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殷质”到“周文”:商周籍田礼再考察

周公作为元圣,过去学界多认为西周礼乐的制作,始自周公。清华简《系年》明确记载周武王创制籍田礼,创制的目的是以收获物祭祀上帝,抢夺祭祀权,实现天命的转移、政权的更迭,则西周礼乐的制作,在武王时代已经发轫。和"公田"对应的概念是"私田",籍田属于祭祀田,与公田的性质明显不同。《系年》称帝籍为"千亩",《令鼎》称"諆田",名称的差异,说明西周籍田不止一块,而是存在众多块。千亩为天子祭祀上帝之专名,晋国作为诸侯国,不可能享有祭祀上帝之礼,自然也没有千亩之地名。千亩在周武王时期才有其名,所谓千亩在夏朝末年自山西传至镐京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宣王千亩之战与晋穆侯千亩之战当为一次,其结果不同,可能与史官取材的视角、所持的立场有关。从商代设立籍田,商王亲自观耤,到周武王创制籍田礼,天子亲执耒耜,展现的是质文代变,由"殷质"到"周文"不断转进的文明历程。     

魏周府兵组织系统与赐姓之关系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云: 魏恭帝元年……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 一般据此认为,赐姓与魏周府兵组织系统密切相关。而魏周府兵组织系统,据《周书》卷一六传论: (柱国大将军)自大统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总百揆,督中外军。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闱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十二大将军又各统开府二人,每一开府领一军兵,是为二十四军。 分六军——十二军——二十四军三级序列,那么,“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的规定,是以哪一级作为军人姓氏的依据呢?陈寅恪先生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说: 西魏废帝元年即李虎卒后之次年,达奚武以攻取汉中之功应继虎之后任为柱国,而 武让于元子孝也。……元子孝为虚位柱国,既不统军,而实领李虎旧部者当为宇文泰亲信之人。《周书》二○《阎庆传》(《北史》六一《阎庆传》同)云:“赐姓大野氏。晋公护母,庆之姑也”。依西魏赐姓之制,统军之将帅与所统军人同受一姓。庆与李虎同姓大野氏,虎之年位俱高于庆,则庆当是虎之部下,庆与宇文氏又有戚谊,或者虎卒之后,黑獭即以柱国虚位畀元子孝,而以己之亲信资位较卑若阎庆者代领其军欤?此无确     

宋代在文臣和武将的称呼区别上并非绝对严格

史学界有的专家学者把宋代文臣和武将的称呼区别绝对化,称张浚为统兵文臣;有的对它们的区别不清楚,称程羽为“将领”。为此,特撰短文辨析。宋代的文臣和武将是有区别的。自宋太祖实行文臣统兵制度始,许多担任过督兵和统兵职务的人,并非武将出身,也不是“大将”、“将军”。所谓“大将”和“将军”,都是武官名,是“军衔”的一级。将军作为武官名,在宋代用在两个地方,一是由宗室充任的环卫官,二是作为武散官。宋代的武将不用“大将”、“将军”的“军衔”。宋太祖在实行“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针,“杯酒释兵权”之后,将禁军分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长官皆称“都指挥使”。同时,逐步地消除方镇节度使的割据称雄,罢黜宿将典禁兵,节度使成为没有权力的空     

中国古代籍田礼仪种种

一、籍田和籍礼 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国家,古代称农业为本业。从战国外始,长期以来,形成了比较偏激的重本轻末的思想,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重农押商的经济政策。重视农业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只是不应该将他和“末业”对立起来。中国古代重视农业的重要标志就是籍田和籍礼。 籍田古书中亦作“藉田”,“籍”即“藉”。它有时指古代天子亲耕之田,“天子亲载来耜……躬耕帝藉。”(《礼记·月令》)“司空除坛于籍”(《国语·周语上》)。有时指     

从帝王、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看中西封建税收的差异

本文认为，中西封建社会的帝王、国家和政府三者之间结成了不同的关系。在中国，皇帝、国家与政府三位一本。而在西方，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时间里，国王可以代表政府，却很难代表国家，国王与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分立状态。基于这种不同的关系，封建赋税在中国主要依靠强权征敛，因而称为“强权征收”；在西欧，封建前期主要依靠特权征取，后期主要通过协商征收，所以分别称为“特权征收”和“协议征收”。“强权征收”反映中国封建赋敛的专断随意性特点。“特权征收”和“协议征收”则反映西欧封建税收相对民主程序化特征     

