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比兴源流浅探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告诉我们,一定的创作方法是人们从一定的世界观出发对创作经验的总结。我国传统的“赋比兴”创作方法,是前人总结了《诗经》的创作经验,并经过历代许多作家的探索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赋比兴”的历史演变,深入地加以考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掌握诗歌创作艺术的规律及其特征。最早提出“赋比兴”的是《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中也说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     

赋比兴本义说——兼论赋体的发展

前言 近代论者讨论“赋比兴”的文章发表了很多,其中有的就文学观念的发展过程,而分别阐发各个时期论“赋比兴”的不同涵义,对于读者甚有启发,使读者能够比较清楚地掌握“赋比兴”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了解到:“赋比兴”之所以成为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决不是偶然的。 但关于“赋比兴”的本义,一般论者往往局限于《毛传》、《郑笺》和《孔疏》对“诗有六义”的解释,从而把它和《周礼》“六诗”之说说成一致,于实际则不相符合。这个问     

“赋比兴”新探

本文从“诗六义”出发，把“赋比兴”放到人类学理论框架中，探索了赋、比、兴与人类精神起源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历史积淀过程，以历史积淀界定其内在结构，对中国诗学的“赋比兴”说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论“赋比兴”的语言结构和修辞系统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话语,三者间具有普遍的结构性关联。本文探讨并阐发其语言结构和修辞系统,认为赋基于语言的毗连性组合,与转喻相通;比基于语言的相似性替代,与隐喻相通;兴则是相似性投射于毗连性而生成的复意含蕴和诗学功能     

赋比兴与“三分法”

亚里斯多德最早提出“三分法”的依据,他说:“史诗和悲剧、喜剧……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取的方式不同。”“既可以象荷马那样,时而用叙述手段,时而叫人物出场（或化身为人物）,也可以始终不变,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还可以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这就是叙事、抒情、戏剧最早的分类。之后,亚氏便成“楷模”,引导学者们进行了二千多年的“三分法”观照、研究,其深入、充分乃至独特,令人为之瞠目。     

谈《诗经》中的赋比兴

谈《诗经》中的赋比兴魏秀艳《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成书于春秋中叶。《诗经》中普遍地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这是后人总结了《诗经》的创作提出来的．唐代孔颖达疏云：“风雅颂者，诗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孔氏明确指出赋比兴是《诗经》之异辞并...     

重探汉代经学中的赋比兴说

考察赋比兴所自出的“六诗”“六义”说在汉代经学中的出现与诠释过程,可知赋比兴作为一组关联范畴出现在经学论述中始于东汉时代,但直至汉末并未作为观念架构应用到《诗经》的诠释。真正影响汉代的是《论语》“诗可以兴”的观念,《毛传》之以兴说《诗》及王逸《楚辞章句》的以兴解《骚》都属于此一传统,这也是《毛传》及王逸“独标兴体”的真正原因。由于汉代经学家未以赋比兴的观念架构论述《诗》《骚》,因而应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重新诠释,并重建从以兴论诗到以赋比兴论诗的观念史。汉代经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亦应改写。     

《左传》用诗的赋比兴

本文结合先秦散文典藉《左传》的用诗现象 ,就赋比兴的类别及使用方法作了分析     

刘勰继承和发展了赋比兴理论

赋、比、兴是我国先秦时期运用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它们在造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诠赋篇》和《比兴篇》里对于赋、比、兴进行了专题论述。本文就刘勰怎样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赋、比、兴理论,提出些粗浅的看法。一、赋、比、兴的渊源及魏晋前的发展概况赋、比、兴是前人归纳、总结《诗经》里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上古时期,六经是太师讲学的主要教材。六经包括《礼》、《乐》、《书》、《诗》、《易》、《春秋》;太师     

评《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

自从上个世纪荣格提出原型这一概念以来,原型批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按照原型理论,创作的源头不是单纯生物性的本能冲动,而是远古人类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经过世世代代的历史积累起来的典型的心理经验。由此推论,古代诗学则是对这种典型心理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最原初的理论命名和经验积累与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一样具有原型的意义。十年前,我的导师傅道彬先生出版专著《晚唐钟声》,这是一部运用原型批评方法阐述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象征意蕴的经典学术著作,他把这种批评方法称作“精神考古”。沿着老师的思路,我一直在思考,既然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种意象都可以在上古文化源流中找到精神的原型,那么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想是否也存在某种原型？     

评《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

赋、比、兴是中国诗学中的重要概念,但学术界多将它们作为诗歌艺术的表现手法,鲜有人论及其产生源头.20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从诗歌艺术史的角度阐释赋、比、兴的起源问题.     

