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事佛简论

宋代士大夫学佛最有特色者,当推苏轼。苏轼学佛有三点为他人所不及。其一是广。苏轼学佛,渗透面最广。在政治思想上,他吸取了佛教教义;在文学创作上,他流露出浓郁的佛家气息;在社会关系上,他所交之僧友,遍于各地。其二是深。苏轼不同于那些泛泛于佛教之中,获取精神慰藉的浅薄之士,他对佛教教义进行了深入探讨,深谙佛家瑜珈之术。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悟。苏轼学佛而不佞佛,最后,大觉大悟,迷途知返,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因此,探讨苏轼与佛教的关系,具有深刻的意义。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从王船山、曾国藩与佛教的关系论其出世与入世互融的思想渊源

王船山不能简单地定位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虽然辟佛,却辟得有理,既是为儒学正本清源,亦是为佛教追本穷源。他批判了禅佛的狂妄和虚无,亦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生命的轮回,从《张子正蒙注》到《相宗络索》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入世”和“出世”相结合的修行之道。曾国藩继承和发展了王船山的学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他开创了更为宽广的新儒学,以其更开放的姿态融合了大乘佛教出世与入世互融的宗旨,他更加明确地接受了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并具体在实践中予以落实。     

西夏僧侣的培养和选叙

西夏是一个崇儒尊佛的国家,佛教被尊为西夏的国教,佛教僧侣们在西夏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西夏对于佛教僧侣从培养、选叙到管理都有着严格的措施和法律规定,本文试对其进行初步探讨。     

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局限性

学术界关于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尚未有足够的讨论,特别是王夫之以什么样的准则批评佛教。王夫之以儒家的义利观作为批判佛教的标准,从一本万殊、实有、自然和气化的角度攻击佛教的天、性、空、兼爱和因果报应等思想。王夫之同张载一样,在批佛的过程中,对宗密攻击儒家和道家的言论予以回应。王夫之明末遗老的民族气节和华夷之辨思想,也不允许他泯除是非、空无所有,及接受佛教的思想。王夫之对一些佛教概念的误解,特别是他将佛教视为巫术和以玄学解佛的错误,乃是其批佛的局限性。     

略论《空山灵雨》与印度佛学

印度佛学的佛义是许地山创作《空山灵雨》选择性接受的第一个对象,是他探索生命、思考人生的一个工具。“多苦”、“虚空”使他试图从佛教信仰中推演出一套立身处世之道。他想通过佛教研究而找到人生希望。《空山灵雨》是许地山对人生进行探索而写下的一份独特的答卷,它的文本充满了许地山研究佛学而不迷信佛学的质疑,在质疑中,他由“谈佛”走向了“反佛”之路,由信士而斗士。     

欧阳修：一个终生排佛又难定归属的居士

欧阳修既曾著文强烈斥佛,又与佛徒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庆历新政失败后,他在滁州贬所一度消沉,与多名佛徒接触,日后虽然文学上日趋成功,政治上日趋稳健,但思想上始终没有改变对佛教的己见。致仕后改＂醉翁＂为＂六一居士＂,甚至有文字记载他是持《华严经》卷宗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没有任何一部佛教典籍把这位居士列入佛门章次。＂居士＂一名究竟如何归属,成了一个难以理清的谜团。     

梁武帝萧衍对佛教本土化的几点贡献

梁武帝萧衍是一位奇特的历史人物,居帝王之尊却醉心于佛教,甚至三次舍身入寺。有人说他因崇佛佞佛而亡国,他却毫无遗憾至死坚守戒律。在他的一生中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其在位期间大修佛寺,广塑佛像,为僧人制定戒律,与不信佛者辩论。梁武帝对佛教经典有独到的见解,尤其精通《般若经》《大涅榘经》,并提出独特的“神明佛性论”思想,他对佛教在汉地的进一步传播做出重大贡献。     

柳宗元诗歌佛学渊源探析

柳宗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人,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从小由于家庭的原因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和对佛教进行长期研究,尤其是在其政治上受到挫折、遭受排挤时,其更加关注和研习佛理,以此能从佛理中找到精神慰藉,因此,佛教对其精神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所从事的诗歌创作活动也必然带上佛教的烙印,其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与佛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众多方面呈现佛学的特征。     

后赵开凿大伾山大石佛刍论

浚县大伾山具有开凿大石佛的自然条件,而十六国时期黄河流域的动荡环境为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以佛图澄为代表的异域僧人进入中原后,引起石勒等后赵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特别是后赵占领浚县后,利用所开凿的大石佛来实现中原地区思想统一的目的更体现了佛教的作用.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如果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大石佛开凿也起到了群体效应的作用,使黄河流域相关的佛教造像迅速普及开来.     

