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形态作用下葛浩文的翻译改写——以《生死疲劳》的英译为例

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是公认的当代中国文学英译的第一人.然而,他的翻译却一直饱受学界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其翻译中的改写.该研究以文学操控论为理论基础,以《生死疲劳》的翻译为个案,对葛浩文在翻译中所做的改写进行考察,研究发现:葛浩文在翻译中确实进行了较多改写,其中很大一部分改写是目标文学系统的诗学形态综合作用于译者而发生的改写,这不是译者的无心之举,而是有意为之,其最明显的意图便是让译作在异域环境中为更多的异域读者接受,从而延续作品在异域的生命.     

电影片名翻译——以商业利润为目的的改写——以《王者之心》的电影片名翻译为例

以电影Tristan and Isolde《王者之心》的片名翻译为例,用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即改写”,分析在该片名翻译活动中原作编剧、中国电影制片方、中国电影发行方、译者等在这一翻译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分析表明,电影片名的翻译本质是以商业利润为目的的改写。     

双重翻译中的改写与杂合现象——以影片《一剪梅》为例的考察

在我国无声电影的制作拍摄中,外国文学作品是中国电影人的创作源泉之一。我国早期的电影人具有非凡的国际视野,很多无声电影在制作时就直接在影片中加入了汉英双语字幕,以便于国际观众的欣赏,并利于输入国际市场。对于改编自外国文学作品的电影来说,就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双重翻译现象。以影片《一剪梅》为例,从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三个方面来考察我国早期电影制作中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改写。在电影的对外翻译中,以国际观众为目标群体,译文中既存在对原著的尊重与保留,对目标语语言与文化的贴近,同时也保留了汉语中的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使中英语言文化在杂合中得以融合。     

英译中模糊语言的东方情调化处理

模糊的语言能用较少的代价表达复杂的感情,用最简洁的话语达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心灵沟通、情感交流。这种含蓄模糊给翻译带来很大难度。如何处理中国语言文学中的模糊语言,成了众多翻译研究者的关注重心。以往中国译评家称模糊语言的直译为“文化陷阱”、“误读”、“偏离”、“死译”等,本文做出了与往昔不同的价值判断,提出了“模糊语言的东方情调化处理”方法,并举了大量的英译作品中的例子对其进行分析,对模糊翻译作了尝试性的研究。     

电影翻译的动态观——中国电影翻译考察

综观我国电影翻译的历史,我们发现,无论是翻译数量的多寡还是翻译方式的变革都始终与社会的发展及受众审美观念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有理由认为,电影翻译应当与时代、受众的接受程度、理解水平以及他们的精神需求相适应,它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本文从我国电影翻译的历史、现状、观众需求等方面进行考察,提出我国电影翻译应当在提高译制质量的同时走多元化的道路.     

诗歌翻译观对比研究——以《天净沙·秋思》的英译为例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难点。在长期诗歌翻译实践中,我国学者曾提出"散文释义"、"形式对等"和"三美"等三种不同的诗歌翻译观。以《天净沙·秋思》的英译为例对上述三种诗歌翻译观进行讨论,认为"三美"观优于"散文释义"观和"形式对等"观。     

再实例化视角下政治文本标题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译为例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想,翻译可看作一种以源语文本意义为导向的跨语际再实例化过程。文章基于再实例化的视角,分析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两卷本中213则标题的英译,探讨了译者选用何种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完成译文的语篇再生和意义重构。研究发现,译者综合采用了升降意义权重、调整评价意义、删减修辞手段、改变耦合模式等策略和方法,合理选择了译文的词汇语法形式,具有突出的受众意识,以更好地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和表述特点,进而完成跨语际再实例化,实现了译文标题的语篇再生,做好内宣话语向外宣话语的转换,助力提升译文在目标受众的接受度,以达成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的顺利传播。      

论典籍翻译中的意象转换——以《道德经》英译为例

典籍的翻译对弘扬中华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典籍的典型代表,以前人们更多的是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讨论其译本.意象既是语言研究的对象,又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古今中外人们对言、意、象的追问和思考从来没有间断过.随着当今多门学科的交叉与渗透,人们对语言与意象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梳理和总结文学意义的构成和古今中外对意象的不同理解,并结合<道德经>的英译本探讨中西意象转换的文化差异问题,以揭示意象在典籍翻译中的重要意义.     

