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环境纠纷的治理模式

伴随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入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为环境纠纷的制度建设和有效治理创造了契机.根据环境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将环境纠纷区分为既成污染型纠纷和预防风险型纠纷,这两种类型涵盖了当下最为核心的环境纠纷.通常,存量环境污染项目导致既成污染型环境纠纷,它涉及直接环境利益相关方;新建涉环项目导致预防风险型环境纠纷,它涉及非直接环境利益相关方,两者的治理制度和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当前,治理两类环境纠纷都应该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和谐共生关系"根本目标和"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结合起来,针对既成污染型环境纠纷,通过"环境补偿"和"共同监管",与直接利益相关方建立"环境利益持效共享关系",采取"直接利益型——持效共享模式"来治理存量环境污染项目纠纷;针对预防风险型环境纠纷,通过科学的项目规划、透明化的环境评估、高标准的环境保护、充分的民主协商等途径,采取"非直接利益型——透明高标模式"治理新建涉环项目纠纷,这两种模式是当前治理环境纠纷最主要的理路.     

基于网络结构的项目利益相关方角色划分

利益相关方角色划分是项目组织研究的重要前提,传统的基于职责功能的定性划分不能全面概括相关方属性特征。而相关方所处的网络结构位置是其属性特征和行为偏好的综合反映,所以本文以相关方在网络中的结构相似性为分类标准,结合对相关方属性的定性分析,基于CONCOR聚类进行角色分类。案例分析显示,考虑网络结构的角色划分能更全面地捕捉项目利益相关方属性特征,保证分类的客观准确。     

项目治理研究的迭代过程模型

随着组织间分工协作态势的加强,多个组织共同参与一个项目的情况越来越普遍,项目管理和多项目管理等方面的研究难以为提高这类项目的成功率提供有效的理论和方法支撑,而由于项目与公司的本质区别,目前移植于公司治理理论的项目治理研究也难以取得有效的成果。通过对项目治理的内涵和本质进行挖掘,本文分析了项目治理研究的基础步骤和内容,提出了随着项目利益相关方进入和退出项目而进行的需求明确、治理角色划分、角色风险处置和角色关系建立的迭代过程模型,即开展项目治理研究的P-R4模型。     

突发网络舆情回应治理的三重风险及其智慧治理策略——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突发网络舆情回应治理的滞后性、随意性及其对社会多元价值的引导失灵风险,回应治理体系的“反功能”风险和回应性过度风险等共同构成了突发网络舆情回应治理的三重风险样态。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挖掘,发现沟通不畅和价值偏好、回应主体和回应行为系统的部分失灵,以及回应治理的“内卷”与形式化的包装等因素共同构成了上述诸多问题的风险诱因系统。因此,应选择契合不同风险语境的制度创新模式并提升不同风险的弹性治理效率、构建契合现代网络舆情风险治理需求的网络结构模式并强化多元主体之间的基础信任和合作共识、合理界定常态化业务的回应边界并以技术嵌入模式提升对整个网络舆情风险周期的治理效能,利用相关智慧治理策略完善该领域风险的现代化治理路径,在网络强国进程中探索契合国情的善治之道。     

多元参与视域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警示与策略——基于“洁洁良”事件的分析

突发网络舆论事件日益增多,厘清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应对危机对提高其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经由“洁洁良”事件的典型案例分析,基于多元参与的视角归纳出媒体、网民和舆论对象三元主体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为风险。为有效化解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困境与危机,当前提升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效能需完善事前预警与回应相结合的前置性治理策略,加强事中引导与化解相结合的综合性治理策略以及巩固事后归纳与教育相结合的隐藏性治理策略。     

论工商业与人权语境中的“多利益相关方”

在工商业与人权语境中,“多利益相关方”具有整合知识资源的功能。参与各方应秉持互惠原则,贡献知识以评估人权风险,并回应利益相关方的合理诉求。将“多利益相关方”等同于“公众参与”的论点没有注意到“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者不是一般公众,他们与所涉议题应有直接利益关系,并有能力贡献社区知识,理解产业诉求。这种解释方式符合风险社会中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的互动规律,体现商业向善的理念,遵循权利义务相统一的法理。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将“多利益相关方”与“多边主义”对立的论点没有观察到“多利益相关方”的内在张力,即“多利益相关方”内部的权力差异与冲突使之依赖国家公权力的制度供给。我国可以在国内立法中申明“多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在国际上倡导主权国家支持下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提高我国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话语权。     

