上的一位重要实学家和中日儒学交流史上的一位大师。朱之瑜的实学思想的基本特质是注重“实学”、“实理”、“实政”、“实功”、“实践”。这种思想,对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朱之瑜继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提高到改革社会的政治高度,赋予它具有民主性的“重民”,“利民”、“爱民”     

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现代的以民为本

传统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商至西周时期,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与近代社会之中。现代民本思想产生发展于20世纪初期,与传统民本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是又与其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它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指导思想中。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现代的以民为本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对“民”的认识的思维方式的转变。传统民本思想和现代以民为本思想的共同点是:二者都重视民众的作用,都是对“官”提出的要求,都是为了富民。传统民本思想和现代的以民为本思想的本质区别在于:两者都注重民众的作用,但其目的不同;实现利益的主体不同;“官”与“民”的群体性划分的实质不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正是现代以民为本思想的本质和特征。     

从“民本”到“民学”：“民”思想研究再展开——以《尚书》为中心的探讨

“民”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关注的核心主题,内涵极为丰富。近代以来,在西方人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影响下,我们以“民本”重新审视古代“民”思想,形成了固定的民本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很好地深化了“民”思想主题,从纷繁复杂的古代“民”思想中提炼出了民本、君本两大主题,但同时“民”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也受到了遮蔽,即那些既不符合民本,又不符合君本的“民”思想便被忽略了。因此,要想呈现古代“民”思想的完整风貌,我们需要在“民本”基础上,扩大研究视角,推进“民”思想的再研究。“民学”于此是一个可能性的尝试,它能够从整体性视域将民本、君本以及其他关于“民”的论说连贯为一体,使古代“民”思想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学说。     

清朝时期中国儒学对朝鲜的影响

朝鲜是一个对中国儒学十分尊崇的国度。清朝时期,中国儒学对朝鲜的影响颇具特色,突出地体现于有清一代朝鲜统治者所提倡的“感戴皇明”的社会风尚以及在“尊王攘夷”的中国传统儒学的影响下,朝鲜完成了由被迫向清称臣纳贡到心甘情愿地做清藩属的历史过程。关于清朝时期朝鲜“感戴皇明”的原因,前人多简单地归结为“壬辰再造之恩”,却忽视了隐藏在这一表面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强调“三纲五常”、主张“尊王攘夷”的中国儒学是朝鲜对“皇明”的“感戴”能够历清一代,经久不衰的强大的精神支柱与思想基础,是朝鲜“感戴皇明”的深厚的文化背景。朝鲜对清政治立场的转变固然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根本的起决定性的原因则是清文化的日益进步。     

析同光清流的思想倾向

同治末光绪初 ,清中央政府内部崛起了一个自称“清流”的派别 ,他们试图通过强调儒家传统意识形态和道德观 ,参与内政外交的决策。但是 ,他们对传统的维护和对儒家意识形态的坚持都是不完全的 ,随着应用于具体情境的不同需要而发生变化 ,造成他们思想外观上的复杂和矛盾。同光清流将儒学“术用化”这一思想倾向是戊戌变法前期张之洞所提出的“中体西用”说的前奏 ,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心态转变必经的一环     

关于民本思想几个问题的再思考

我国传统民本思想是以天人感应理论为基础而产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的地位，但同时也带来了奴役中国人民两千余年的“政权神授”理论。传统民本思想的“民”，是一个仅包括农业生产者的整体概念，古代思想家们肯定民众的整体价值时，也否定了“民”的个体。民本思想由于种种局限，非但未能转变为近代民主思想，还阻碍了近代民主思想的到来。     

从《易》到荀子看“文”之观念的衍化

《易》是上古之书,其中保存大量珍贵的思想材料;《荀子》是战国末叶之作,是一部总结先秦儒学思想发展的典籍。欲研究上古哲学,必《周易》无疑;欲管窥春秋战国儒学之集大成者,非《荀子》莫属。若疏理出从《易》至《荀子》有关“文”之观念的发展转变,可以说是总结了先秦时期对于“文”的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     

