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综合效应评估及政策创新

陕西移民搬迁肇始于2011年,兼顾生计、扶贫和生态等多维目标,是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策源地”。其后10年间,通过“十二五”时期的避灾搬迁、生态搬迁和“十三五”时期的易地扶贫搬迁,陕西共316.09万贫困人口摆脱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现实困境。面向乡村振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团队通过广泛的国内外合作研究,深入探讨陕西易地搬迁地区生态与搬迁农户的福祉问题,于2011、2015、2019、2021年在深度贫困与生态脆弱相互交织的陕西地区开展搬迁专项调查与政策评估,探索建立了评估搬迁政策的概念框架、创新路径和科学方法,探究解决家庭人口动态性与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困境、生计与生态系统耦合等复杂问题的新路径、新方法和新模式,形成了中国情景下的解决方案和推广案例,在科学创新研究、政策实践推动、国际交流发声等方面开展了相关工作。第一,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效应评估。梳理了可持续生计相关理论及应用,围绕生计资本、生计策略、贫困脆弱性等对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模式展开全面探讨。研究发现：农户搬迁后生计策略的变化基本上契合政府所倡导的农户生计方式向非农转型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变化更多地...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要"搬得出",更要"稳得住",而生计可持续性发展是移民"稳得住"的保障。本文利用熵值法,通过构建可持续生计评价体系调查巴马瑶族自治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将研究对象分为已搬迁移民、欲回迁移民、未搬迁移民三种类型,并分析其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化情况,然后分析家庭结构、安置方式与迁入地区对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搬迁后已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整体水平提高,而欲回迁移民与未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则略有下降;不同的安置方式移民对生计资本增长率的影响程度为:有土分散安置>有土集中安置>无土集中安置,搬迁到乡镇的移民比搬迁到县城的移民生计资本增长快;未搬迁移民未搬迁的主要原因是其家庭的经济能力不足、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低谋生能力较弱以及生活成本高等。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重视提升移民的人力资本;按照移民致贫原因和特殊需求实施移民计划;要实现移民的空间转型和社会转型同步,以扶贫而非搬迁为重点;需要从无土集中安置为主的非自愿移民模式,转向以就地就近扶贫安置为主的自愿移民模式。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搬迁农户选择了什么样的生计恢复策略。基于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有着负向的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模式与 农户生计资本变动

集中安置移民相比分散安置移民的生计资本总量显著增加。其中,移民物质和社会资本显著增加,自然资本显著减少,且物质和社会资本增加量大于自然资本减少量,而金融和人力资本增加量没有显著差异。安置点选择、家庭非农就业占比会显著影响移民生计资本,进而对搬迁减贫效应产生显著影响。据此提出,易地搬迁要完善安置区基础条件,增加移民社会资源禀赋,加大就业扶持和产业发展,调整土地、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以保证移民生计可持续性发展。     

易地扶贫搬迁情况分析与思考

基于中西部8省(自治区)16县2 019户建档立卡搬迁户问卷调查数据,对建档立卡搬迁户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建档立卡搬迁户生存环境较差,收入水平偏低,生产和生活不便且开发难度大,饮水困难、不安全现象突出。因生存性困难或发展性困难而需要搬迁的农户比例为92.67%,暂时不需要搬迁的农户比例为7.33%。建档立卡搬迁户搬迁意愿强烈但仍有疑惑,且有部分搬迁支付意愿。现有政策能够基本满足人均住房面积的要求,但对后续政策的需求强烈。建议加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宣传工作,易地扶贫搬迁要根据轻重缓急分类施策,搬迁方式需要符合贫困家庭的生计能力,在严格控制标准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住房建设,加强搬迁后的后续扶持政策。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现状及对策——以昭觉县M社区为例

“十四五”规划强调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保障移民后续生计安全,如何增强移民的可持续生计成为了重点。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通过实地调研,分析M社区搬迁前后移民生计资本的状况,探讨移民后续生计发展问题。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后,移民的生计资本提高,生计状况有所改善,但仍存在移民就业持续性差、移民主体内生动力匮乏、安置区产业尚待发展等生计风险。为此,主要从发展人力资本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提高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     

