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意识与影像呈现——电视相亲类节目的女性主义批评

电视相亲类节目在提供“相亲交友机会”和“娱乐消费”的同时,也从栏目设置和剪辑上传递出当代文化背景下的性别理念。采用女性主义视角,通过对舞台影像设置和节目流程的分析,探析电视相亲类节目的性别关系定位和对女性形象的媒介塑造,指出相亲类电视节目在看似女性把握话语权和选择权的背后,传递的依旧是对传统“男权中心”观念的妥协和依附。以男性为话语权力中心,对女性的窥看、“筛选”与“刻板印象”塑造,以及女性群体以展示容貌身体来吸引或等候“白马王子”救赎的心态,通过娱乐至上的节目方式传递出来,在包括众多女性在内的收视群体中得以潜移默化,形成女性主体意识的集体“陷落”。     

相亲中的“拜金女”“怪叔叔”

近几年,相亲持续高热,"相亲交友"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可这些"八卦"中,经常爆出一些"重磅炸弹",比如"20岁的90后找了60后的大叔""某某漂亮女孩非大款不嫁"等,挑战着我们的择偶观。2012年,对北京市民择偶观的一项调查显示,两性在择偶标准方面略有差异,女性更看重"个人能力",而男     

我上电视去相亲

退休以后,我开始追寻自己晚年生活的幸福——找一个老伴。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相亲网,太过虚幻;婚介所,办卡要钱;公园相亲,少人问津。正巧某电视台有个"电视相亲"节目,这档节目比较侧重中老年人,因此我也误打误撞地报名了,还参加了两次。那天,我收看完当天的节目,其中有一位女士特别令我动心。我     

《诗经》“硕女”、“静女”、“游女”及其审美性与社会性

从《诗经》中对女性形貌描写看,女性审美形象大致可分为"硕女"、"静女""游女"三类,分别包含了健美、柔美和飘缈三类。"硕女"形象即既高大又健壮的女性,这既是商族和周族史诗对女性祖先的赞美,反映了早期先民的生命意识,也是农业社会初期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反映;"静女"这种看似对女性所作的纯审美观照,显现了进入男权社会后男性审美对女性的期待;"游女"这类女性审美形象多出自神话传说,依然可看作是对女性享有崇高地位时期的追忆和向往。女性审美形象的变化,一方面显现了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显现了父权制的进一步加强。     

电视相亲节目同质化中的差异化竞争

从2009年开始,相亲节目就成为了中国电视节目创作的热点。电视节目相亲热潮与社会的进步、媒介的发展、人的价值观念的改变息息相关。纵观现今国内各级电视媒体,电视相亲节目至少有40多档,而这些节目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同质化的现象：相似的节目服务功能、共同的国外类型节目引进、相通的真人秀节目形式等。在激烈的竞争中,这些内容相近、形式类似的相亲节目究竟该如何寻找到突围之路,通过对几个热播相亲节目的横向比较,总结剖析了相亲节目差异化竞争的策略：明晰节目定位与提升制作水准。     

中国古代文学“女强男弱”现象成因的原型批评阐释

在中国古代爱情类叙事文学中,有这样一类现象女主人公的形象总比男主人公的形象丰满、突出、动人,而且这是普遍的,我们称之为"女强男弱"现象,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男权中心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评价这一现象,就会看出这是由于中华民族在远古时代就有一种对神秘力量的化身--女性的崇拜,经过千万年的积淀,逐渐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随着文化的传承被继承了下来.当这种"女性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处于深深的压抑中时,它就会通过梦或艺术来体现,表现在文学中,就出现了许多比男子形象强的女性形象,当然,这要通过置换变形而来,才能符合现实中的真善关的要求,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女勇士》中的“花木兰”

受福柯、德里达等人学说的影响,女性主义的最新发展形式克服了传统女性主义的弊端形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其推崇的权利—话语观、反二元对立,并对男女差异的新的阐释,深层挖掘了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根本原因,从而为女性主体建构拓展了新的空间。《女勇士》塑造的新的"花木兰"形象虽然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花木兰形象,但它在建构女性话语权、颠覆男/女二元对立范式及以女性自身体验来建构女性主体等方面体现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要旨。     

电视相亲节目的同质化与差异性——《非诚勿扰》与《我们约会吧》的比较分析

细数目前国内各类型的电视相亲栏目,大大小小不下20个,各电视台为了保证收视率,都挖空心思大做文章,力争在同质化的现状中突出其特色。以目前最具人气的相亲栏目《非诚勿扰》和《我们约会吧》为研究对象,从栏目包装、模式、主持人和嘉宾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它们的同与异,进而肯定电视相亲节目同质化中的差异性竞争策略,认为这是电视相亲节目发展的必由之路。     

论丁玲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

丁玲是个极有个性的作家.鲜明的女性意识,贯穿她的全部创作.从"‘莎菲型’女性与中国女性文学"、"<‘三八节’有感>与丁玲的女性文学"、"丁玲与新时期女性文学"等三个方面来看,20世纪新女性形象无不受到丁玲创作的影响,这一重大影响关系足以确定丁玲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奠基人的地位.     