明代募兵制简论

<正> 募兵制是明代的重要军制。但多年来,在明史研究中,对这一问题未能予以应有的重视。本文对此问题试作初步探讨。一、卫所军的衰朽和世军制度的崩溃明帝国建立伊始,创设了卫所制度。《明史·兵志》序云:“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为。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此为卫所制度之大纲。卫所军的编制是:一郡者设所,连郡     

北宋“冗兵”析

北宋军队“衣食天子”、“不耕而食”,给国家财政造成极大负担,因而使“冗兵”问题成为引人瞩目的重大问题;由于士兵的职业化、终身化,军队有进无出,形成了一支由老弱残疾组成的非战斗兵种——厢军,是积兵成冗的基本原因。这一切正是唐宋之际土地占有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在军事领域中的反映,是“兵农合一”的征兵制被“兵农分离”的暮兵制所取代的必然结果。透过北宋“冗兵”问题的种种现象,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从清华简《芮良夫毖》看“毖”诗及其体式特点

清华简《芮良夫毖》与《诗经·大雅》作品相仿,考察其篇名“毖”字的字源本义及其在《诗经》《尚书》《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清华简·耆夜》等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毖”应是西周儆戒类诗的统称;西周重视谏戒的政治文化思想是孕育并产生“毖”诗的土壤,“毖”诗是应西周祭祀礼仪和谏戒制度之需,不断被创作出来的。“毖”诗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与充满批判意识的政治怨刺诗不同。《诗经》中有不少类似主题的诗歌,当属于“毖”诗范畴。长于说理,多用赋的表现手法,形式上有明确的创作对象以及使用套语、格式化语言,是“毖”诗体式的三大特点。     

宋金富平之战

富平之战为宋金战争重要战役,今作介绍于下。 北宋初至宋真宗时,因长期抵禦辽军,“河北最号劲兵之处”。澶渊之盟后,宋辽长期和平相处,而宋与西夏却时战时和,在长期战争坏境中,陕西各路取代河北东、西路,成为精兵的集中地,至北宋末,人称“独西兵可用”。宋军的马匹,也主要仰仗于陕西与沿边少数民族的贸易。宋徽宗任用宦官童贯主持陕西军务,“握兵二十年,权倾一时”,无论是征辽或镇压方腊,都是动用童贯所率的陕西军。金军攻击北宋时,“陕右诸路兵亦无几,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而已”。但陕西军救援开封,也迫使金二太子斡离不暂时退师。此后,陕西军在两次救援太原的战斗中损折殆尽,太原陷落,北宋灭亡遂成定局。     

关于秦汉的“苍头”问题

关于秦汉时代的“苍头”问题,有不少论著不加分析地把“苍头”都当做奴隶,把“苍头军”当成奴隶军。我认为这是不够确当的,很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探讨。“苍头”一词,始见于战国,如《战国策·魏策》载,苏秦对魏王讲:“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在《荀子·议兵篇》里,“武力”又称“武卒”,据旬子讲,是按高标准精选出来的主力军,胜于齐的“技击”,仅次于秦的“锐士”,名闻当世,因此,苏秦特别把“武力”摆在魏军各兵种的首位;“厮徒”实     

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赋税考略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南方广安的土地上，北起江淮，南极岭南，东自荆扬，西至益梁，居住着大大小小数十种少数民族，他们皆被泛称为“蛮”。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东夷”、“西式”、“南蛮”、“北狄”被合称为“四夷”。①“南蛮”中的蛮、僚（潦）、俚族，②是秦汉以后南方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三大支，他们向封建政府交纳的赋税，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马克思说：“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③封建国家向人民征收田租、赋税来维持国家财政开支，向人民征发兵役、…     

李商隐《城上》诗系年

“有客虚投笔,无訳独上城。沙禽失侣远,江树著阴轻。边遽稽天讨,军须竭地征。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程梦星系为大中六年,“大中六年,蓬、果群盗寇掠三川……故有‘边遽稽天讨,军须竭地征’之句”(《李义山诗集笺注》,转引自刘学锴《李商隐诗歌集解》P64)。按《通鉴》卷二四九,大中五年十月,“蓬、果群盗依阻鸡山,寇掠三川”,大中六年二月,“王贽弘讨鸡山贼,平之”,则蓬、果之乱,仅历四个月即平,称不上“稽天讨”、“竭地征”。故程说不可取。冯浩系为从郑亚桂幕时作,谓“《代荥阳公表》云‘控西原而遏寇’。《状》云…     

