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背景下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的思考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这与近年来逐渐凸显的低生育率以及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目前,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生育保险制度也面临着新的需求和挑战.本文基于"三孩政策"的背景,梳理生育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探究生育保险制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生育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受益程度...     

“全面两孩”政策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体系的影响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是我国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必将对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它将改变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体系的政策规范、价值取向和行动方式,变"从紧"导向为"宽松"导向,鼓励按政策生育,同时将对奖励扶助政策、节育政策、惩罚政策、计划生育经费投入、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机制等方面产生不同的重要影响。要有效落实"全面两孩"政策,需要相关部门变原来的"从紧"思维为"宽松"思维,变"人口是负担"的传统观念为"人口是资源"的新观念,用"与时俱进"的精神设计新形势下的人口政策规范、价值取向和行动方式,树立科学的人口价值观、发展观、问题观和治理观,形成现代人口治理机制,实现我国人口可持续均衡发展。     

关于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

在为什么需要适时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上,应恰如其分地认识它对减缓未来人口老龄化和老年抚养比严重程度、增强未来家庭养老功能、促进未来广大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和抑制未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作用;在何时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上,从多方面考虑以2015年后较为合适;在如何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上,最好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双轨制"。     

二孩生育中的从众行为：可能性及其影响

基于两项调查数据,论文探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城市一孩育龄夫妇在二孩生育中发生从众行为的可能性及其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一孩育龄人群在二孩生育上受周围他人行为影响而发生从众行为的比例大约在10%左右。其中,想生二孩者发生从众行为改变原有意愿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而不想生二孩者发生从众行为改变原有意愿的可能性则非常小。研究结果提示,在从众心理影响下,城市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水平只可能比生育意愿调查所显示的比例更低。这一结果对于更准确地预判“全面二孩”政策实际效果有一定参考作用。     

政策调整背景下的生育决策研究：范围、范式及其他

生育政策调整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取决于目标家庭的反应。除了要探讨家庭的多孩生育意愿以外,还需要对家庭的多孩生育决策过程进行考察。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独生子女政策具有城乡差异,许多农村家庭在政策调整前已经生育了两个或三个孩子,生育决策的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城市,研究范式上则选择日常生活研究更为合适。此外,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过程,还需要了解不同文化中的关系性质与生育决策的逻辑,以及一孩生育研究与多孩生育研究在中国政策背景下的差异等等问题。     

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与内在机制——一项计量社会学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分析了不同个体资本的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及内在机制,并检验了成本与效用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在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的六年多时间,生育意愿的演变趋势与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一致,即呈现弱化之势;但不同年代以及个体资本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影响的年代差异较大,而文化资本影响的年代差异较小;生育子女的内在机制由经济资本而非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决定;在我国,经济资本的影响机制与成本与效用假说一致,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却与其相悖。最后,本文对研究发现进行了相应讨论并指出了今后需要研究的课题。     

我国“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成本-效益测度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对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未来生育政策建议方案。以及不同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的预测和分析表明,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国未来几十年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拉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     

浅谈生育政策调整与性别比问题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社会各界和许多专家提出不少真知灼见。针对用“调整生育政策来解决性别比问题”的观点 ,作者提出了不同见解。从安徽省性别比现状分析入手 ,提出了“减少数量的生育观念超前 ,‘偏好男性’的生育观念转变滞后 ,是导致性别比偏高的主观因素”的主要观点。剖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对性别比的影响。提出了制定人口政策应坚持以人为本 ,加大物质奖励和政策推动的激励机制 ,着眼于营造崇尚女性的社会氛围 ,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最终实现政府愿望和群众意愿相统一、可持续发展需要和人类生育的自然需求相一致、人与社会及自然协调和谐的小康社会。     

中国和印度生育政策运行机制对比研究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两国都采取了相应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本国的人口实施控制,但是成效却大不相同。快速增长的人口将严重制约印度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如粮食、土地、环境、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中国和印度两国生育政策运作机制的对比研究,发现两国在政策制定及其实施机制上存在的差异,探究印度计划生育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寻求对人口生育控制的更为有效的政策实施机制。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从法治的视角来看,农村计划生育中的问题是一个因法制不健全而引起的农民不依法实行计划生育和政府不依法行政的问题,它阻碍了农村的法治进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填补了我国专门的计划生育法律的空白,对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今后的工作中应严格依法办事,提高执法水平,加强法律监督,培植法律信仰,并实行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制化.     

有效人口政策命题与中国生育政策演变

均衡制度观提出了研究制度变迁的新方法。人口政策本质上是人口均衡发展路径的概要表征和信息浓缩。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是人口发展状况、原有人口政策、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经济发展及其战略、人口与资源及环境关系、参与人因素博弈的结果,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的这一一般规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方式、消费和内需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以普遍一孩为基础的人口生育政策存在严重的非均衡。稳定不稳定的制度,这是现行生育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不兼容的根本原因。     

政策变量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调整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不断用政策来修正制度或体制。改革就是对政策、法规和体制的调整,这种调整最终体现为人们利益关系的变化,用分层理论表述则最终体现为调整社会分层结构。当代中国的政策调整自改革开放以来分为两个重要时期,一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一个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当前政策调整的趋势,明显地增加了公平方面的政策变量,试图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向普惠的方向调整。但从2007年算起,尚需要三十三年才能将中国调整成一个中等收入层为主体的社会分层结构。所以,对社会结构的调整,需要做长时期的努力。     

农业结构调整与财政政策取向

本文从农业结构和财政的基本特性出发,阐明了财政对农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并对新形势下财政如何支持农业结构调整提出了政策思路,主要包括进一步转变观念、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加大投入、转变投资方式、改革资金使用办法、突出支持重点、正确制定和运用财税政策、加强对农业进行宏观调控等等。     

中国社会转型与刑事政策调整

在社会的转型中 ,刑事制裁不仅要完成自身的转型 ,而且要在自身转型的同时 ,既保证社会的合理分化 ,又促进社会整合 ,从而控制社会基本秩序。本文认为 ,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 ,如“严打”政策、劳动教养、死刑、非监禁刑等需要调整 ,以适用社会转型     

英国对外政策的新调整

为适应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 ,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不断调整英国的对外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调适 ,其策略措施及战略目标已然成形 :即立足英美特殊关系和英欧关系 ,重视发挥“软实力”作用 ,广泛开展多边国际合作 ,以期在处理国际重大事务方面施展影响并发挥重要作用 ,重振“世界大国地位”。     

台湾民进党侨务政策的调整

2000年5月，台湾民进常上台后，即对侨务政策进行了调整。除安排民进党人和亲民进党人担任“侨务委员会”主要领导和“侨务委员会”委员外，又推出明显带有“台独”倾向的“侨民三等论”等政策。这一倒行逆施的政策一出台，立即遭到海外华人的普遍反对和抨击。     

欧盟共同金融政策的发展与调整

欧盟共同金融政策成型于1986年开始的欧共体单一市场计划,其目标是建立高效、富于竞争性的共同体单一金融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发展经历了区域内金融开放以及金融服务行动计划下的规则和谐化两个阶段,推动了欧盟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金融服务业市场竞争与效率的改善.但是,欧盟单一金融市场建设中还存在一体化程度不均衡等诸多问题,欧盟当局将在金融服务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推动金融部门欧盟内的动态重组进程,调整金融监管思路,以全球性视野处理内部金融问题,实现既定的金融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