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下的国家利益博弈: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修订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是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又一个被美国要求修订的重要协议。从协议修订的内容上看,"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改动并没有像"美墨加协定"那么大。这也反映了美国要求修订"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真正动机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贸易赤字,也有美国国内政治博弈和转嫁国内经济风险、缓解社会矛盾等更深层次原因。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修订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基本国策下,采取单边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态势,对已经与美国签署或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贸易协定带来不好的先例。面对美国的经贸单边主义政策,中国也应积极探索中美贸易摩擦的解法,在通过战略经济对话稳定中美关系的同时,也要继续推动自主开放与经济改革。     

韩国加速推进FTA战略

韩国积极推进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把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扩大贸易、扩大市场,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在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战略中,与美国缔结自贸协定是韩国的重点对象,通过艰难谈判,在两国政府的授权下已达成协定。与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难以达成共识。与印度、欧盟等国将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达成协议。韩国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韩国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但有利于促进东北亚地区和中国经贸关系持续发展。     

论新近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规制合作的不同路径及中国选择

全球价值链下,国内规制差异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的壁垒。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国内规制壁垒的解决具有局限性,其自身发展也面临困境。在发达国家推动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CP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EEPA)、《美墨加协定》(USMCA)等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近年来先后达成或取得进展。这些代表性的新近大型自由贸易协定引入了规制合作机制,注重多元目标的平衡,以"良好规制实践"为核心规则,采取实验主义治理,形成了规制合作的新范式。在实现规制合作的路径上,这些协定分别采用了引导式路径、协调式路径和强制式路径。中国在未来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应灵活选择合适的规制合作路径: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规制合作谈判应慎用强制式路径,可以接受引导式路径,优先选择协调式路径,并设计合适的规制合作规则;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制合作谈判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软法形式倡导"良好规制实践"。     

日本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背景与展望

日本与欧盟决定发起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日本与欧盟酝酿自由贸易协定是日本欧盟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带动下、在各自实施对外贸易战略指引下,各自发展自身经济需要的产物。日本和欧盟互为对方重要的经贸伙伴,但近几年由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等因素,日本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有所下降。为了提升双方的经贸关系,日本与欧盟希望借助自由贸易协定解决双方之间的经贸障碍,这对双方的经贸关系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日本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提升日本实施FTA战略的地位。     

日本FTA/EPA的新进展、问题及其对策

2008年以来日本新生效、新签署的EPA继续增加,正在谈判和正在研究的FTA/EPA也有所进展.不过,到目前为止,不管是从签署协定的数目来看,还是与欧美及其他国家相比,日本FTA/EPA的进展都尚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为此,日本政府在加快双边自由贸易、推进东亚和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的同时,还通过农业改革和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力争消除贸易自由化的最大障碍.     

中国-新西兰FTA与中国-澳大利亚FTA比较研究——兼论中新FTA的升级路径

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是我国迄今签署的高水准双边FTA之一。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经济结构相似,2015年12月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的正式生效,使2008年就签署实施的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面临巨大升级压力。为深入了解中新FTA和中澳FTA的开放差距,本文基于两个FTA协定的具体条款,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进而提出未来升级中新FTA的政策建议。     

新型跨区域主义的重要一环:日本—欧盟EPA/FTA初探

2013年3月正式启动的日本一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由贸易协定"(EPA/FTA)谈判是新型跨区域主义的重要一环。日本和欧盟的主要利益诉求分别针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规制改革和规制融合是双方的共同目标和利益汇合点。日本一欧盟EPA/FTA的谈判进程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战略互动,表现出明显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和"更深一体化"的新型跨区域主义特征。日本一欧盟EPA/FTA的走向,深刻关系到新一代国际经贸活动的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     

日本与东盟经济合作新进展及其问题--评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

面临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落后的状况,为适应全球性自由贸易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日本与东盟召开了领导人特别会议,达到了双方预期的目的.这对加强日本同东盟"心心相印"的伙伴关系,促进双方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全面合作,推动东亚经济联合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都将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然而,因日本农业自由化进展缓慢,日本与东盟以及东盟各国关于签署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进展未必顺利.     

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背景下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

适用于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体现出世界贸易组织平衡贸易与发展的目标。但因世界贸易组织未界定发展中成员,而且多数规定表述缺乏强制性,世界贸易组织下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效用并未真正实现。在当前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背景下,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成员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成员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上有着较大的分歧。我国可以考虑在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基础上,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义务,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适用采取灵活的态度。同时,中国应加强与其他发展中成员的合作,提升发展中成员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的影响力,致力于改进相关条款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并积极推动双边或多边的区域贸易协定谈判,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寻求更加开放、便利和规范的制度安排。     

日本加入TPP谈判对相关经济体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

由于日本的加入,美国推动的TPP谈判已成为全球最有影响的自由贸易谈判之一。且由于TPP谈判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联系密切,日益成为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对日本加入TPP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剖析,并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对相关经济体现有的贸易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日本加入TPP后,其对美国、日本和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美国优先”及其对美韩同盟的影响探析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执政理念,迎合了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世界观和利益诉求。"美国优先"的逻辑出发点是振兴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对内,通过鼓励制造业回流、加强边控修复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各项国家职能;对外,通过调整国际经济、同盟制度,打压"修正主义大国"、"流氓国家"和"跨境威胁团体",为重振美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特朗普政府也因此对美韩同盟进行了一次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调整。制度层面,特朗普政府要求重修《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分配防卫义务;国际行为体层面,特朗普政府希望韩国加入"印太战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同时要求韩国配合"极限施压"政策迫使朝鲜弃核。特朗普政府在大部分议题领域都实现了既定政策目标,并以美韩同盟再调整为筹码,向其他谈判对手施压。但是,上述调整也加剧了同盟内部的不平衡性,削弱了同盟的道义基础,暴露了两国在同盟未来发展方向上的分歧。     