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成效、经验与展望 ——以广西来宾市A村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消除贫困和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对广西来宾市A村进行个案调查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取得重大成效,实现全部脱贫,得益于扶持政策的可持续性、移民融入的稳定性、制度系统化形成的政策合力等.为了更好地巩固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成效,推进乡村振兴,政府应当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加强就业和创业扶持,增强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以实现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要时刻关注移民的动态,解决移民社会不适应问题,重视社区文化重建,以实现新型农民塑造与塑造新的环境的互动与良性转化;完善易地移民搬迁各项制度以形成政策系统合力,保障移民能够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成效、经验与展望 ——以广西来宾市A村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消除贫困和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对广西来宾市A村进行个案调查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取得重大成效,实现全部脱贫,得益于扶持政策的可持续性、移民融入的稳定性、制度系统化形成的政策合力等.为了更好地巩固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成效,推进乡村振兴,政府应当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加强就业和创业扶持,增强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以实现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要时刻关注移民的动态,解决移民社会不适应问题,重视社区文化重建,以实现新型农民塑造与塑造新的环境的互动与良性转化;完善易地移民搬迁各项制度以形成政策系统合力,保障移民能够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主观幸福感模糊评价——基于1 250个搬迁农户的实证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是“十三五”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目前,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全部搬出,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目标,而农户是否由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陕南三市1 250个农户数据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考察搬迁农户的主观幸福感现状。以因子得分系数为权重计算隶属度并与模糊集运算的标准交、弱交、标准并及简单算术平均、加权平均等五种加总规则求得的隶属度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8个子系统的初级指标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补偿关系。进一步计算显示,农户生活满意度综合得分处于“一般”偏上层次,其中社会资本得分最高,参与权实现的满意度最低。最后,通过象限图考察8个子系统的满意度及其重要度分布,结果显示：搬迁安置房状况和政府公共政策是提高搬迁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参与权实现、经济状况和工作状况是阻碍其生活满意度提高的重要原因,这几个方面应该成为提高后搬迁时期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着力点。     

空间变革下的生计策略与养老保障 ——基于易地搬迁老年移民养老方式的考察

易地搬迁作为国家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旨在通过行政手段有计划地实行移民搬迁以解决“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区发展困境。易地搬迁中的老年移民因健康状况、文化程度、语言能力、生计方式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在安置地面临着更多困境与挑战。在市场化与新型城镇化渗透的后乡土社会,搬迁老年移民不仅面临着新家园的社会适应与融入问题,还面临着生计方式、代际支持与养老模式的变动。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与搬迁上楼后远离土地的现实,移民社区空心化现象严重,老年移民脱离土地和代际支持而转向追求自我保障和社会支持的养老策略。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使养老空间逐渐进入从家庭到自我、家庭到社区、社区到社会的衍变与扩展。因此,需要拓展老年移民收入保障渠道、完善老有所养的社会保障政策和服务体系、建立阻断返贫的监测机制与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实现对老年移民脱贫致富的共建共享,促进老年移民的养老保障与社会融入。     

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述评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脱贫的主要方式之一。伴随30多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实践,出现了大批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回顾和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过程、实施安置、移民的后续发展和效益评估4个方面。这些文献为当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后续研究应在发展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机制和政策、改善和提升易地扶贫中的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制定有针对性的后续脱贫发展措施和探索将易地扶贫搬迁与长期区域发展规划有效结合等4个方面有所拓展。     

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分析——兼论农村的扶贫现状

利用五省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村扶贫的现状及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主要的致贫原因是患病。现阶段,农民普遍认为所在村贫困户的选择和扶贫项目的安排比较合理,并且村及户层面的扶贫效果都比较好;但同时,有约12%的农民对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不太了解。进一步,建立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二元选择模型,发现:所在村贫困户选择是否合理、扶贫项目安排是否合理、人均纯收入水平、年龄、是否患有大病、是否参加村委会选举、生活污水是否通过管道排放,是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重要因素。从扶贫政策相关因素来看,农村贫困户的选择越合理,到村的扶贫项目安排得越合理,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的评价就越高,说明未来精准扶贫政策应该在扶贫资源合理、准确配置等方面继续发力,以进一步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成效,实现国家扶贫脱贫战略目标。     

基于AHP-熵权法的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益评估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旅游扶贫已成为民族地区一种全新、高效的扶贫方式,科学评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益已成为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基于AHP-熵权法,遵循全面性与典型性、目标一致性及科学实用性原则等,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保及精神文化等4个效益维度构建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益评估体系,进而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对各指标进行主、客观组合权重确定,并运用综合指数法实现效益综合测度,最后,从评估指标权重及效益评价得分2个角度进行系统剖析。这不仅科学衡量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诊断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对策建议,以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效益。     

