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现实主义的深化与发展简

《白鹿原》是九十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尤为重要的收获”,陈忠实创造性地接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将之与中国民间文化元素和中国儒家天人感应说相融合,创造了以人物命运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秘史,丰富并深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陈忠实的寻找和阐释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陈忠实写作的《白鹿原》创作手记,对作家创作《白鹿原》前后的阅读经验和精神轨迹有细致的叙述。阅读经验影响着《白鹿原》的创作,卡彭铁尔的文学成就坚定了陈忠实对现实主义的自信,地方志使陈忠实进入民间世界并建立一种新的叙事形态。而在关于《白鹿原》的自我阐释过程中,陈忠实获得更富有历史感的文化自觉,也只有在此种文化自觉中,陈忠实和《白鹿原》的意义才能得到更加充实的理解。     

试论《白鹿原》中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作家所理解的“以一种新的形式来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和现实,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的现实主义创作。作品中所蕴含的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命运的思考,在诸多主要人物的人生际遇中较为清晰地凸现出了民族文化心理的脉络。本文正是以梳理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及其文化冲突为契机,来考察作品反映民族心史的深度和广度。     

《白鹿原》:现实主义的深化与发展

《白鹿原》是九十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尤为重要的收获",陈忠实创造性地接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将之与中国民间文化元素和中国儒家天人感应说相融合,创造了以人物命运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秘史,丰富并深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白嘉轩：“中庸和平”的实践者

中国社会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庸和平”。陈忠实《白鹿原》第十三章所刻画的主人公白嘉轩的言行，体现了“中庸和平”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夹杂了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和道家的“不争之德”与“中道”思想，把“中庸和平”的民族文化特征的优缺点暴露无余。     

从田小娥形象看陈忠实对宗族文化总体性的拷问

田小娥是陈忠实构思《白鹿原》首先“跳出”的人物形象。作者一方面同情田小娥“原欲”的抗争性和悲剧性,以“反向写作”回应县志中“贞妇烈女的事迹和名字”;一方面通过鹿三、白嘉轩、高玉凤,实现对田小娥的纵深“否定”。这种矛盾心态与挖掘“民族秘史”的写作目的相互作用,使田小娥形象形成四种基本内涵:被歧视的“工具”（弱女）、大胆追求感性快乐的情感主体（欲女）、具有牺牲精神的复仇女性（仇女）、母性未泯的关怀者（凡女）。田小娥内心渴望被宗族文化认可、接纳,但实际行动与宗族文化渐行渐远,如果以田小娥为观测点,《白鹿原》中诸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又获得一种生动而深沉的寓意。陈忠实借助这一形象,直面宗族文化,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性进行拷问。     

两难困境中的传统文化“寻根”——论《白鹿原》的主观化创作缺憾

《白鹿原》是一部具有浓郁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的长篇小说。作家陈忠实在面对儒家传统文化中精髓和糟粕共存亡的两难困境时 ,乐于把传统文化置于神化的中心地位 ,因而在一些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上带有多方面的主观化缺憾 ,如正面人物的“样板化”、人物命运发展的“意图化”以及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混淆 ,其结果是违背了真实这一艺术创作的原则 ,削弱了作品的现代人文批评精神     

从《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看当代男作家的男权思想

通过《白鹿原》中女性的整体形象分析陈忠实等男作家的男权思想。我们认为，《白鹿原》中多角度地再现了一夫多妻制，表现出作者对一夫多妻制的潜意识推崇；作品突出地表现了女人的物性和工具性，并且用美貌、贤良等男权审美标准评判女性，女人的凶死命运也表现了宗法制度仇视女性的价值倾向。《白鹿原》还采用了典型的男性化的叙述策略。     

旧传统维护者的悲歌——葛利高里与白嘉轩的比较

肖洛霍夫的获奖小说《静静的顿河》和陈忠实的获奖小说《白鹿原》,都是史诗性的长篇小说,虽然由于生活环境、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国家意识以及宗教传统的巨大差异,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在性格、爱好、追求、命运等方面反差极大,但由于二人都是旧传统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维护者,他们的命运仍然有许多令人深思的可比性.     

双重转换:史今同构的叙述形态——论《白鹿原》的叙述方式

本文从叙述结构,叙述圈套、叙述句式三个方面对《白鹿原》的叙述方式进行论述,指出《白鹿原》之所以能够全面削示民族的心灵秘史,关键在于陈忠实对小说的叙述方式的创新运用,他使小说的“形式”与“内容”达到了高度的融合。     

民族秘史中的人性放纵与毁灭——白鹿原上论小娥

在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田小娥只是其中的一个＂小人物＂,但又是形象丰满鲜活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是作品中最为成功的女性形象。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形象,其在《白鹿原》这一部＂民族秘史＂中的人性放纵与毁灭,充分显示出封建家族文化境遇下的中国女性命运是何等的悲惨。若对其悲剧命运加以具体展现与冷静审视,不难发现田小娥这一女性形象背后所负载的文化价值内涵。     

