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诗歌的“翻译体”与中国新诗的形式建构

文章主要探讨了外国诗歌的翻译体对中国新诗形式建构产生的影响:翻译体最早实践了中国新诗革命的形式主张,是新诗形式的理想范本;翻译体是中国新诗自身的一种文体形式,参与并支持了中国新诗的形式建设;作为特例,外国诗歌的第三种翻译体影响了众多诗人的创作和形式选择。     

革命诗派诗歌的亦进亦撤及其意义

资产阶级革命诗派的诗歌在诗学观、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出现了许多有别于以往诗歌的新质,显示出了鲜明的近代特征,加快了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步伐;在艺术形式上则因袭用传统诗歌的语言形式,导致了其诗歌革新的后撤,在近代诗歌的转型中留下了教训.     

论中国诗歌语言艺术原理研究的意义

中国诗歌语言艺术原理是中国诗歌语言艺术理论的精粹,它的理论价值最高,现实意义最强,是研究诗歌语言艺术极好的切入口。诗歌语言艺术原理的鲜活性和生命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首先,它们来自具体的诗歌创作实践,都是从诗歌创作中总结出来的。其次,它们都具有普遍的意义,能够适应各种类型的诗歌形式,能够长久满足诗歌创作需要。其三,它们都具有很强的生长性,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诗歌形式的变化不断丰富完善理论自身。抓住中国诗歌语言艺术原理,就抓住了中国诗歌语言艺术理论的核心,抓住了诗歌语言艺术的筋骨,不仅能准确描述中国诗歌语言艺术理论的发展,评判它的价值,而且能揭示中国诗歌语言艺术的生命本质和美学特征。研究中国诗歌语言艺术原理,不仅是为了探索诗艺,寻找完善诗歌创作和审美的路径,更是要透过语言触及最本质、最内在的文化精神和审美精神,发掘中国语言艺术原理的生命价值,探索中国诗歌语言艺术原理的话语体系及其内在构成和理论意义,寻觅有益于当下诗歌创作和理论建构的参照。     

中国古典戏剧与诗歌的关系

中国古典戏剧以"曲"为依托来演绎故事,"曲"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核心和灵魂,而"曲"就是诗歌的一种形式,所以中国古典戏剧不可避免地具有浓郁的抒情写意的诗歌特色.实际上,中国古典戏剧从它的母体--诗歌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因此,无论是从中国古典戏剧的外部形态考察,还是从它的内在精神细究,或者从它的表演形式探讨,诗歌都无处不在.     

徐志摩诗歌的特征与现代音乐美感

徐志摩的诗歌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他对西方诗歌的节奏进行了全面的学习和借鉴,并成功地将这些诗歌技巧化入中国新诗之中,对中国新诗进行了改造和塑型。在概念分析的同时结合他的诗歌创作进行文本细读．深入分析了其诗歌给中国现代诗歌提供的具有现代音乐美感的形式。     

新诗的尴尬:中国文人诗歌形式演进的必然结果

中国诗歌形式细分起来有多种样式,但总的来说只有齐言和杂言两种形式。文人齐言诗创作历经千年,至唐代格律诗已接近发展的尽头。文人杂言诗创作自中唐词体建立,经过了宋词的繁荣和衰歇,之后是元明清时期散曲和剧曲创作的波澜起伏。新诗是文人杂言诗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延续。新诗出现之前,文人齐言诗和杂言诗的语言形式的涵量已达到了饱和点。当代诗歌深陷困境,当代诗人固然难辞其咎,但同时也是中国文人诗歌形式演进的必然结果。     

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

现代中国文学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文类构成的纯文学格局,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杂文学格局。在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小说和戏剧因其语言的通俗化最符合启蒙大众的要求,故最受青睐,从而跃居文学的核心位置;诗歌和散文则因其语言的艰深晦涩而丧失其固有的中心地位。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小说和散文的成就之所以高于诗歌和戏剧,是由于小说和散文较好地继承了传统的语言形式,而诗歌和戏剧则背离了传统的语言形式,又没有找到适合现代汉语特性的语言形式。     

经典与民间文化:重新审视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

过去对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忽视了诗歌发展中作为文学文本的“诗”与作为音乐形式的“歌”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以脱离了音乐独立发展文学形式为基本趋势,而是在文学性的独立发展与向音乐性的回归这两极的振荡中前进的。     

论后中国诗歌会诗人群

后中国诗歌会诗人群是中国诗歌会所倡导的左翼诗歌运动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继起和发展,经历了聚合、兴盛、转移和复兴的历史发展过程。民族解放意识是他们诗歌的思想特质、价值取向原则与审美意识的灵魂。他们紧紧抓住诗歌大众化这一核心问题,推进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其大众化探索主要集中在旧形式利用、方言诗创作和开展朗诵诗运动等方面。     

当前中国诗歌发展的几个新动向

新世纪的中国诗歌发展呈现三个新动向。诗人群体由多元化向整体化整合,60年代诗人集体亮相;诗体形式总格局进一步多样化,旧体诗词回归诗坛;高科技时代为诗歌的新发展创造了机遇,网络诗歌开花结果。三个新动向预示着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来临。     