太平天国两司马小议

太平天国职官有两司马。据《天朝田亩制度》载,两司马是最基层的官。在军中统率二十五个兵;在城镇乡村管辖二十五家。本世纪史家治太平天国史者,都依据《天朝田亩制度》确认有“两司马”,即认定此为太平天国所设官职专称。我以为不确,“两司马”应该指包括正、副的两个司马的统称。理由如下：（一）见太平天国兵册。据张德坚《贼情汇纂》所录《前十三军前营前前一东两司马吉添顺统下兵册》就有“前前一东正司马”吉添顺和封为“前前一东副司马”的汪万菁;此乃缴获档案,可推论其余兵册也必有正、副两司马者。（二）太平军中有“副司马…     

西周孝观念的确立及其基本特征

西周孝道观念的确立 ,是与其祭祀祖先的制度和礼仪的发达密切相关的。西周孝观念的内涵 ,有一个从以“追孝”、“享孝”为主到追孝祖先与孝敬父母并重的发展过程。这一变化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根源。从西周孝观念所指涉的对象而言 ,首先是宗教的 ,然后才是伦理的 ;从其内容而言 ,主要体现了礼的原则。孝既是西周道德规范体系以及道德教化的核心和基础 ,也是西周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殷周之变的再探讨--以殷周"德"义变迁为线索

学术界长期将“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中的“德”解释为“德行”、“德性”,夸大了殷周之变的文化意义。考释甲骨文、金文中的“德”,可知殷周时期的“德”乃“祖先祭祀”之意。周革殷命以后,在“天命靡常”的忧患下,周公的宗教改革并没有“疑天”,而只是将“德”从单纯的“(牛羊)献祭”改良为“(心行)献祭”。本文以雅斯贝斯的轴心突破理论为观照,将殷周之际“德”观念的变化以及西周之“德”与此后孔子儒家之“德”之间的关联性和突破性作为考察对象,得出殷周之变作为前轴心突破的起点,其文化变迁的方式依然是整合式的结论。     

中国古代“后土”形象的起源与嬗变

“后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土地神祗,在不同时期代表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先秦时期,后土指的是人名、官名、神名,其形象尚未成型,在多数情况下以社祭出现,从以冢土、石、树等立“社”以及其不同职能来看,后土形象是模糊的,没有构成完整性和系统性。汉末至唐,后土与社分开祭祀,出于政治需要以及宗教的推动,后土神祗有性别之分,其塑像始有定形。唐宋之际,后土成为阴神,祭祀的意义无疑被放大,成为丧葬仪式中所祭祀的对象;宋徽宗对后土封号祭祀以及道教对后土改良,使得后土成为与玉皇大帝相匹配的神祗。考察后土形象演变历程与祭祀仪式的生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祭祀后土的社会意义以及对民间社祭信仰的认识。     

宋夏战争中北宋在兰州的军事措施

兰州这个军事据点,北宋和西夏互争不让达半个世纪,北宋为了保卫兰州,巩固西边,在兰州采取了相应的军事措施。 首先是驻扎军队,广募民兵。宋朝的军种有几,各书记载不同,这主要是各时代的军种有增有减的缘故。《两朝国史志》是记载宋仁宗和英宗史事的书,书中记道:“制兵之额有四,曰禁兵,曰厢兵,曰乡兵,曰蕃兵。”①而《宋史·兵志一》②则说:“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自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又有蕃兵,其法始于国初,具籍塞下,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一律以乡兵之制。”看来,宋朝兵种,说三种也好,四种也好,其为禁兵、厢兵、乡兵、蕃兵则一。北宋保卫兰州,这些兵种,无一不曾使用,民兵(乡兵与蕃兵)尤为得力。     

谥号传统定义质疑

<正> 我国古代帝王贵族死后,人们须避讳其生前之名,另立新号以相称,这叫作溢号;而确定谥号的准则和规定,则称为谥法。立谥制度始行于西周,终止于清末,延续了将近三千年(其间,唯秦朝废止不行),是我国奴隶制、封建制时代以宗法为核心的“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历来被视为“国之大典”。关于谥号和谥法,传统的、似成定论的看法是:“谥,行之迹也。”就是说,死者的     

论东晋王朝桓氏家族与西军关系——兼对禁军与北府兵的侧面考察

荆州是东晋王朝的“国之西门” ,荆州军被时人称为“西军”。桓氏世居荆楚 ,通过施恩泽惠 ,笼络“西人” ,“为荆土所附” ,桓氏家族的盛衰兴亡与其掌握的由西人组成的西军紧密相连① 。本文将缀合史料 ,探究东晋时期桓氏家族地位之变迁 ,以及桓氏笼络控制西军、西军与桓氏成败之关系 ,并论及东晋兵制之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