儒学关联于民众生活的现实载体

儒家思想的核心 ,是一种具有教化意义的文化理念。它因任社会生活和民众生活的样态、形式而始终与之保持着一种相切互成的关系。现代以来 ,儒学与现实政治制度的解构 ,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现代儒学和传统研究完全被纳入西方式知识化、专业化的教育体系 ,退居学院化知识性一极 ;而以经典诵习为内容 ,以立志成德、敦民化俗为目的的儒学教育 ,已丧失其寄身之所 ;作为中国社会民众生活样态的传统礼仪礼俗 ,遭到严重破坏 ,不再具有它在自然历史因革连续性中承载完整文化信息的作用。儒学失去了它与社会民众生活之关联的载体。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民众生活“无靠”而理论“游谈无根”的状态。重建文化理念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 ,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在这一点上 ,传统儒学之关联于民众生活的方式 ,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民本法律思想探析

先秦儒家继承了中国上古时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并且将其发扬光大。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民本思想在政治法律思想中既有延续,又存在制度中的缺失。儒家民本思想包括:一、"民"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和基础;二、教育是使"民"转化为"仁"的必由之路,其中"仁"又是一个社会达到和谐、自制的保证;三、儒家民本思想贯穿两千年的中国封建政治,使得中国的君主专制得以缓解。儒家民本思想是儒家"仁政"理想的实践。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东亚比较思想史的视野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吾道一以贯之”解释的主要观点是 :多数日本儒者将孔子的“道”界定为社会政治意义的“道”,是经世济民之道。对“一以贯之”的解释要点是 :“贯 ,统也”;以“仁”释“一”;从伊藤仁斋开始 ,德川时代儒者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部分地体现日本儒者采取“即存在论本质”的解经方法 ,呈现极其强烈的反宋学思想倾向 ,尤其以朱子学为主要攻击目标。韩儒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则因袭多于创新。从中日比较思想史视野来看 ,日本儒者对宋学的批判并未切中要害 ,因为他们并未进入宋儒之孔学诠释中的两个哲学问题 ,这就是“心与理之关系”以及“个体论或整体论之方法论问题”。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试论党的为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坚持和传播着为民思想。这一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述和内涵,充分体现了党的宗旨的一致性和为民思想的一脉相承。     

晚明"狂禅"考

"狂禅"一词在晚明及以后尤其在清代,屡屡被提起,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唐宋以来的五家禅,其二是指晚明思想界的一股思想潮流.综合考察,狂禅使用最多的是用来指称晚明思想界所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思想潮流,它突破了程朱理学所要求的思想和社会规范,对晚明及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股思想潮流的主要特征是以禅证儒,以儒入禅.     

论新儒家的民主理论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儒家便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新儒家在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过程中选择了民主作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核心工作。民主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在制度层面上,古代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无法摆脱一治一乱的循环局面,要打破这一局面,唯有系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在文化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民主思想的因子,而只有发展民主制度才能使人们真正树立起其道德主体的地位,儒家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新儒家剥离掉传统制度而强调心性之学的重要性,认定中国文化为一活的"客观的精神生命",这正是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的根本所在。     

儒家文化与藏族

在汉藏交往史上,儒家文化曾经对藏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儒家伦理的普世性倾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儒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思想主张符合藏民族需要的结果;是儒家文化本身的亲和力倾向对藏民族产生强大吸引力的结果;是中央王朝为维护其统治向藏民族灌输和渗透儒家思想文化的结果;是藏民族在其文明发展过程中,自身向中原文明靠拢的结果;是汉族民众在与藏族民众长期的民间交往过程中,促使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直接在民间产生影响的结果。     

儒家和谐思想与和谐校园建设

借鉴儒家和谐思想,可以为建设和谐校园提供重要思想资源。构建和谐校园应该继承儒家的忧患意识和人本意识,需要运用“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以及“执两用中”的实现路径,需要融合天人、义利、理欲三方面的矛盾冲突。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