柳宗元“好佛”并不“佞佛”

近年来有的同志根据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的表白;根据他同佛教徒、僧侣密切来往,说佛论禅的情况;根据他的著作中涉及佛教、佛学、佛寺以及浮图、僧侣的碑、铭、墓志、序记等占他著作的较大比重等等情况,推定柳宗元“佞佛”,即迷信佛教,说他的哲学是佛教唯心主义。我认为这个评价所根据的情况虽属应注意的事实,但并没有表现柳宗元哲学的本质和主流。如果只停留在部分现象的数量和表面而不进行全面地深入地分析研究,难免会得出肤浅的、片面性的以至错误的结论,因而不能把握柳宗元哲学的本质特点。关键性问题是弄清他所说:“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的真实含义。从他的思想主流和一生的社会活动来看,他的“好佛”是爱好研究佛教而不是佞佛,不是迷信佛教。事实     

章太炎佛学思想略论

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不仅积极赞助民族民主革命 ,提倡国学 ,而且还有不凡的习佛经历。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内容丰富 ,影响广泛。他不仅把佛学思想作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为“作民声”而“作佛声” ,而且还从学理上阐发佛教哲学的基本观点 ,评判中国佛教流派 ,考辨佛教历史 ,呼吁佛教改革 ,为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而奔走呼号。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交织在一起 ,是近代中国宗教思想与社会思想互动离合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韩愈谏迎佛骨的历史意义

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韩愈,一生最大的功绩,除了倡导古文运动和在文学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之外,在思想领域里,他主张恢复儒家正统,排斥佛教和道教,也是一桩了不起的事情。虽然他反佛的行动在当时未能很快取得成效,然而他反佛的理论却给后代留下深远的影响,并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早在西汉末年,佛教就已开始传入中国,经过南北朝的长足发展,到唐代愈     

昙鸾未列入净土宗十三祖问题试析

昙鸾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佛门大师,同时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其一生信仰经过几次转变,最终选择了弘扬佛教净土法门作为终生的追求。但在传统的中国净土宗祖师世系中,他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他对净土宗所做出的贡献与他后世的沉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试从地域和佛道之争两个角度分析昙鸾未列入净土宗祖师世系的原因,力图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     

在人境中追求弧独和寂寞：论王维诗歌的禅意

盛唐诗人王维出生在一个佛教气氛很浓的家庭。其母崔氏持戒安禅三十余年,是一个颇有修养的佛教徒。在母亲的熏陶下,他和弟弟王缙“俱奉佛,居常蔬菜,不茹荤血”,二十几岁就已受教于名僧。《旧唐书·王维传》说他“妻亡不再娶,三十余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王维丧妻时当三十岁左右,那时他就已被佛教浸润身心。从他写的《赞佛文》、《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绣如意轮像赞》等诗文也可以看出,他深谙禅宗教义,对佛学有很高造诣。     

论宋代以降的佛教孝亲观及其特征

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以佛教中国化为总体背景,考察了宋代以降中国佛教孝亲观的内容及其特色。文章认为：宋代契嵩为代表的《孝论》是中国佛教孝亲观系统化形成的标志,宋代以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并力倡持戒与孝行的统一、孝顺与念佛的统一,使“戒孝一致”、“孝顺念佛”成为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特征,从而达成了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梁启超的佛教史研究

清末民初,教佛在内忧外患、国运危殆的形势下勃兴。这既反映了知识界经世救亡的需要和理论思维的渴求,同时又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梁启超不仅用佛理补充儒家之说,形成了他的东方人生哲学和佛教救世主义,而且在向传统折返的同时,从学术的角度,把佛教作为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输入、发展盛衰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广泛地研究,成绩斐然,远在其佛教哲学研究之上。他在佛教历史的考证、义理的阐释以及典籍真伪的辨识诸方面,既有浓厚的兴趣,更有大胆的创新与实践。他对佛教义理的阐释,不再是谈空说有、幽隐玄妙,也不只是注经释相,历数公案,而是以     

徐陵的佛教活动考述

徐陵,梁、陈著名文士.他奉佛受梁陈之时代风气与其家学风尚的共同影响.入陈后,徐陵更以士林领袖和文坛宗匠的影响力推动和促进佛教在当时的发展.徐陵的日常活动与其文学创作都体现了他对佛教的精神信仰,以及不俗的佛学修为.     

儒佛交融与朱熹心性论的形成

心性论是理学的主题。而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形成渊源则要追溯到佛教传入以后儒佛关系的演变过程,儒佛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来佛教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不断改变自己,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正是这种中国化了的佛教,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从儒佛关系的角度,分析佛教哲学在传统儒学影响下逐渐心注化的历程,以及由此产生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探讨朱嘉既吸收佛学的理论精华又超越佛学建立心胜论的理论过程。     

儒佛会通与现代新儒家、人间佛教的形成

儒佛会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自佛法东传以来,儒佛交融、儒佛会通就逐渐成为儒佛关系的主流,最终形成了亦出世又入世的儒化佛教和佛教色彩浓厚的宋明理学。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倡导儒释同源、儒佛互证的佛教大德和儒门宗匠,儒佛会通使中国文化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了印度文化,也使佛教的圆融精神在中国文化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