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析《现代汉语修辞学》的研究方法

《现代汉语修辞学》是我国著名修辞学家张弓先生的代表作。此书堪称是现代汉语修辞学史上继往开来的大作,是我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继《修辞学发凡》之后的又一座里程碑。巨著的产生必然离不开成功的科学方法,修辞的研究也是在探寻方法中前进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之所以能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和突破,从而形成一个崭新的体系,是与张弓的研究方法分不开的。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张弓尝试着使用系统分析方法对修辞现象进行分析,特点鲜明。     

论篇章的修辞

一篇章结构是不是属于修辞学研究的范围,对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争论的焦点是,有的认为修辞学不应该研究篇章结构,有的认为修辞学应该研究篇章结构。比如,著名的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和张弓先生对此持有截然相反的意见。陈望道先生认为,篇章结构应该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在《修辞学发凡》中,他明确指出,篇章结构也是一种修辞现象,不过认为“格局无定”,没有进一步去阐述。张弓先生则反对把篇章结构列为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他在《现代汉语修辞学》里明确地说,修辞学的研究,“不能超出语言的单位”,“不能出乎语言词句     

鲁迅《孔乙己》的“复现修辞系统”

一个成功的作家(或者优秀作品),在修辞方面,必然有其独到之处。目前的修辞学著作或专论,就某个作家或某一名篇作专门的研究还不多。我认为,研究某一作家或作品的修辞现象,研究其惯用的修辞手段或修辞系统,研究这些修辞手段或系统在形成作家、作品独特语言风格中的特殊功能,是当前推动“修辞学”向纵深发展的重要课题。正如张经绂先生在《努力开创修辞学研     

“辞趣”理论与变异句法修辞——解析同构串联句

“辞趣”是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首创的修辞学术语,闪耀在“辞趣”理论里的语言美学思想和变异修辞观念对现实的变异修辞现象具有广泛的理论阐释力。同构串联句是语句修辞领域的“辞趣”现象,是利用句法编码“形趣”关顾句义表述“意趣”的变异修辞句式,倚重于语言美学效应提升修辞效益。     

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和中国修辞学史研究

80年代以来,我国的修辞学史研究被公认为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8年底吉林教育出版社一次推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这部书由著名修辞学史家郑子瑜、宗廷虎主编,陈光磊副主编,它标志着我国修辞学史研究的新水平。本文着重探讨了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对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重大影响,包括对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特别是对《中国修辞学通史》的影响。作者还回顾了《中国修辞学通史》的撰写缘起、写作原则及研究修辞学史所具有的文化学术意义。     

从台湾的修辞学研究说到澳门的语体学研究

台湾各大学中文系课程,一向都有“修辞学”一科,可是台湾学者研究修辞学,著成专书的,却是始于六十年代初期。在这之前,流传于台湾的现代修辞学著作,只有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台湾学生书局翻印这本书,改名为《修辞学释例》)、杨树达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和陈介白先生的《修辞学讲话》等三家书而已。据孙传钊氏《我国台湾修辞研究概述》一文所说:“新加坡华裔学者郑子瑜先生写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出版后,在台湾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后台湾学者撰写修辞学专著时也都在书中用专门章节来回     

论修辞学在“高级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修辞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修辞现象的科学。依照修辞格的分类,从关联修辞、强化弱化修辞、音韵修辞和文字游戏修辞四个方面探讨修辞学在高级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指出修辞格分析对《高级英语》课文讲解具有的积极作用。     

“消极修辞”研究大有可为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1932年出版。以下简称《发凡》)一书中概括出修辞的两大分野,即把修辞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半个多世纪来,对此赞成响应者有之,怀疑反对者亦有之,至今似乎尚无定论。那么,陈先生的两大分野是否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依据,对修辞学的发展是否有积极意义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相比,具有更广阔的使用领域。今天,在积极修辞研究相对繁荣的情况下,积极开展消极修     

《变异修辞学》序言

修辞学除语体、风格之外,包括规范性修辞和艺术性修辞两大部分,而艺术性修辞又分常规性修辞和变异性修辞两大内容。我国以往对规范性修辞和艺术性修辞中的常规性修辞研究较多,而对变异性修辞则缺乏系统的研究。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中谈“拈连”时的引例“吹起旧时悲”、“敲碎离愁”,以及“移就”中所引“快乐的绿林翠     

对于“通感”辞格的再认识

一九六二年钱钟书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文《通感》,认为修辞学应该研究这种语言现象。随着修辞学的繁荣和发展,修辞学界对“通感”的探讨和研究逐渐热烈起来。已发表的许多文章,观点的分歧明显而又突出。我们认为“通感”是一种修辞格,应当加以总结和探究。但是有些同志却认为“通感”不能构成辞格,是修辞的心理基础,这可以以秦旭卿同志的《论通感——兼论修辞的心理基础》为代表。本文拟就秦旭卿同志所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历史赋予的责任——谈《中国修辞学通史》的撰写

