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影响幸福吗?——基于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我国问卷调查的经验数据,通过构建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检验教育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与公众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收入对公众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绝对收入的效果明显弱于相对收入;传导途径出现多元化,且各传导变量效果不一,教育通过非经济因素的传导效应明显更强。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升公众主观幸福感,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降低私人的投资成本,让教育成为居民改善收入水平、实现社会阶层跨越、提升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对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广东省的抽样调查

建设法治政府要求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益,追求人民幸福。显然,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与公众幸福感存在内在联系,探究两者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基于独立第三方立场,构建法治政府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10项公众满意度指标在广东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2014年度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法治政府绩效满意度均值为54.45,公众幸福感均值为71.52,两者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提高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可有效提高公众幸福感。Order Logit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政府服务态度、市场监管、社会治安、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等5项满意度指标对幸福感起明显的正向作用,为此,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应简政放权,改进政府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维护社会治安,建设服务型政府。     

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本质要求。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机理如何？基于天津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模型分析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其结果显示：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区（县）政府信任、乡镇政府信任、村委会信任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力随着层级的升高而依次提高。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对农民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村委会信任的影响力最大；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在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不断优化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与评价体系，构建完善的民众诉求回应机制，提升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提升村庄治理水平。     

农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政府信任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政府所实施的公共政策是增进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关键因素，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社会变迁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考察农村社会质量变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以及政府质量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显著提升；(2)农村社会质量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信任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具有激励作用；(3)基层政府质量提升可以强化社会质量对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升农村社会质量和基层政府质量，这有助于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从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共同富裕。     

政府透明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地方治理综合调查的实证分析

政府透明是提升政府质量、实现政府善治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研究者们对中国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府透明问题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但从公众感知角度进行的研究还不深入,对地方政府透明感知的刻画和解释也不全面。本文采用2018年中国地方治理综合调查的数据,从公众感知的角度对中国地方政府的透明状况进行评价,并采用多层模型实证分析政府透明感知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公众对地方政府透明状况的评价整体上是积极的,但对政府财政和绩效信息公开的评价相对较低,相关信息公开工作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公众的政府透明感知在不同地区和城市层级之间存在差异,其水平高低也受客观政府透明度和个体特征变量的显著影响,是宏微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的研究需要继续探寻对政府透明感知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制度变量,厘清这些变量对政府透明感知产生影响的机制和边界条件。     

以政府绩效评估推进行政责任机制建设的内容与途径

政府绩效评估是为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与能力,而采取的以公共责任和顾客导向为理念的改革策略,是持续改进行政治理绩效、落实行政责任的有效工具。政府绩效评估吸纳社会公众参与行政过程,强化政府内部责任配置,有助于完善行政外部责任体系与内部责任机制。依托政府绩效评估推进责任机制建设,须优化政府内部治理,强化结果导向下的内部分权;完善绩效激励机制,合理实施绩效评估奖优罚劣;推行问责机制,凸显绩效评估的公众本位;健全绩效传导机制,实现绩效评估的战略导入与管理。     

新媒体视阈下政府公信力建设研究

政府公信力状况既受政府自身治理理念、行政行为和后果的影响,也受到新媒体的基本属性和公众认知、心理的影响。由于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和新媒体网络管理的滞后性,政府公信力建设还面临不少问题。建立廉洁、高效、诚信、法治政府,提升公众遵纪守法、顾全大局、文明高尚、敢于担当的素养,完善和规范新媒体网络的参与行为进而构建良好的网络环境,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路径选择。     

政府质量评价与社会信任:基于一项全国样本的实证研究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文化沉淀的结果,更受制于当下的政府行为和质量。根据2011年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数据分析,政府质量评价对社会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民主制度评价、行政效能评价、法治水平评价以及腐败控制评价等政府质量评价的分指标都显著影响着社会信任水平;腐败控制评价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具有稳健性。上述发现表明,提高政府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际信任并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     

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的制度构建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对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数字法治政府作为现代政府治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政府运作的效率和透明度,加强政府的法治化建设。首先,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下,政府的决策和服务往往依赖于人力资源,出现效率低下、监管不力等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克服这些问题,提高政府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实现智慧型政府的目标。其次,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有着三重技术困境。第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可能导致政府决策中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政府的治理效果。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在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隐私方面面临一系列的法律和伦理问题,需要政府加强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第三,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特点也可能对就业和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第四,为了破解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的技术困境,需要相应的政策法律纾解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制定预防、应急和长期的政策治理策略,在放权和管制方面实现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等。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