弱势男强势女——贝娄作品中的性别身份

索尔·贝娄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文坛中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在《赫索格》、《洪堡的礼物》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三部代表作中塑造的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颠覆了传统的男强女弱的性别身份建构模式,一方面,男主人公被塑造成受制于专横妻子的弱者形象,另一方面,男主人公的妻子被塑造成强者形象。     

从皮尔斯的符号学看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

在商品经济日趋发达的背景下,电视广告作为一种主要的商品推销手段,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女性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已成为越来越必不可少的力量,但电视广告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仍存在着以下几种刻板印象:贤妻良母、职场弱势地位、外表美至上。从皮尔斯的符号学角度对此进行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电视广告中女性刻板印象这一符号的形成和传播过程,剖析潜藏于符号背后的种种权力话语。正是在广告符号的编码、传播以及解码的过程中,资本话语、技术话语、媒介话语、欲望话语和权威话语的共同合谋才导致了女性刻板印象的产生。     

暴力冲突:身份确立之途径——评品特戏剧《回家》

《回家》作为哈罗德.品特倍受注目的作品,展示了两性间权力冲突这一中心主题。追寻权力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人身份确认的过程。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作为“他者”的形象出现,她们的身份、欲望依赖于男性存在。分析了《回家》中女性面对男性暴力的应策,以及颠覆男权、肯定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指出女性在与男权抗争的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     

从女性写作的“被命名”现象看当代性别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写作界、出版界、批评界对“女性写作”的命名“热潮”主要表现为对女性写作出版物的命名、对女性写作群体的命名及对女性写作意义的命名。从近三十年来女性写作的“被命名”现象可以看出：在当代中国性别文化的建构过程中,男性依然把持着文化权力,女性写作遭遇被商品化的命运;但是另一方面,女性也正以自己的声音参与着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女性写作的繁荣需要更加健康的文化批评环境。     

身体的隐喻——对张爱玲小说的一种解读

文学文本中女性的身体成为建构其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身体、欲望的觉醒具有反抗男权、颠覆既有的性别秩序的意义。张爱玲的小说具有独特、鲜明的女性视角,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文本所具有的对男权文化的反抗和颠覆性质。     

论李少红电视剧的女性叙事与问题限定

李少红是中国女性导演中女性意识较为成熟与自觉的一位.她的<大明宫词>通过武则天、太平公主形象的成功塑造,在历史的解蔽和审美吁求中实现了女性本真精神的创造性还原.电视剧改编是反抗和消解男权叙事的方法之一,但这种依托男性文本的女性制衡策略在有效性与有限性方面同样明显.比如对<雷雨>的改编,在女性意识的极力张扬中仍然潜伏着难以抹除的男权话语的痕迹.     

先秦两汉时期贵族女性的政治行为

先秦两汉时期的贵族女性在政治、军事、外交领域中非常活跃,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但是,其政治权力具有不稳定性和局限性。不稳定性即女性政治权力不可能长期保持在同一水准;局限性则指缺少固定的女性外庭官员制度,使得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高级贵妇,影响局限于宫廷,国家各级行政权力仍由男性官员掌控。形成这两个特点的主要原因在于贵妇们本身并不拥有合法的政治权力,其权势是男权的衍生,她们依然处于附属地位。     

《情人》:女性的伸张与压抑

西方女权主义者发现追求政治、经济、职业的平等并不能使女性获得真正的平等之后 ,开始强调女性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反映在文学上 ,女性主义作家要求用女性话语颠覆男性权威话语 ,重构女性形象。以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为对象 ,从两方面分析女性作家在伸张女性、重构女性形象上所作的努力 ,同时忧虑地指出当传统的道德观念仍在起作用 ,当男性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法权的代表 ,当女性抛却了赖以独立的手段 ,女性的伸张会变得无力 ,她们实际上仍遭受着巨大的压抑     

从电视剧《婚姻保卫战》看现代婚姻中的两性关系

时代在发展,现代婚姻家庭中两性关系也在发生着改变。现代婚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重视家庭以外天地的开拓,这一变化使现代婚姻的质量不仅体现在双方对情感的满足上,也体现在男女双方对追求自身利益的满足上。于是,家庭中男性与女性的地位和话语权开始发生变化,重事业还是重家庭等一系列问题凸显出来。电视剧《婚姻保卫战》突出地展现了这些问题,此剧的解决思路对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目的-意图原则对电视广告的语用解释力

电视广告中不乏各种各样的隐蔽性交际。由于电视广告交际最为明显的特点是“单向交际”,因此,目的-意图原则对电视广告交际的语用探讨很有解释力,可运用到传递和推导电视广告语境延伸和电视广告效果中。     

《不差钱》“小沈阳”：一个暧昧的文化符号

小沈阳在《不差钱》中体现了一种文化的暧昧性。首先,其非男非女的装扮体现了性别身份的暧昧,这不仅满足了不同观众的审美想象,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指涉功能和反讽意义;这不仅在美学上颠覆了传统文化对男性＂阳刚之气＂的审美界定,而且更是一种后喻文化意义上的美学叛乱。其次,＂小沈阳＂与＂毕福剑＂的关系,体现了通俗文化与官方主流文化的暧昧性,体现了意识形态在当代具有格拉姆希意义上的＂社会粘合剂＂作用或马尔库赛意义上的个体与现实诸条件的＂想象性关系＂。这种暧昧性使人们很难真正读懂小沈阳,这也使他不仅成为娱乐意义上的＂小沈阳＂,而且成为当代文化意义上的＂小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