复旦大学有着优良的修辞学术传统。复旦创始人马相伯所开设的课程中就有修辞学。后来李登辉校长也执教修辞学课程。可以说,复旦大学的课堂上一直开设着修辞这门课。郑权中(业建)、赵景深、郭绍虞等多位教授都有修辞学专著,吴文祺、张世禄教授对于文学语言和诗律修辞的研究也颇具学术影响。至于陈望道先生,从1920年任教复旦起就开修辞学课,经过十多年勤求探讨写成《修辞学发凡》这部专著,为建立中国现代修辞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而,复旦大学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修辞学一个主要的发祥地。继陈望道先生之后,他的学生又在修辞学研究的各个方…     

革新:修辞学完成科学化的必由之路

0.1 陈望道先生所著的,标志着“中国化的科学的现代修辞学”诞生的《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已经经历了将近一个甲子了。回顾60年来修辞学研究走过的道路,我们确确实实为陈望道的高瞻远瞩、博大精深所叹服。他的许多修辞观点,如“修辞的两大分野”、“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等,至今仍让众多的研究者反复咀嚼、磨研不已。可以这么说,《修辞学发凡》不愧为“现代     

寻常词语艺术化理论探索

寻常词语艺术化理论探索姚锡远一、引论。张弓先生是我国著名修辞学家，他与修辞学泰斗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界素有南“陈”北‘“张”的美称。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以下简称‘修辞学）被誉为继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之后，“中国修辞学史...     

修辞学史家宗廷虎对修辞学的贡献

修辞学史我以为是属于修辞学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修辞学以修辞现象为其研究对象,那么修辞学学则以修辞为其研究对象。修辞学学不但有其时和历时之分,也可以有理论、评论和鉴赏之分。修辞学学既然是对修辞学说的一种理论研究,那么,也只有当修辞学说繁荣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才有可能诞生修辞学学。这一方面是因为修辞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出现了对评价、选择各种修辞学说的理论原则的渴望,另一方面也为这种理论说明提供了基础。中国的传统修辞学说是非常之丰富而发达的,这不同于语法学,马建忠《马氏文通》之前的中国语法的确是不如洋人的,写一本《<马氏文通>前的中国语法学》,部     

中国当代修辞学研究继往开来的里程碑--评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修订版）

吴礼权所著《现代汉语修辞学》（修订版）在修辞学研究上有很多新突破,主要表现是：一是建构了一个相当完善而科学的汉语修辞学体系,二是提出了一套观察、分析汉语修辞现象的自主理论,三是首次将定量统计分析法与多媒体图示法结合起来并运用到相关内容的研究上,四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修辞文本建构与解构的分析模式,五是在学术术语规范、口语修辞材料的运用、修辞学著作写作新模式的建立等方面,都与此前所有的汉语修辞学著作拉开了距离,将汉语修辞学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吴礼权的这部修订版《修辞汉语修辞学》堪称是中国当代修辞学继往开来的一座里程碑。     

试论古汉语修辞中的层次性

大凡修辞学著作或论文多着眼于修辞现象的表面分折,而未能对运用了多种辞格的语言片断作由表及里、从大到小的剖析,所以分析的结果往往是一种辞格。比方说,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谈到示现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评点修辞：修辞学史研究的新突破——论宗廷虎李金苓的评点修辞研究

我国自古至今的评点中都蕴含着丰富的修辞学内容,宗廷虎先生和李金苓先生最早从修辞学史角度深入开掘这一宝贵的学术资源。当前已有多篇研究宗廷虎先生和李金苓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成就的佳作问世,但对他们在评点修辞研究方面的贡献还少有专论。宗廷虎先生和李金苓先生为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开辟了评点修辞研究领域,评点修辞如今已成为修辞学史研究的新领域之一。     

《追梦修辞——宗廷虎、李金苓修辞学研究汇评》序

从《追梦修辞》中可以看到宗廷虎、李金苓二位先生毕生研究中国修辞学的勤奋历程和丰硕成果。还可以看到宗、李二位在修辞学研究上虽然曲高,而和者不寡。     

关于寻常词语艺术化

寻常词语艺术化,作为一种修辞学理论,在我国最早是由已故著名修辞学家张弓先生于六十年代初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张先生在他的修辞专著《现代汉语修辞学》(以下简称《修辞学》)中曾创立“寻常词语艺术化”这一术语,并专章论述了这一修辞手段的特征、功能和内部分类等问题.他把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视为他的修辞学三大任务之一,给予高度的重视.二十多年来,张先生的寻常词语艺术化的理论,在修辞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少同志赞同并采用这一理论,也有一些同志借鉴这一理论,对其有所发挥,作了新的探讨.但     

《古汉语修辞例话》价值述略

朱祖延先生《古汉语修辞例话》在中国修辞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建国以来首部文言修辞著作,也是“文革”后中国修辞学再度繁荣时期最早的著作之一.该书深受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采用了适宜于文言修辞的“例话”式体裁,学术上可谓是渊源有自.在辞格范畴分类与研究上,该书也颇有创见,对于修辞学、语言学、文学研究以及古籍整理均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