工程污名研究的若干问题

工程建设项目的固有缺陷会影响项目的正面形象,并可能引发社会矛盾。文章借鉴个体污名概念,将工程的固有缺陷定义为"工程污名",分析了工程污名的特征和维度,梳理了工程污名形成过程中利益相关个体通过风险感知的单独标签到利益相关群体通过情感互动的集体标签的机理,并阐述了由于工程污名所引起的消极社会评价以及带来的工程偏见化、污名扩大化以及经济损失等负面影响。     

旅游地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分析

多元化的相关利益主体、多样化的利益需求、多方式的利益实现途径,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旅游地相关利益主体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实质是各利益主体博弈行为的自然结果。而博弈策略的选择又依赖于具体的环境和制度,而非某一方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本文在对旅游地各利益主体间可能展开的三种博弈：共同投资博弈、监督博弈、定价一接受型博弈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腾冲旅游业发展的实际,就促进腾冲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邻避困境的反思与解决——基于公平伦理与政策理性的双重考量

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邻避性"公共设施的建设及运营产生的邻避效应成为现代公共政策决策面临的新挑战。实质上,邻避困境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对邻避设施负外部性的社会与政治的博弈过程,因此,需要通过伦理规范考量邻避困境中的个体利益诉求。政策直接反映政府的价值取向,邻避困境的解决是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持续不断地求同存异、协调合作的过程,需要从信任与共识机制、第三方主体公正性、经济与伦理治理策略思维与执行力等方面着手。     

网络社会风险规律及其因应策略

网络社会风险即网络社会的社会风险,是网络与社会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类社会风险。网络社会有其特定的风险规律,这些风险规律主要包括信息分化规律、信息污染规律、空间分割规律、身份隐匿规律和虚实共振规律等。网络社会风险规律的因应策略主要是：第一,推进网络社会建设,筑牢网络社会风险防范基础。重点应推进结构型网络社会建设,加强功能型网络社会建设。第二,创新网络社会治理,建立网络社会风险控制机制。关键要优化管治型网络社会治理,拓展服务型网络社会治理。     

网暴犯罪刑事程序法治理的特征、缺陷及其完善

《惩治网暴犯罪指导意见》引入了网暴犯罪治理的刑事程序法视角。通过协助取证的案前延伸,扩大解释公诉条件,优先使用公诉程序,该规范凸显网暴犯罪治理中的职权主导特征。然而,网暴犯罪的职权治理并不完备,可能不当限制被害人的诉权,也未兼顾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利益。因此,在职权治理方面,应明确协助取证的程序要件,降低自诉立案的门槛;在诉权治理方面,应保障被害人前、中、后三个阶段的程序选择权;在平台治理方面,应加强国家机关与第三方网络平台的合作,积极推进网暴合规业务。     

智媒时代网络暴力主义话语的生成机理与治理策略

智媒时代，网络话语与智能技术的糅合促使网络暴力发生嬗变并走向网络暴力主义。网络暴力主义及其风险的生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要对网络暴力主义进行有效治理，就必须摆脱自由主义、技术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局限，在深入分析其话语要素、话语生成、运行逻辑及实施策略的基础上，明晰网络暴力主义聚合的风险因素。同时，应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进行风险审视，坚持立体综合防治方针，全要素、多角度、多渠道地综合施策，推动我国网络暴力主义的风险预防与治理现代化进程。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进逻辑与生成机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对网络集合行为或网络集体行动的一种本土化用语。受"压力维稳"思维的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常被"污名化"为破坏社会稳定的非法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是阶层分化与利益失衡、利益诉求梗阻、网络表达渲染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始于公民基于利益诉求或情绪宣泄的网络表达,随着网络公共话题的聚合和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分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由网上走向网下,促使现实关联行动的达成。公民以网络表达为主要形式的参与行为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也有可能由于失范而导致社会混乱。为了消减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效应,有必要吸收协商民主的理论精要,创新治理模式,具体路径包括风险消减中的利益表达与吸纳、舆情监测中的网络回应与疏导。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政企关系的协调

