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身份认同与家庭消费：农民工消费的一个研究综述

由于其规模的日益庞大及收入的快速增长,农民工消费已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对农民工消费行为二元性、代际差异及身份认同梳理的基础之上,深入分析城乡制度安排、基础设施投资与家庭流动模式对农民工消费结构的影响,最后聚焦于农民工个人消费与家庭汇款的关系研究。对现有研究梳理之后发现,当下研究存在缺乏数据支撑、市场细分不足、比较研究欠缺和二元性分析不够深入等不足,最后对后续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农民工代际差异及其养老保险探析

当今农民工群体内部已产生了代际分化,两代农民工存在文化、流动和需求等方面的差异。根据农民工代际差异,我们可以构建两代农民工流动影响社会养老保险的"城乡水池"模型,根据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分类—分流—统筹"思路,从人口、就业、基础养老金发放、新农保建设、养老保险关系接续、城乡统筹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     

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留城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能否增强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和能力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途径之一。根据贵阳市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个人综合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满意度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所在地与打工地距离越近,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全家迁移,住房条件越好,已婚,对收入水平越满意、对工作环境越满意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长期留在打工城市。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倾向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代际差异性。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代际差异分析——基于全国31个省2711位农民工的调查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同时也是农民身份转化的过程。就现实而言,在此过程中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在就业、住房、教育以及社保等诸多方面面临着各种困境。为了较为真实、全面地认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特征,通过大量实证数据分析可知: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既有共性(例如心理认同、社会保障等方面),又存差异(例如住房、择业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基于此,政府应在就业质量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社区参与与融入等方面,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合理有效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身份的转变,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农民工法治观念代际差异现状分析——基于对山西籍农民工的调查

通过法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意志三个维度的对比分析,新、老两代农民工在对法的运行过程、法的信服程度和对法律至上权威性的评价方面趋于一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对法律条文、法定权利义务和法的作用的认知上,在对法律知识的需求、获取、运用特别是维权的途径和方式上,以及在法与其他规范冲突时和明知不合法时的行为选择上普遍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仍有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尊法、守法和用法意识上同样呈现出老一代农民工所具有的实用性、功利性和非自觉性等特点。上述代际差异特征应当在推进城乡法治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予以充分考虑并采取针对性措施。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中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利用对大连市1011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比较了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研究发现,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整体偏低,他们的社会融入过程呈现出一定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经济融入为重点,而由于自身定位问题,经济融入未必能带动其他层面的融入;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要好于第一代农民工,然而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身份认同模糊、未来发展不明的边缘化倾向。针对这些研究发现,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相关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研究——基于河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项目的调查问卷

本文主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利用数据对比分析了新老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差异,从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点进行了总结。并根据其人力资本状况提出了相应的总结和建议。     

两代农民工生存方式代际差异分析研究

受教育程度、时代变迁和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内部产生了巨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务工目的、流动范围、职业选择、劳动条件、生活方式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了解和正视这些差异,能更好地把握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大众传媒与身体消费的意识形态构建

择取消费文化中的“身体消费”现象来考察中国消费文化的传媒表现，探讨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及意识形态的转换过程。对身体的消费其实显露着“肉体至上”的视觉暴力、男性文化支配下的性别权力关系和“西上中下”的西方消费文化霸权。在此过程中，传媒的意义，首先在于传媒自身即从身体消费文化中确立了男性话语载体的身份；其次，大众传媒推行的身体美学标准，使身体消费合法化、大众化、世俗化；需要警惕的是，资本参与制造“美好生活”的符号假象和幻想在有利于社会控制的同时也可能走向反面。     

媒介对农民工话语表述分析

就当前主流媒介对农民工的话语呈现中存在的问题,在典型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呈现的基本态势,提出推进媒介向本质化目标发展的路径,以便更好地发挥媒介的社会职能.     

消费行为与农民工社会融合

在群体异质性视角下,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状况以及消费行为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总体社会融合程度不高,但具有较强的融入意愿,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明显促进作用.分类研究发现,消费行为仅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显著积极影响,而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对男性农民工的作用强于女性农民工;理性型消费行为能够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而冲动型消费行为却会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但是节俭型和炫耀型消费行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电视传媒与农民工的素质养成

电视传媒是当代影响力巨大的第一强势媒体,也是农民工接触和使用的"第一媒介",但是目前电视媒体不仅对农民工的关注度严重不够,而且不无偏颇地把农民工的形象构建为刻板的、无力无助的弱势群体。这种媒介呈现扩大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的步伐,电视媒体应该肩负社会责任和体现人文关怀,开辟更多的农民工频道或栏目,全方位地服务于农民工群体;而且政府有关部门应组织社会力量,注重对农民工电视媒介素养的培养,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电视媒介文化实践,以促进其综合素质的养成,帮助他们完成角色转换、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     

媒体语境中的农民工子女——以重庆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中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大幅增加。近年来,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社会融入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这一群体的教育问题、生存状况、心理健康日益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媒体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与报道,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重庆媒体中对农民工子女的新闻报道进行定量和内容分析,概括了当前报纸对农民工子女生存现状报道的不足,并对农民工子女报道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论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他们是连接城乡二元社会的纽带,然而他们又是被社会忽略的群体,常常徘徊在媒体之外.在信息社会,掌握充分的信息资源意味着竞争力和财富,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的建设者应该全面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从而提升自己的话语权,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文中对农民工的媒介素养作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强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     

媒介与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认同

群体身份是个体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来源。由于受到制度与非制度性因素的排斥,外来务工人员无法建立起积极的社会认同,造成自我身份感、价值感和意义感的丧失,导致他们心理上与城市社会的疏离和对抗。通过分析媒介在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认同中的影响机制,探讨它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分类、建构身份意义和自我类别化过程中起到的功能与作用,说明其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重要影响作用,促进媒介发挥社会功能,承担好社会责任。     

新媒介消费与情感适应：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情感适应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重要维度,然而身在异乡的他们却面临着普遍的情感困局,空间迁移所带来的受排斥感和漂泊感,时间演进中的孤独感和迷茫感,成为了他们情感体验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以其可“移动”的特性与农民工的“流动”生存现状碰撞,从情感认同的建构、情感生活方式的形塑两个层面推动着他们的情感适应过程。新媒介的接触、使用与消费,不仅建构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资本,新媒介自身也可以作为一种情感资本,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城市融入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述评

通过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在＂再生产＂视角下从个人、性别、家庭和制度安排4个方面,评述了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相关研究。研究发现,＂空间隔离＂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呈现复杂性;他们保持节俭并尽量汇款回家以维持与家庭相关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另一方面又追求城市消费方式以融入城市,通过消费重造主体性;家庭消费转移至城市以及打破集体消费领域的制度性歧视有利于其融入城市。研究指出,应将其视为＂完整的人＂,关注其家庭消费,同时结合生产和制度安排来考量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