散文翻译中的审美情感迁移——以《荷塘月色》的英译为例

散文翻译应以原作审美情感的迁移为核心,这一过程可表述为情感判断、情感体验、情感迁移的线性序列。情感判断着力于体察原文中审美意象系统构筑的意境和含蕴的情感;情感体验过程中译者以虚静为前提,移情为中枢,了悟为目的;译者最终通过情感迁移在译文中再现原作情感。以《荷塘月色》的英译为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究散文翻译中的审美情感迁移问题,并提出启示性建议。     

当代中国电影的后现代性对传统审美意识的改写与错位

当代中国电影的后现代性流变已是评论界众说纷纭的话题。文章从文化学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电影的后现代性对传统审美意识的改写与错位,阐释了具有后现代因素的当代中国电影的产生是转型社会在文化和艺术断层上的自然现象,而这类影片由于它的多元化和实验性、个人性和反叛性,就决定其活动位置的边缘性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国际信息

当代中国电影的后现代性流变已是评论界众说纷纭的话题。文章从文化学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电影的后现代性对传统审美意识的改写与错位,阐释了具有后现代因素的当代中国电影的产生是转型社会在文化和艺术断层上的自然现象,而这类影片由于它的多元化和实验性、个人性和反叛性,就决定其活动位置的边缘性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电戏"的最初输入与中国早期影坛--为中国电影百年纪念而作

19世纪90年代,"电戏"传入中国.1897年9月5日李伯元所办的<游戏报>发表了我国第一篇"电影评论"文章.1905年秋,由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片断,至今已整整100年.中国早期电影工作者主要与通俗作家合作编剧,拍摄一些中国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默片",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电影的教化作用.1931年由中国电影工作者、进步的新剧艺工作者与通俗作家通力合作,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在"9·18"、"1·28"后,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促使我国的电影事业在国难声中很快步入了一个左翼电影主潮期.     

生态翻译学语境下的翻译改写及其理据

翻译改写是基于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的一种策略选择,旨在更忠实地呈现源语的文化特质同时又能保持译语的流畅。生态翻译学及其“三维”原则对此颇具解释力,并赋予翻译改写以理据。语言维的改写,旨在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对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以力求译文的可接受性。文化维的翻译改写,旨在以目的语文化为主导更多地“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和阐释”,以努力实现英汉语言文化信息的动态对等。交际维的改写,旨在格外“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以提高“整合适应选择度”并忠实再现源语的功能意义。     

从汉语传统中两种“文学”观念看第三次“重写文学史”的趋势

文学史的重写以一定的文学观念为基础,同时又要以古代中国的文献材料为研究对象。在方法上,必然要以观念来指导对材料的选择与解释。而通过考察汉语言传统中＂文学＂概念的流变发现,文学观念有一个由古代的经验总结模式向现代功能性移植模式的突变过程。如何弥合当代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实存之间的巨大差异,成为当下＂重写文学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电影工业的文化多样性：一项跨国研究

本文作者提出了一个评估文化多样性的框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果：（1）国家的多样性等级次序高度依赖于其所采用的文化多样性维度;（2）电影产业得到公共支持越强大的国家（法国、欧盟和韩国）,其文化多样性越高;（3）供应多样性（supplied diversity）与消费多样性（consumed diversity）紧密相联,前者始终高于后者。这一现象揭示出对供应文化多样性的支持政策似乎与消费偏向相吻合。     

改写理论下林纾的翻译:以《吟边燕语》为例

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其译作数量之多,后人罕有匹敌。然林译小说在为人称赞的同时,却也时常因其大量漏译、误译、删节与改写而为人所诟病。该文拟从改写理论的角度分析林译《吟边燕语》,从而得出林译小说中的有些讹误与超胜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原因,而并非总是林纾的疏忽大意。     

数字技术与电影语言的变化

在电影10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电影语言经历了蒙太奇理论的诞生、声音的运用、色彩的运用、长镜头理论的出现等主要变化,这些变化都引发了电影的影像和叙事表意手段的深刻变革.数字技术拓展了电影的造型手段和表现领域,促进了电影制作理念和方法的变化,但是从建设电影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并没有直接导致电影语言系统的建立,没有促使电影语言的语法实现根本性的超越.数字技术的运用给电影语言带来的是一种局部的重大革新.     

修改和重写：当代左翼语境中的话语重构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文学文本的修改和重写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与传统的文学文本修改和重写相比较,当代文学中的作品修改和重写尽管涉及艺术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当代革命政治意识形态通过文本的修改和重写实现了文学话语的清理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