努力解决吸引-排斥困境:韩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研究

韩国几乎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交替地追求和限制外商直接投资 (FDI)模式的教科书案例。它在努力为国内公司保存国内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时 ,已经寻求到了跨国公司带来的资本、技术、管理技能和组织能力。但在扩大FDI的官方声明与许多潜在投资者的实践经验之间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特别是在 2 0世纪 80～ 90年代。本文确定了一个用于分析一国FDI政策的自由化程度的框架 ,然后简要描述韩国 1 960～ 2 0 0 0年的FDI政策 ,并评价其开放程度。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吸引FDI,许多文章都认为吸引外资对投资者和东道国都是有益的。重复这些声明毫无意义 …     

新时期的日美贸易谈判:成果与趋势探析

特朗普执政后,开始实行“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政策,反对多边主义,主张双边谈判。在美国对日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日本加快扩展对外经贸关系的形势下,美国与日本缔结双边贸易协定、加强经贸合作的必要性明显上升。2019年4月,美日启动双边贸易谈判,并在半年内签署了初步贸易协定,其范围基本未超日本所要求的货物贸易内容,仅增加了数字贸易领域,反映出日本与美国欲在新一轮国际贸易体系转型中引领规则与标准制定的战略意向。日美贸易协定对日本的预期经济效果低于CPTPP和日欧EPA,尤其是日本的农业将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依照特朗普政府对日谈判方针,日美今后还将围绕汇率条款、原产地规则、投资及服务贸易等问题展开谈判,日本仍会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与挑战。     

中国《政府采购法》与WTO《政府采购协定》之比较

中国新《政府采购法》的颁布填补了在政府采购领域高层次立法的空白,将对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实现政府采购目标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和WTO《政府采购协定》相比较,我国《政府采购法》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这样才能更好地履行我国入世的有关承诺。2002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我国曾承诺入世两年后启动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谈判,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一方面总体上应当符合WTO《政府采购协定》的法律规则,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过渡性质,因此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我国建设自由贸易港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国务院最近批复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了"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打好坚实基础"的发展目标。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到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扩大,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虽然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都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建立现代开放型营商环境为目标,但是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自由贸易试验区强调可复制、可推广,着重于"二线渗透",为全国性政策制定探索铺路,而自由贸易港则强调"一线放开",构建货物、服务、资本和人才的汇聚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着重"在岸"业务的开放,自由贸易港则争取"离岸"业务的突破。因此,自由贸易港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全新事物,尤其是在与"一带一路"倡议关系、自由贸易港定位与分类、自由贸易港的法制建设以及自由贸易港的辐射效应等重大问题上,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厘清思路、明确目标,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推进举措。     

东道国FDI政策国际比较研究

分析东道国政策对FDI产生的影响是FDI理论的最新研究方向。在实践上,美国对FDI实行的国民待遇原则,韩国FDI政策从限制到促进的转变,印度FDI政策的封闭特征是三国FDI存量、流量及质量不同的主要原因。对FDI政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比较表明,世界各国的FDI政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规制与鼓励交替变迁过程,但变化的总趋势是向投资自由化方向发展。对我国的启示是,在正确把握规制与自由化的关系基础上,保持政策的动态连续性。     

中国入境旅游发展与社会对外开放关系的实证研究

中国入境旅游的开放发展受益于中国社会的整体对外开放。研究表明:入境旅游开放度与社会对外开放度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影响;外资开放度、外贸开放度、教育开放度、文化开放度、交通开放度、技术开放度对入境旅游开放度的影响存在差异,仅有外资开放度对入境旅游开放度产生长期的稳定影响,未来需要加强对外商投资的进一步开放力度,推动中国入境旅游开放发展水平得到更大提升。     

身份悖论与印度自由贸易战略的困境

尽管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众多且对象国多元化程度较高,但从货物贸易的关税减免率、服务贸易所涵盖的部门和领域、"新加坡议题"涉及范围等指标而言,其协议的水平普遍较低。这与印度在自由贸易战略上雄心勃勃的国家身份设定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大国情结"、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特殊利益集团牵制、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上的"弱势地位"和"负面形象"是这一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印度的案例也为其他国家制定名实相副的自由贸易战略身份提供了诸多政策启示。     

数字贸易例外规则的类型、演进及中国实践

数字贸易例外规则是数字贸易领域中寻求贸易自由与国家规制动态平衡的集中体现,大多散见于各双边、区域贸易协定及数字经济协定。这些数字贸易例外规则普遍参考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例外规则的设置模式、规范表达与功能定位,但在类型和规范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区域贸易协定规定的数字贸易例外规则适用情形及认定,存在扩张趋向。目前中国已缔结条约的数字贸易例外规则,与《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新规则中的同类条款相比存在差距。中国应妥善应对区域和全球性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更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工作计划”,充分利用例外规则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的空间,推进数字领域制度型开放创新,推动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     

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促进台资发展研究

促进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台资企业的发展,给予台资企业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便利的政策措施,将会促进福州"四区叠加"的优势形成,帮助福州在更高起点、更大范围、更宽领域上推进两岸深化交流合作与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