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第四产业——兼与沈峻坡同志商榷

在当今信息时代里,信息产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来.为此,沈峻坡同志提出将信息业、咨询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组成第四产业.笔者认为,如今,建立并发展第四产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观点的提出,适应时代的潮流,无疑具有一定价值.但是,该文将第四产业仍归为服务性产业,而第四产业即知识产业,并将教育部门也列入第四产业,以及知识创造价值等观点,值到商榷.     

试论公有制和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兼与孙浩同志商榷

看了孙浩同志的《试论社会主义劳动者劳动力个人所有权问题》(刊《人文杂志》1981年第四期,下称孙文)后,对他前两部分所持观点我是同意的。孙文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的问题,只能隶属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以及对劳动力所有权问题的考察不能离开现实的生产过程,“只有那参加到生产过程中并现实地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才具备生产关系的特征,才是我们要把握的东西”,这些见解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使我颇受教益。但遗憾的是孙浩同志的理论是不彻底的,没有坚持始     

评“超越哲学”——评所谓“对唯物论和唯心论对立的超越”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实践观无疑地占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关于“实践”范畴的研讨和阐发,有助于哲学理论的深化和发展。这些应予充分肯定。然而近年来在“实践热”中,也出现了一种极端倾向,这就是把实践范畴片面地、夸大地、过分地吹胀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列宁语)。于是从中引伸出了什么“实践一元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的人本主义”     

试论汉武帝的对外战争——兼与尚钺同志商榷

一汉武帝对外战争的评价,是目前我国史学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过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摆在学习祖国历史和历史教学工作的同志们面前的困难问题之一。几年来,新史学工作者经过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能够初步掌握和运用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与研究复杂的历史,因而,展开广泛的讨论,把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正确的评价,是应该被提到日程上来了。不久以前,尚钺同志在“如何理解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明“离开了时代和条件,不但不能了解     

试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兼和强翼飞同志商榷

张翼飞同志在《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上所发表的“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一文,从整个人类社会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来研究商品生产从发展到消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并接触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问题。这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尝试。在当前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中,如果能够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及其变化过程,加以深刻的分析和揭露,弄清楚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最本质的问题,许多争论,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张文对一问题阐述得不够明确,有些概念也较含混,如商品逐渐“褪色”和逐步消亡的“质”究竟指的是什么?推动商品的质逐步消亡的内在因素又是什么?对于商品总的质和每个发展阶段上的不同的质有些混淆,对于商品的量变和质变也有些纠缠不清。这里我想就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试论新诗的格律——兼与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商榷

关于新诗格律的问题,差不多在新诗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就有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诗人闻一多和何其芳,都曾对新诗的格律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可是,去年《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刊载的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一文却认为:“闻一多先生和何其芳同志的探索,未能在艺术上获得成功”,奉劝人们“不必一定要重蹈他们的足印”,不赞成继续进行探索。我认为这个意见是需要商榷的。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一种体裁的     

试论艺术直觉的非自觉性——兼与钱中文同志商榷

艺术直觉的主要特征是自觉性还是非自觉性?非自觉性是不是就等于非理性?艺术直觉是不是仅仅是个认识论领域的问题?读了钱中文同志《论艺术直觉》一文后,觉得在这些基本问题上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应该承认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与秦淮沙同志商榷

《晋阳学刊》1985年第二期发表了秦淮沙同志的《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本对立”之不能成立》一文(以下简称秦文),看后受到一定的启发,但我认为根本否认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是不妥的,现谈点粗浅的看法,就教于秦淮沙同志。一,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论述秦文在“立论的根据何在?”这部分中写道:“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究竟是什么?它的含义是什么?能不能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本对立’提供论据?”我认为问题提得好,抓住了关键所在。秦文认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阐明的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其含义“有两层意思”:“第一,说的是思想对世界的认识”;“第二,说的是思想对世界的改造”。因此,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说成只是世界“可     

试论美学的对象与范围——兼与李泽厚等同志商榷

美学究竟是以美、以艺术还是以美感为对象,这是长期争而不休的老问题。本文在总结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和李泽厚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商榷。     

物质文明的内涵和外延——兼与刘学经同志商榷

什么是文明?据《辞海》解释,“文明”—词多义。含义之一,“犹言文化。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而“文化”通常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明”含义之二,是“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含义,我们就不说     

幽默漫议——兼与徐侗同志商榷

<正> 自瓦特令蒸气推动历史的车轮,伽利略用望远镜开阔人类眼界之后,“上帝”贬值,“幽默”看涨。诗人以幽默显其达观、机敏,哲人以幽默见其深刻、犀利,就连商贾也看重幽默在经商中的作用。 幽默在中国真正掀起大潮。实是近几年的事。王蒙、陆文夫、高晓声、邓友梅、张洁、冯骥才诸人的幽默,千姿百态,各具神采;连史诗大匠姚雪垠在严肃的笔触中也时     

