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庸与狂狷

长期以来,中庸被人们有意无意间理解为不思进取、保守无作为的代名词。更为不幸的是中庸还常常被理解为孔子斥为“德之贼”的“乡愿”式的东西。文章认为中庸本来就具有“狂”与“狷”两极有机结合的意义,它是进取的、同时又是坚持操守的。在文学艺术中,坚持创新与继承相结合的中庸原则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也是有益的。     

论徐渭的狂狷人格

徐渭狂狷人格的形成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的。基于“利人皆圣”的平等意识,形成了徐渭蔑视权贵、傲世独立的人格风范;基于“本体自然”的自由意识,形成了徐渭“疏纵不为儒缚”的人格特点;徐渭的狂狷人格体现在诗文创作中,则突出地表现为愤世嫉俗的反抗精神。     

元杂剧作家狂狷人格的文化阐释

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角度阐释元杂剧作家狂狷人格的形成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     

从“狂狷”取向看汤显祖美学思想及其对《红楼梦》的影响

汤显祖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异于中庸的“狂狷”取向。汤显祖的一生, 是具有狂狷气质的一生。他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期望超脱的心愿注于他的戏 剧诗歌创作,使之呈现出以“狂”为主的狂狷本色。从这种狂狷取向来看,就可 见他的尚奇气、重情趣、借梦幻写人生等创作特点的共同本质,也可见他关注 女性、同情女性、倾慕女性美的不同一般的美学倾向及其对《红楼梦》的影响。     

狂狷不由人——由陈三立的一首咏虫诗说开去

陈三立（1852—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人。清诗文专家钱仲联说：“义宁句法高天下”,在近人旧诗的成就上,陈三立被公认为大家。汪辟疆做《光宣年间诗坛点将录》,把陈比作是天魁星及时雨宋江,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则认为汪作为江西彭泽人,出于乡人私曲而将陈推为天魁星,诗歌革命派的黄遵宪才是诗国领袖。     

狂者之言与狷者之态

颜元在清初以推翻程、朱等宋儒的读书静坐之学、专倡习行经济而震动一时。其学说最终的也是唯一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可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经济的动作,即便外界主动提供的经济管道也被他迫不及待地堵死。可以说他的学术始终呈现一种分裂状态：经世致用是他终生的志向,韬晦退藏也是他一开始就致力的目标。这种分裂状态是缘于清初士人文化中存在两个彼此背离的风势：一个是积极的经世致用,一个是消极的韬晦退藏。经世致用之风推着颜元向前走,韬晦退藏的力量却把他往后拉。两股力量同时作用在颜元身上,几乎将他分裂成两个人。颜元的学术生命就是在两个自我的严重分裂中度过的。     

命运的思索与抗争--屈原与古希腊悲剧诗人悲剧精神之比较

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的作品与屈原楚辞所表现出来的悲剧精神,虽因历史文化背景、民族风格等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但其对命运的思索与抗争却又十分接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的人生抉择,是其悲剧的起点和终点.找到两者的契合点,对比较研究古希腊和楚文化中的悲剧精神有价值.     

对传统中庸观的探索——兼对程朱中庸论的质疑

传统的中庸观是以朱熹在《中庸章句》的"不偏不倚之谓中,平常之谓庸"为思想依据,认为中是"不偏不倚,平常之理"。但这种传统的中庸观来源并不可靠,而且不符合孔子本意。从孔子在《子路》篇中对中行的表述以及孟子观点中分析,中庸应是"既狂且狷"。狂就是进取,狷乃有所不为。"既狂且狷"且存在着一定的辩证关系。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建安文学的儒道与狂狷

刘勰在总结建安文学的特征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①他把建安文学的艺术特征概括为“慷慨多气”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把形成这种艺术特征的原因仅仅归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未免过于简单化。当然,这无疑是形成建安文学“慷慨多气”的艺术特征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慷慨是指由一种强烈的内心不平之气激发出的情感激动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而营造出的一种带有悲忧色彩的审美境界。在中国历史上,“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乱世并不止建安一个时代。建安以后的五胡之乱…     

“雅志不得施”之后的“冲净”--嵇康《述志》诗中的心路历程

嵇康两首《述志》诗,排比意象,寓物述志,表面写游仙、求隐,实质是求索咏志,既是对传统诗学言志精神的传承,又是对老庄、儒家处世方式的思考,展示了“雅志不得施”到“冲静得自然”的心路历程。     

古代垂钓意象及其隐逸内涵之流变

简述了古代垂钓意象的发展变化以及隐逸内涵的形成过程,认为垂钓意象的隐逸内涵自<庄子·杂篇·渔父>和<楚辞·渔父>二文出现而逐渐确立,并在唐代得到巩固;而自唐该意象内涵又发生流变,在盛唐表现为以隐求仕的风气,在中晚唐到宋代表现为对功成身退的追求,在北宋后期以及元代,则表现为一种无名无识的真性回归.     

隐逸词在南宋遗民词中的新变

元初南宋遗民词人是一个颇具特色的群体,南宋遗民词中的隐逸词是宋亡后士大夫心理与境遇的反映。南宋遗民词人的心奥,南宋遗民词中隐逸词的新特点,是在宋末元初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其时的特有文化现象。     

从阮籍到陶潜——晋人饮酒风气之演变

有晋一朝,从阮籍到陶潜,士人饮酒蔚为风气。随着时代的推移,士人饮酒的实质亦有所改变。简言之,魏晋之交,士人饮酒以避祸;西晋及东晋初期,士人饮酒以求名;东晋中后期,士人饮酒以达生。     

隐士的定义、名称及分类

从事中国隐逸文化研究者历来代不乏人,有关隐士的定义、名称及分类的言论也很不少。然而,基于笔者个人对中国隐逸思想的理解,对前人的相关言论总感到不慊于心,因而在此提出一些个人新见以供学界参考。     

清丽与清寒——论李郢诗歌的审美风格

郢的诗歌具有“清丽”与“清寒”的风格。余杭的自然景色以及咸通时代动荡的社会环境,诱发了诗人的隐逸思想,使其诗歌具有“清丽”之风;咸通国家的动乱造就了士大夫隐居与救国的矛盾心理,加之诗人与贾岛以及僧侣道友的往来,使其诗风又具有“清寒”之气。李郢“清丽”“清寒”的诗风是咸通时代特色与作者思想、经历相互作用下的产物。     

山林之乐与仕宦之忧——《玉笥集》与元明之际士人的隐逸心态

元明之际存在着大量不乐仕进的隐士群体.按照传统观念,明初皇权的强化以及对士人的严厉打压,是导致隐逸风尚盛行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对隐逸诗人邓伯言<玉笥集>的个案讨论,试图指出:隐逸基本上是文人儒士元代生活状态在明初的延续;元代以来士人由入世到出世的价值取向的转变,是形成元明之际隐逸风尚的主因,而明初政治环境的严厉化以及士大夫的遗民情绪,只是加剧了这种风气.     

论嵇康、郭璞的双重生命特征

嵇康、郭璞是魏晋时期的著名诗人,受政治环境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寄情仙境,向往自由,是其诗文创作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他们显著的外相特征。而另一方面,两位诗人都关注现实,忧怀世事,这又成为他们重要的内在生命特征。这种对传统的叛逆和依恋,对现实的超越与忧患,济世弘道与走向世俗,构成了其双重的生命特征。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试论鲁迅小说中人物的人生悲剧

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本着“为人生”的创作目的,在他的小说中始终演绎着普通人的人生,实践着他的改良人生、改良社会的的愿望,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展示了这些普通人的人生悲剧,对整个封建社会及其上层建筑予以无情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