刘勰对《诗经》赋比兴的认识

由于忽视《诠赋》篇文脉,以及《比兴》篇所举之18例证,学界多未能挖掘出刘勰关于《诗经》赋比兴论述的真正内涵。刘勰关于《诗经》之赋的理论阐释,其内涵就是通过大量罗列文辞去描写事物的艺术手法。然而刘勰并未明确《诗经》之赋的概念的外延,因此他对《诗经》之赋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刘勰所说“兴”实为“比”,他认为《诗经》之比就是明喻和暗喻,是符合《诗经》实际的。     

朱熹《诗集传》赋比兴标诗探微

朱熹在《诗集传》中的标诗一直为人所困惑，但他确实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他在判标赋比兴时所依据的标准是：上下文是否都是“说事实”以及怎样“说实事”。他在《诗集传》中所作的赋比兴的兼标正体现了他标诗的严谨与精细而并非缠夹不清。     

“赋比兴”的现代诗学含义及其现代有效性

＂赋比兴＂自提出后就始终缠夹不清,一直未能成为纯正的诗学概念。缠夹的原因有二：一是论诗者以诗义阐释诗法,二是缺乏＂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具体含义。过往的诗论都未能贴近诗歌本体来理解＂赋比兴＂。意象是诗的本体,是诗歌得以形构的基本单位。在现代诗学的视野中,＂赋比兴＂就是诗歌整体意象构造的方式。阐述了＂赋＂、＂比＂、＂兴＂三种意象表现方法,认为＂赋比兴＂不仅仅是《诗经》和古代诗歌的法则,对现代诗歌而言,也是有效的。     

《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从朱熹论“比”重新考察其赋比兴体系

长期以来,学者多热衷讨论兴,一般不重视比。实际上,比这个概念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本文从朱熹论比入手,厘清了比既不是比喻句,也不是全篇譬喻,甚至不完全是不说破。朱熹论比的本质在诗章的语脉,第一次将赋、比、兴三个概念放置在同等层次、同等标准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每章语脉的原则,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这个体系的关键不在直叙、兴起、不说破等概念,而在全章语脉的解读,它源自朱熹提出的诵其本文,见其语脉的阐释原则。本文在语脉说和赋比兴体系的基础上,解答了朱熹为何对结构看似相同的诗句有不同的标示、为何认为比有不说破和说破两种、《诗集传》又为何从未标过兴兼比与比而赋等问题。     

对“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重新界说

本文认为，历来把“赋、比、兴”视作《诗经》中三种具体表现手法的观点是错误的，“赋、比、兴”是《诗经》中三种总体表现方法的概括。作为总体表现方法的“赋、比、兴”的含义自然与作为具体表现手法的“赋、比、兴”的含义有本质的区别     

形象思维·赋比兴·民歌——重读李贺诗歌集后所想到的

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里,毛主席精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历史经验,指出了诗歌的创作规律、艺术特点和我国诗歌的发展方向,最后又教导我们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毛主席最后这句话的意思,据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提示我们:从李贺的诗歌中,可以更具体地理解诗歌的艺术特点、创作道路以及怎样“从民族中吸引养科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李贺的诗歌,有许多东西足资我们借鉴。 毛主席说:“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     

屈赋比兴的性质及其作用的转化——兼论“雅”与“骚”的关系

如果说《诗经》的比兴是以兴为主，那么屈赋的比兴则是以比为主。历来认为发生这一转化的原因，主要是受到春秋战国“隐语”的影响。但通过比较隐语的联想方式及体用特征，可以发现它与屈赋的比兴差别很大。屈赋的比喻象征主要与春秋以来人们对诗歌功用的认识有关，同时也是诗人摆脱散文形式的影响、集中提炼诗意的创作自觉的体现。《离骚》用四条比兴主导思路通贯全诗，表现了诗人对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但并未顾及抒情主人公外在形象的一致，因此流行的“女性中心说”和“巫师说”都不符合《离骚》使用比兴的创作意图。《离骚》的主旨和比兴的主导意象都可以在《诗经》“大雅”和“小雅”的不少篇章中找到渊源。由此也可以见出骚与诗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