《新青年》译诗与早期新诗音节的建构

《新青年》是最初构建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阵地。《新青年》刊载的翻译诗歌对新诗音节的建构影响深远。《新青年》诗人群体的译诗将英语诗歌轻重律中国化,大量运用虚词营造轻重音变化,借鉴英语中的语法和句法变化,丰富了新诗音调。在用韵上,译诗较多采取英语诗歌头韵、内韵与多种尾韵的形式,并结合汉语音韵特征,对早期新诗音韵形式作了更加自由多元的中国化转化。《新青年》译诗打破传统近体诗固化的韵律节奏,向英语诗歌借鉴,探索口语和情绪的自然节奏以及诗歌的语义节奏,对中国新诗节奏建构作了有益的尝试。     

书法艺术与诗歌意境的关系

中国艺术家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的和谐为宗旨的中国哲学,渗透到艺术创作的精神领域。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书法和诗歌,体现出传统哲学生命理念中强调个体生命和精神自由的精髓,两者在含蓄蕴藉的审美旨趣上相互融通,书法作品给诗歌意境的阐发和拓展开辟了无尽空间,诗歌意境对于书法创作进行了诠释和解读;同时,作为不同的艺术形式,两者又大有异趣。研究二者的关系,对于书法和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礼锡的诗论

王礼锡不但是诗人,同时又是诗歌理论家。 他注重继承中外诗歌遗产,强调从抗战这一特定的时代以及抗战中的中国这一特定的地域来继承我国千百年来优秀的民族涛歌遗产。他重视诗歌的形式,注重运用平仄,注重诗歌用韵。他对我国传统诗歌有很深的造诣,研究李贺,发明尤多。     

常任侠的诗社活动及其历史价值

常任侠的诗社活动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南京发起"土星笔会",编辑出版《诗帆》,标举"新古典主义"诗学观念;在长沙创办"诗歌战线社"和《诗歌战线》,提倡诗歌创作内容与形式统一;在重庆创办"中国诗艺社"和《中国诗艺》,提倡诗歌创作"各有各自的面目";在昆明创办"百合诗社"和《枫林文艺》,注重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平衡...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跨世纪基础工程——评江苏古籍出版社版《宋诗话全编》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文学遗产,特别是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诗歌盛开着灿烂的艺术之花。从《诗经》开始,优秀的诗歌创作层出不穷。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古代的文人们便对诗歌这一形式进行了艺术的理论性研究,“诗话”这种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特有形式产生了。虽然具备“诗话”性质的论诗著作和言论很早就出现,但作为一种特有形式,是在北宋中期创立的。宋代的“诗话”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中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林林总总、美不胜收的诗话,使人目不暇接。为了全面地反映和充分汇聚这些丰硕成果,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宋诗话全编》,它…     

探析中国当代诗歌式微的原因

当代诗歌的表现的确是令人沮丧的,当代诗坛已经很少有优秀诗作出现,而且我们所面临的已经不是诗歌的优劣问题,而是“诗与非诗”的问题。随着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诗歌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当代诗歌之所以衰落如此,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当代诗歌自身在形式和情感上的无节制等原因。     

楚辞: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作为表情达意的基本媒介,语言的构成形式在诗歌创作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一大主流的诗歌,其语言形式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孽生与演变,并逐渐形成诗、词、曲、赋等丰富多彩的体裁形式,从而极大地充实了中国诗歌的艺术内涵。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就精辟地道出了中国诗歌(文学)体裁发展嬗递的基本过程。在此过程中,从诗歌语言形式的角度看,屈原,宋玉等人“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继《诗经》那种成熟的四言诗体之后,另辟一境,开创了具有崭新特征的“楚辞”新诗体,为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自由诗是中国新诗的主要体式 ,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经常使用自由诗这个诗体概念 ,却未加以历史和理论的检讨。本文从中国早期自由诗理论的反思出发 ,联系新诗接受自由诗的过程 ,认为中国新诗在语言与形式“求解放”的进程中 ,精神与内容的考虑显然优先于美学的考虑 ,存在着把自由诗浪漫化和简单化的现象。自由诗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它仍应遵循诗歌运用语言的基本规律 ,不宜将自由诗看成新诗的至尊形式 ,以至于代替其它形式的探索。必须打破“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绝对观念 ,形成格律诗和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诗歌生态 ,以便在诗歌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参照体系 ,获得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陶渊明诗歌翻译的美学重构——以“饮酒（五）”为例

陶渊明诗歌是中国文学艺术中的瑰宝,翻译陶渊明诗歌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译者当尽量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美学价值。文章以汪榕培和方重对饮酒（五）的英译为例,讨论陶渊明诗歌翻译过程中形式和意境两个层面的关学重构。     

在时代潮流的浪尖上:九叶派诗歌的时代性及其对现代派诗歌民族化的突出贡献

文学艺术的民族化,不仅要在形式上体现本民族的审美欣赏习惯,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情感、精神文化上体现本民族的心理,反映时代社会的主旋律,这是对文学艺术的最终要求,也是现代派诗歌民族化的最终目的。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派诗人正是秉着这样的目的,他们继承了李金发、戴望舒开创的现代派诗歌的传统,把西方现代派诗歌这种外来诗歌艺术形式,与我国传统诗歌及现代新诗的美学原则结合起来,尤其是与40年代特定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中国现代派诗歌推向了成熟的高峰,最终完成了现代派诗歌的民族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