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的构建

农民合作社具有与生俱来的益贫性,发展合作社是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我国农民合作社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健全规范阶段,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异化问题,特别是对贫困农户相关权益排斥性问题突出。构建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需要在有效克服农民合作社组织机制、扶贫机制和产业扶贫机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从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贫困农户互助机制、合作社间合作机制、政策构建等方面进行创新。     

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演进与创新路径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对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政策网络理论梳理其演进过程后发现,府际、生产者、专家网络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搬迁形式呈现出从移民自主开展到多方协同合作的总体特点。目前,该政策在资金支持、组织领导、政策体系与保障力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存在瞄准失焦、执行偏差、衔接缺乏、力度不足的问题,需要各网络主体通过形成共同价值选择、推进多元协同行动、实现体系优化来推动政策创新。     

新贫困陷阱:少数民族地区信贷扶贫政策反思

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家庭因其落后的家计模式导致深度贫困,而消费的现代化滋生家庭信贷需求。信用社的信贷扶贫政策创新为农民贷款提供了便利,然而,贫困户因其实物经济的生产方式与信贷经济货币化特点不适配、不固定收入与信贷固定支出不适配、农民家庭低积累和信贷高额本息的体量不适配,导致部分贫困家庭因无法按期偿还本金,通过“利息养本金”的方式不断追加债务,陷入新贫困陷阱。对此,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工作应该通过激发家庭发展能力、教育农民观念而实现家庭积累;同时完善信用社贷款政策,控制农民因信贷致贫的风险。     

运动型治理视野下易地扶贫搬迁问题研究———基于西部地区X市的调研

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易地扶贫搬迁,对于减轻生态压力和贫困人口的减贫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是中国扶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脱贫攻坚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成为精准脱贫“五个一批”的维度之一,承担起1000万贫困人口脱贫的任务。 此次易地扶贫搬迁“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冶的特征突出,凸显出较为典型的“运动型治理冶属性,这一治理方式与常规治理方式相互作用,表现出对“搬得出”的短期目标的高度有效性,但是在“稳得住、能致富”的长期目标上存在着一定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以增强这一治理方式的社会有效性。     

易地搬迁破解深度贫困的精准性及施策成效

加大对深度贫困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力度是破解深度贫困的重要之策。粗放搬迁、安置包办、只搬不扶等政策偏差,降低了搬迁脱贫的精准性及施策成效。采集秦巴山区易地搬迁村户的样本数据,对不同贫困深度村户的搬迁意愿与脱贫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贫困深度与家庭特征不同,村户易地搬迁意愿不同;包揽式、唯补贴的搬迁安置方式,忽略搬迁对象的贫困深度及其脱贫需求差异,容易降低脱贫成效,形成“救济陷阱”;相比补贴安置与政策救济,搬迁后生产与就业的接续是脱贫的根本之路。因此,应实行差异性的搬迁规划引导政策,瞄准村户的搬迁安置需求进行精准的安置帮扶;设定安置补贴的有效区间,优化搬迁考核评估;着眼于“脱贫”,开展搬迁安置帮扶,以“减贫”定搬迁、谋发展。     

论新时期我国扶贫思想的形成及实践

目的/意义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分析农户健康和公共卫生系统等因素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为保障“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脱贫稳定性提供理论依据。设计/方法利用2016年的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以世界银行宣布的贫困线为标准,基于精准扶贫视域,从是否贫困、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三个指标测度减贫状况,并运用logit和t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医疗支出比重、健康状况与自来水使用状况等因素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结论/发现医疗支出比重对是否贫困、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农户健康情况对是否贫困具有负向影响,自来水设施使用情况对是否贫困具有负向影响。医疗支出占比过高是贫困农户家庭贫困程度加深的重要原因,农户健康的身体状况是农户摆脱贫困的保障,良好的公共卫生系统有助于提升农户的健康水平,增强农户摆脱贫困的能力。     

关于易地搬迁扶贫问题的调查思考

贫困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发展社会经济时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为解决贫困问题, 我国根据不同的贫困类型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如易地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其中易地搬迁扶贫是针对资 源约束型贫困问题提出的扶贫措施。以四川省三个县、一个市为样本进行实地调查,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开展：易地扶贫搬迁 的安置、原有耕地资源处置及新的配套耕地、农民就业及收入来源、政府的后续扶持政策。从中发现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主 要存在几方面问题：政府在易地扶贫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度低;土地存在废弃的现象;产业存在同质化现象, 发展后劲不足;部分搬迁群众存在依赖思想。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