《白鹿原》的历史感

审视历史本体的危机，反省历史的真伪，探索历史的诗意的存在，这就是《白鹿原》的历史感。作者陈忠实以历史的规律性存在与否作为考察的立足点，在作品中复制了两种区域文化范型，一种以白鹿原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一种以滋水县为核心的现代城市文化。每一种文化的独特性都折射出作者对历史的思考，两种文化的嬗变与碰撞，都是作者捕捉的灵光。超越现象的骨架，还世人以清晰、明亮的“历史”概念，成为小说创作的宗旨。象征秩序的确立选择白鹿原作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正如陈忠实在《桥民间文学集成·序》中所说，是因为“这块土地既接受文…     

论《白鹿原》的立意之本与思想内涵

本文认为，从文化的角度，通过家族史的变迁，在历史的痼疾与现实的谬误中，反思百年历史，反思中华文化，思考民族命运，即再启蒙，是《白鹿原》立意之本；而写出一个民族文化环境中的人的生活、人的历史，写出了礼教吃人、政体腐败、民众不民的悲剧境遇，再举反封建的大旗，进而透示出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征程漫漫，是《白鹿原》的核心思想，也是《白鹿原》撼人心魂之所在。     

文化在这里是本色的——《白鹿原》论之二

《白鹿原》描述了传统文化的地域特色，社会结构和礼俗形态，挖掘了传统文化的“仁义”精神、“济世”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示了本世纪前半叶传统文化在白鹿原这块文化沃土上从振兴到受挫再到退缩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白鹿原五十年间的发展过程是其两千年发展历程的缩影。     

历史的迷误与津渡──黑娃与葛利高里形象的比较

陈忠实似乎正忍受着哈罗德．布鲁姆所言说的那种“影响的焦虑”①，他极力地想摆脱这种焦虑，做一个“强者诗人”②。为此，他说：“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荫影……必须尽早甩开被崇拜者那只无形的手，去走自己的路。”③那么，给陈忠实投下巨大阴影的被崇拜者是谁呢？应该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陈忠实曾自述少年时期便如痴如醉地读了《静静的顿河》④。当他写出了《白鹿原》，在举例说明“民族间的最广泛也是最深刻的交流的最好手…     

东、西文化冲突中的《白鹿原》

《白鹿原》以小说形式重新构筑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小说在开头部分不断地向上追溯,为中国历史社会提供了一幅广阔的画卷。这是儒学治下的“农耕文明”。它以伦理为表位。阶级本位文化涌入白鹿原,与固有的伦理本位文化形成剧烈的冲突。这种中、西文化冲突是《白鹿原》的根本冲突。小说表现了个人在这巨大冲突中的无条处境,个体选择经常被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所驱动,集团斗争必然陷于兄弟相煎,从而审视了中国从民初到本世纪中叶这段“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在深层意义上重构了民族精神。它继《四世同堂》给民族主义以最高褒扬。《白鹿原》的问世使民族文学在更高意义上崛起。     

谈小说《白鹿原》朴实厚重的创作风格

由王全安执导、耗资一亿的民族史诗电影《白鹿原》在备受关注和期待中,终于在2012年9月面世了.改编自陈忠实同名小说的电影《白鹿原》尽管凭着幽默诙谐的方言、荡气回肠的音乐、恢弘壮观的景色而得到赞美的声音,但由于过于追求香艳,情节显得支离破碎,人物演绎显得浅薄,缺少了原著的厚重感和悲壮感.陈忠实与他的经典名著《白鹿原》再次成为人们追捧和热议的话题.     

《白鹿原》人物形象的人格治疗学意义探微--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中心

文学是“人学” ,《白鹿原》作为一部民族的“心灵秘史” ,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将其上升到文化原型符号的高度 ,揭示人类个体人格发展中的悲剧。其中白嘉轩、鹿子霖的人格悲剧是人格面具过度膨胀的悲剧 ;他们的生命历程对当今个体人格的的健全发展具有一种人格治疗学意义 ,从而形象地印证了“文学是论心的工具”这一论断。     

男权文化与女性形象——从《白鹿原》与《废都》中的女性形象说起

陈忠实和贾平凹在《白鹿原》和《废都》中都塑造了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并试图通过这些形象反思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强大的男权集体无意识的渗透,他们往往很难走出男权文化的樊篱,在作品创作中下意识地遵循着男权文化的评判标准,不自觉地流露出压抑女性生命欲求、否定女性生命价值的错位判断。     

儒学治下的社会生活图画──《白鹿原》中的传统中国

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对《白鹿原》了深入的分析,认为《白鹿原》是中国新文学以来对中国历史、文化最完整、最坚实的“重构”。文章从“家族文化”、“伦理本位”、象征描写等多方面论证这种“重构”,指出《白鹿原》既再现了儒学原本学说精神,又有“新儒家”式的“返本开新”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