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派文学:日本现代反战文学的高峰

文章从日本“战后派文学”代表作家作品内容的归纳分析，以及“战后派文学”与“原子弹文学”的比较中，得出“战后派文学”立足于历史事实与文学真实，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去洞察了这场残酷的战争，并果敢地揭示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争中扮演了侵略者、占领者角色，真正形成了日本现代反战文学的“高峰”。     

“日本文学特殊论”之我见

现代日本文学研究界普遍流行一种“日本文学特殊论”的观点 ,认为现代日本文学只注重描述美学意识或者所谓人类共同的情感而极少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等政治问题。然而 ,细考明治期政治小说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小说、无产阶级文学 ,尤其是 193 1年至 1945年“十五年间”的文学和“战后派”的文学 ,可知“日本文学特殊论”并不符合现代日本文学的史实。     

神话重构──现代主义通往传统的媒介

西方现代派文学曾被认为是一种与传统文学通然不同的文学流派，“所谓现代主义是指现代西方文学中反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动动，是对在思想和艺术方面与传统文学遇然不同的许多思想流派的总称”。①其实我们仔细分析研究现代派文学就会发现，“反传统”不过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因外在形式的变化而造成的一种视觉假象。现代派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虽有其标新立异之处，但其内在精神，或者说潜藏在现代派文学外在形态之下的题旨意蕴，却是对传统的深化和升华。所以有人称现代派文学是“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现代形式”，或“基于现实主义艺术精神…     

“幸福”的改写——中岛敦《幸福》的互文性研究

中岛敦的《幸福》,是在《列子·周穆王》的一则寓言故事基础上改写而成的。通过一系列互文改写,中岛敦不仅继承了原有的道家思想,还将怀疑主义掺入其中,扩展了文本的哲理意蕴。通过对“幸福”这一主题的哲学性思考,对当时的日本国内情况和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使得文本具有了隐喻性。     

小说语言中的含混表现及类型初探

“含混”（Ambiguity）是新批评派推出的一个重要术语,也有译作“歧义”或“膝胧”的,相对而言,“含混”更近原意。从整体上看,新批评派是以形式研究为宗旨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弊端,如忽视文学的社会性、文化性和经验性．无视文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等等,但也正是他们将文学语言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其中,尤以燕卜荪为代表。燕卜荪认为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含混性,是文学语言不同于科学的明显标志。一个字往往便是一个“生命的细节”,起着协调各种文字与意义关系的作用。文学语言往往是在多义中显示出含混,或在含…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再认识

对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一场文学论争,笔者提出三点认识,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人生派”也重视艺术的力量 文学研究会一成立,斗争的锋芒就指向无病呻吟、言之无物的旧文学,特别反对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他们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宣     

当代日本文坛对文学家“战争协力”的反思——评安田武的“论山本有三”

“二战”期间日本文坛经历了文学史上最堕落、最令人窒息的历史阶段,四千余名作家加入了“文学报国会”,为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呐喊、鼓吹。如今70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关于文学家“战争协力”的反思却并没有停止。日本著名评论家安田武从作家“资质”和民族“特质”入手,描绘了著名国民作家山本有三由“抵抗”到“堕落”的轨迹。对安田武的“论点”进行辩证分析,有助于了解日本文化精英对侵略战争的反思,有助于探究日本文坛至今还没有明确文学家战争责任的缘由。     

文学的"虚灵"价值与近代英国的宗教文化精神

在西方文学史上,诗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具有一种“持续的含混性”。这种“含混性”背后隐约透露的是对一种永恒超越的“虚灵价值”的追寻。在英国近代文化史上,马修.阿诺德对“完美”的追求、瓦尔特.佩特“艺术至上主义”的思想、T.S.艾略特“文学与神学的双重标准”以及英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I.A.瑞恰兹对“诗歌真理”的倡导,都在不同侧面彰显了宗教与诗对虚灵价值的不断趋近。     

审美自觉三题

对文学审美艺术价值的探求,经历了一个审美自觉的过程。浪漫主义被认为是开始探求文学审美价值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出现代表了从“理性”到“感性”的审美价值转向,它所倡扬的核心审美范畴便是主体的“感性”和“情感”;现代唯美主义对文学艺术价值的探寻则被表达为“为艺术而艺术”,它所追求的便是所谓的“纯艺术”;现代学院批评则提出了“文学性”这一概念,“文学性”研究一方面是唯美主义价值理念的延伸,另一方面也是对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反思。     

文学现代化质疑

文学不能也不应该“现代化” ,因为效率等现代化因素不适用于文学 ,高品质的文学也不可能真正“市场化”。文学的原素———道德、精神、信仰、爱———都是永恒的与不可动摇的。现在所谓的“文学现代化”或“现代化文学”乃二十世纪解构风的产物 ,是以尼采为代表的解构大师思想学说东渐的产物。这一风潮无视如下规律 :文学创作的理念由古及今是一脉相承的 ,根本无法“现代化”。     

谫论中岛敦对中国题材的撷取和演绎

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文学对世界各国的文学创作都曾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甚大,这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日本文学史上曾出现过以中国古典文学为源的文学创作现象,也出现过许多亲近中国古典文学又极具汉学渊源的作家。他们中有的将中国古典文学“拿来”,融会贯通使其成为日本文学的骨髓和血液,如松尾芭蕉、森鸥外等;也有的将中国古典文学“拿来”,“生吞活剥”使其成为日本文学的框架及内容,如芥川龙之介、井上靖等;还有些作家将中国古典文学“拿来”后,改造、消化、生发开去,赋予原型以新意,如中岛敦等。…     