我国环境治理模式正经历着从"谁污染,谁治理"向"谁污染,谁付费,专业化治理"的第三方治理转变。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有利于促进治污专业化、提高治污效率、节约治污成本,其关键点在于理顺政企关系,即理顺排污企业、第三方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其各司其职,共同遵守法律规范、市场规则、合同约定。现实中政企关系的相关方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行为选择,致使相互间的关系发生扭曲,妨碍第三方治理的实施。为此,要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机制,明确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的责任边界;加强对地方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监管;制定信息公开法,建立基于网络和数据库的治污信息共享系统;尊重市场规律,完善第三方治理的市场机制。     

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与控制

重大项目建设评价必须引入“社会风险”维度。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技术风险、经济风险、环境风险,还要考虑到社会风险。项目所涉风险边界沿着“技术风险一经济风险一环境风险一社会风险”的路径扩展。社会稳定风险与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直接相关,管理中需要对公众的非正常资源动员行为模式予以调适和纠偏,以降低集群行为的发生概率。社会风险管理与控制体系包括利益相关者、受评项目和政府风险管控三个子系统,风险辨识、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应贯穿项目建设的全过程。     

涉核项目邻避风险的基本特征、演化逻辑及防范策略

邻避风险是制约核能开发和核技术利用的主要因素。涉核项目风险的不确定性、建构性、灾难性和耦合性等特征,使得民众在情感上产生厌恶、心理上产生排斥,从而放大了风险感知,在议题焦点扩散和网络舆情裹挟下极易催生邻避冲突行为,导致社会稳定风险。防范涉核项目邻避风险既要改变民众对涉核项目“污名化”的刻板认知,也要贯彻共建共治的协商式治理模式和融合发展的治理理念。     

会计诚信缺失的机理分析

安然事件暴露了会计体系与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 ,因为对股东而言 ,他们难以接受在投资风险中还含有“会计作假风险”这个风险因素。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可以发现 ,现有企业制度破坏了所有者、企业、会计师事务所三方的利益及风险制衡关系 ,而形成了企业与监管者、事务所与监管者两种利益关系。在前者关系下 ,会计诚信度高且持久 ;在后者关系下 ,会计诚信度不但低 ,而且随着监管有效度的高低而时隐时现。因此 ,如何提高监管体系的有效程度变得非常重要。     

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中外差异与应对策略

中国在多个国际场合主张“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但在“多边、民主、透明”的理解上,中国与西方存在重大差别。总体来说,西方支持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旨在弱化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声音;而中国强调各国政府都平等地参与政策制定,反对发达国家垄断互联网治理,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鉴于此,中国在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上应有所行动：一是应向国际社会明确中国关于国际互联网治理的战略构想。二是在国际层面,区分互联网不同的领域,细化策略,根据利益权重的差异采取不同应对措施。但明确在涉及互联网安全与主权领域,则只能由政府主导。三是在多边或双边层面与立场一致的国家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在互联网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治理层面增大中国的话语权。     

网络环境下元认知知识与元认知策略相关性探析

元认知在网络环境下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培养过程中意义重大。经过一次短期培训,虽然学习者在元认知总水平上有所提高,但构成元认知的各分项目并没有呈均衡发展,元认知知识水平的提升高于元认知策略水平。二元变量相关分析显示,元认知知识与元认知策略呈较强正相关,说明元认知知识的培养会最终导致元认知策略水平的提高。多因素单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指出,策略元认知知识和个体元认知知识是影响元认知策略水平的主要因素,因而在对学习者进行更加深入的元认知培训时,可以把重点放在策略元认知知识和个体元认知知识方面,以达到培训工作效率的最大化。     

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网络生成与法律规制

网络时代,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获得了新的场域,环境风险信息通过网络实现放大,产生涟漪效应,并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次级后果。其生成的主要原因是网络规制立法相对滞后、现实利益表达机制不畅、网络公共领域逐渐形成、地方政府环境风险应对失策等。因此需要完善环境风险网络沟通的法律保障机制,建立环境风险网络生成的法律预防机制,构建环境风险相关各方的利益整合机制,健全环境风险网络社会放大的监管追责机制,以有效应对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网络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