物质与意识是对立的统一——与庞长富同志商榷

庞长富同志在《国内哲学动态》一九八一年第九期发表题为《物质与意识不是对立的统一》的文章中,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物质与意识只有同一,没有对立,所以不是对立统一关系。我觉得不仅这个根本观点值得研究,而且他的全部论据都是值得研究的。第一,错误的理解经典作家的原意。庞文引证了两段主要语录。一段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的语录。一段是列宁在《唯批》中批判马赫主义的语录。以此来说明经典作家“否认”物质与意识的对立统一,主张物质与意识“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两个东西,它们之间不存在对立的关系。”其实恰恰相反。恩格斯这里不仅批判杜林     

也论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的统一——兼与胡俊卿同志商榷

胡俊卿同志在1989年第6期《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的统一》(以下简称胡文)。他认为,实践检验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逻辑证明。因此,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是统一的。长期以来,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理论界比较注重讨论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的区分,对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的统一,则讨论较少,胡文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进行了探索,这是十分可贵的,读后很受启发。笔者同意胡文提出的论题,即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是统一的,但又认为,胡文对这个论题进行论证的基本论据,即实践检验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逻辑证明,难以成立,值得商     

阶级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兼与陆德生同志商榷

任何一个阶级——无论是剥削阶级或被剥削阶级,自它产生的那天起,都有其政治与经济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经济是第一性的,政治是第二性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必须对其政治与经济这两个方面进行既唯物又辩证的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就是这样做的。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在学习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分析理论中的一点体会,兼与陆德生同志商榷几个有关问题。一、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是阶级分析的出发点各个阶级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每     

试论敦煌学及其研究对象——兼与林家平等同志商榷

自1900年敦煌遗书发现以后,我国学者即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敦煌学研究更加活跃: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组建了许多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创办了一些敦煌学研究的专门刊物。但是,如果细细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路,大致浏览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我们的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对敦煌学理论研究的轻视。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一近年来,研究敦煌学的论著很多,并召开了几次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但对何谓敦煌学?敦煌学的概念、对象、范围、特点、历史等有关理论方面的研究却很少,而都侧重于对单篇遗书、石窟考古、壁画的研究。据我编写《敦煌学论著目录》①及以后的统计,在所发表的全部敦煌学论文中,关于敦煌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很少,只有百分之一左右。1979年10月2—4日,在由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组成的第四三八联合研究组(即敦煌文献研究组)的倡导下,在巴黎召开了有世界各国学者     

论主客体的双向选择及其对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超越

近年来,笔者提出了选择论的哲学设想。然而,一些论者仍然囿于传统的哲学范式,试图把选择问题纳入反映论中来解释。他们从唯物主义一元论出发,认为所谓选择就是从客观给定的、自在的、多种多样的对象和现象中,在同一时间内主体有选择地反映其中极有限的某几个客体,并在人脑中通过感觉形成相应的主观映象。从现代科学来看,对选择的这种理解是直观的、消极的。事实上,选择不仅有被动的一面,而且还有能动的一面;不仅有单向的一面,还有双向的一面。双向选择的过程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选择论回答的不是物质和意识谁为第一性的本体论问题,而是主客体是怎样发生、发展的方法论问题,既超越了唯物论,又超越了唯心论。在这里,笔者拟对此作进一步论述。     

当前我国生物学上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派的斗争

解放战爭才結束,米莫斗爭就开始当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爭的时候,自然科学界,并不是风平浪靜的。特別是生物学界,斗爭尖銳的程度,并不下于哲学。我国生物学界,一向是美国输入的莫尔根派壟断的市場。解放以后,我們才知道生物学上遺傳学理論,除了莫尔根派之外,还有米丘林派。也从这时候起,全国各地,展开了米莫两派的斗爭。斗爭是很尖銳的,可是时間不久,胜負就判分。米丘林派取得     

再论刘永福——兼与丁名楠同志商榷

一 如何正确评价黑旗军领袖刘永福?这是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解放以来,在许多专著和文章中,都说刘永福为了官爵,投降清朝,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前不久,丁名楠同志的《关于中法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关》文),就把刘看作是与清合流(即同流合污之谓)之人,说刘是为个人谋生路、仰慕名器、为清政府引诱而最后成为清朝一名听驱使、受摆布的奴仆。解放以来的这种说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诗歌分行之我见——兼与尚和平同志商榷

读了尚和平同志《诗分行排列实质原因之探讨》一文(载《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9期)有一些不同想法。现不揣浅陋,简述如下。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判断一种观点正确与否,最简便易行和最具说服力的方法,莫过于将这种观点放入它所涵盖的客观对象之中,来对照、比较两者是否相符合,以及相符的程度。尚和平同志提出,诗歌分行排列的“实质原因”,是个抒情的强烈程度问题,     

排中律适用范围浅论——兼与李秀圃同志商榷

关于排中律的适用范围,现行的几种逻辑教材有着两种不尽相同的表述。一种认为排中律“只适用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而不适用于两个互相反对的判断”,以金岳霖本《形式逻辑》为代表;另一种认为排中律“适用于具有矛盾关系或下反对关系的判断”,以上海本《普通逻辑》(1986年修订本)为代表。两相比较,后者在排中律的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