“文字叙事”建构“历史记忆”：解读日本战争文学的证言书写

证言书写是战争文学的一种特殊存在,它依靠战争亲历者对自身体验的记录和回忆,“还原”碎片化的微观战争场景。因此,它具有展示真实历史片段的“实证性”。同时,对战争的反思亦反映了书写者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在日本,根据时空转换以及创作主体的不同,我们需要关注文人与庶民在战争前线、战争大后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证言书写。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它始终没有模糊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避免让读者陷入虚构化、文本化历史的境地。证言书写记录的虽然是个人的、零碎的体验或回忆,但却是宏大的、权威历史叙事的有效补充;它虽然是民间的,但既有与官方记忆相一致,也有不同或是相反的内容,而这部分“反记忆”恰恰是证言书写的最大实践价值——对国家历史编纂学科权力的挑战。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白桦派提出的关于个人与“人类”互动、统一的观点 ,强调了个人相对于“人类”的独立性与重要性。这种观点为五四作家所接受 ,促使他们自觉背离近代“国家”文学模式 ,将叙事重心与目的由“国家”话语转向“人”的话语。五四作家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叙写 ,是从中国五四语境出发的一种创造性改写 ,这种改写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     

论后期；‘西昆派”

宋初“西昆派”分前、后两期 ,两期作家的主张与创作不完全相同。后期“西昆派”作家改造“富贵语”而善说“气象” ,突破“台阁体”而力求平淡 ,崇敬杜甫而追寻真诗 ,较之前期作家 ,对优秀文学传统的认识有了突破甚至飞跃 ,在表达艺术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这些变化 ,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强力影响的结果 ,也是文学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但缺乏现实精神、以歌功颂德为能事 ,仍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故“西昆体”的最终命运 ,只能是被欧、梅新诗体和欧、苏古文所取代     

日本学界“外地日本语文学”论述的批判性考察

“外地文学”一词在近现代日本历史语境中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日本学者岛田谨二使用这个概念来考察当时在台日人的文学书写,而对台湾本土作家的文学写作采取无视或抹杀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界重启“外地”概念,“外地日本语文学”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外地日本语文学”试图打捞那段被遗忘的过去,为无法纳入国别文学考察范围的创作建立新的框架,打开重写日本文学史的新空间,有一定学术史意义。但目前的“外地日本语文学”研究往往止步于经验的重提,缺乏历史反思,有的甚至在理论立场上退回为日本的殖民历史辩护,这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批判性考察。     

“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

唐玄宗开元时期朝廷中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在武则天时期已初露端倪。“吏治”派主张用“吏干”之才,不重视官吏的文学才华;“文学”派提倡用“文学”之士,将文学创作才能视为选拔官吏的必备条件。狄仁杰、姚崇、宋璟等是“吏治”派的代表人物,上官婉儿、张说、刘幽求、张九龄等是“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吏治与文学之争”,不但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随着两派势力的交替上升,轮流执政,盛唐前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及诗风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     

作为“反应装置”的战争和作为“认知装置”的“战后”——为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再寻坐标的尝试

逻辑预设、理论工具和认识装置之趋同，使得近年来中国的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同温层效应”。为使该领域研究能在更开阔的空间中走向深广，本文提出以下三个观念维度：其一，应以“江湖文学史”的观念重审昭和文学史的史述逻辑，以“影子研究”的方法，以德意诸国同类文学为参照系，为日本战争文学建立有效的世界坐标；其二，可将“战后”视作历史后视镜般的认知装置，以一种时间维度重新照亮战争与日本文学、思想、社会的过往，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反推其“所以然”，展望“将若何”；其三，有必要在同时代日本文坛内部建立起侪辈间可资参照的坐标，描绘战时文学家时局因应的多色光谱，并据此考察在极端语境下的文学家、异态时空中的人，使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在政治与文学、暴力与文明、战争与人的复杂关系层面上成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     

近十年日本文学概观

(一)完全摆脱战后色彩的一代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文学每十年至十五年就有一次激烈的变革。百余年间的国力膨胀,战争扩张和战后的重建,都给文学的发展带来强烈的刺激。拿战后来说,初期出现了第一次战后派、第二次战后派。经济高速成长中出现了第三新人、新战后派。七十年代,新起的“内向的一代”,在题材上,感情上和战后初期,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是迥然不同的。“战后”为特征的时代已经解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似乎日益疏远,“自我”意识在创作中的地位不断加强。     

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抵抗派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抵抗派,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地主阶级内部崛起的一批力主抵抗、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的仁人志士。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忽视或有意无意地贬抑鸦片战争时期的地主阶级抵抗派;在近代史研究中,也是对林则徐、魏源、裕谦等著名抵抗派代表人物论述较多,而将地主阶级抵抗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进行整体分析者则较少。本文拟就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抵抗派的特点和历史作用等问题试作探析。     

现代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谈“山药旦派”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长期生活在山西并以山四农村为创作题材的一些作家们,由于创作风格的接近,被文艺界看作一个流派,是在五十年代的后期。或称“山西派”,或称“火花派”(因《火花》刊物而得名)。郑重提法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谐谑说法则为“山药旦派”。追根溯源,这个流派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