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孟诗派的形成

从比较系统、全面的观点看,韩孟诗派的形成有诸多方面的因素,呈现为特定的过程。在韩孟诗派的形成过程中,孟郊是诗派的开创者,其诗歌创作具有范式意义;韩念在文坛上领袖地位的确立,吸引了一批艺术趣味相投的诗人,对诗派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孟郊“求奇”的艺术追求,经韩愈推扩,影响到卢全、刘叉、李贺等人,遂成为韩孟诗派共同的诗歌审美指向;洛阳唱和,韩孟诗派最终形成;元和六年韩愈回长安后,诗派解散,贾岛改弦更辙,意味着晚唐诗的到来。     

略论七月诗派形成、发展、消亡的历程

七月诗派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应运而生．它继承并发展了新诗现实主义的传统，一反过去静观欣赏的习惯，停止了牧歌与哀曲，而高唱起抗日的战歌，表明了诗歌发展方向的共同趋势．七月诗派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胡风做了许多组织、引导工作．他积极倡导革命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始终不渝地坚持办刊物、出版诗集，善于发现、培养文学新人．艾青的诗作对七月诗派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是在《七月》上发表诗歌最多的诗人．艾青的诗融象征主义于现实主义之中，追求意象美、散文美，反映时代精神、民族意识，具有凝重阔大的诗风．七月诗派的历史，可划为三个时期，一是《七月》时期，七月诗派业已形成，且呈兴旺发达之势；二是《七月》停刊，进入《七月诗丛》第一辑时期，七月诗派在苦斗中巩固，在困难中韧战；三是《希望》创刊，七月诗派步入变异或，诗作以暴露国统区黑暗与人民的苦难为主，诗风也变得沉郁、冷峭。四十年代末期，胡风及其理论受到了某种误解与曲解，七月诗派的创作逐渐冷落，七月诗人所办的刊物也相继停办．七月诗派具有人数多、活动时间长、覆盖的地域宽广、强调诗作与诗论并重等特点．     

清代虞山诗派诗人钱陆灿佚诗辑录

钱陆灿是清代顺康年间著名文人,虞山诗派代表作家。其作品康熙年间曾有过刻印,今有《四库未收书辑刊》收录,但遗漏其所作诗文不少,现仅在其他已刊书籍收集到钱陆灿长篇歌行2首、短诗1首、残篇3个,提供给相关研究者,意在抛砖。     

何焯对“虞山诗派”冯班诗学的接受

周小艳在《河北学刊》2014年第1期撰文指出，清初“虞山诗派”的重要人物冯班对清代诗坛影响深远。但诸多学者往往将冯班的影响局限于“虞山诗派”和吴乔、赵执信等诗人，而未注意到何焯。冯班诗学以晚唐为宗，将取法晚唐的诗歌取向系统化、合法化，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理论体系，并聚集了一批风格取向相同之人相互唱和、切磋，创作了大量的具有晚唐诗风的作品，     

虞山诗派后期领袖冯班与清初齐梁体歌行的再兴

永明以后出现的讲究声律,涉及边塞闺怨、情爱女色等内容的七言歌行充分浸润了齐梁诗学精神,是典型的齐梁旧体,这一体裁在初唐、晚唐等齐梁诗风炽煽的时代都曾复现.清初,冯班接替钱谦益成为虞山诗派的新盟主,在虞山一邑掀起一股复齐梁之古的潮流.冯班对齐梁诗风在诗歌史上的消长历程有较透彻的认识,其创作除了包含风格华艳的近体诗,也括入了齐梁体歌行这一典型的齐梁旧体.在具体的诗学径路上,以冯班为首的虞山诗人采用一种以后溯先的方法,即从温、李等晚唐齐梁体诗人入手,兼学李贺,进而上溯齐梁,创造出一系列刻意求奇、声调婉媚、有词无情的歌行作品,体现出鲜明的晚唐齐梁风格.     

论胡适诗派

论胡适诗派步大唐新诗创作，始于“五四”文学革命。首先提倡并创作新诗的，是文学革命倡导者之一的胡适。他在１９１７年１月《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后，紧接着在次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较之用白话创作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为早，因此...     

现代诗派的发展与后现代诗派

抗战爆发后，虽然现代诗派对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随着时代思潮的转向而走向衰 微，但是由冯至《十四行集》的拓展，到４０年代中后期，围绕《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杂志又 崛起了一个更加响亮地提出“新诗现代化”口号的后现代诗派（“九叶诗派”）。这个诗派不仅在 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总体背景中发展了现代诗派的先锋探索，而且突入到广大的人生现 实中，表现出一种新的历史综合的特征。     

论梁代宫体诗派发展的历程

参照萧绎《法宝联璧序》等文献,可以发现梁代宫体诗派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普通年间至中大通前期为宫体形成期,此时的主力是萧纲的幕僚,中心在萧纲藩府;中大通后期至大同六年前后为与京师文风融合期,此时主力是萧纲东宫官员和倾向于宫体的士人,中心在萧纲东宫府;大同六年以后至梁末为盛行期,此时宫体弥漫朝野。每一阶段大约都是十年。这一结论有助于还原梁代中后期文坛原貌,为考定《玉台新咏》编纂时间提供证据。     

江西诗派学杜的基本经验——方回诗论探微

苏轼曾说:“天下几人学社甫,谁得其皮与其骨?”(《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如是则学杜者当以识为主,首先弄清何者为杜诗之皮,何者为杜诗之骨?杜甫曾论书云:“苦县光和尚骨力,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又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方回诗云:“书贵瘦硬少陵语,岂止评书端为诗。”(《题郭熙雪晴松石平远图为张季野作是日同读杜诗》)诗与画的确是相     

论创新理论的形成、发展及重要意义

创新就是做出前所未有的事情。创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创新"范畴引入政治领域,首次提出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并对"三大创新"的内容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和源泉,也是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     

四灵诗派论

四灵诗派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她在“中兴诗人”纷纷摆脱江西诗风影响的大环境下诞生。而在永嘉地区 ,则有薛季宣、潘柽等人导乎先路 ,此后四灵经仔细计议后 ,才打出“晚唐”的旗帜。在得到叶适的肯定后 ,四灵名声大噪 ,其追随者因而大量涌现 ,由此形成一个颇具声势的诗派 ,其影响也遍及整个诗坛     

江西诗派的形式美论

隋唐宋金元时期,尽管儒家道德美学覆盖了整个诗文美学领域,但仍有一条形式主义倾向的美学线索在延续和发展。江西诗派的形式美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说开其端,吕本中的活法论继其踵,杨万里的意味及余意、余味说承其绪,姜夔的法度论及余意、余味说封其后。他们以与诗歌内容相联系的方式,探讨了诗歌获取审美意味的形式规律和技巧,为形式诗学做出了一份独特的贡献。     

论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的萌芽、形成及发展

两汉时期，天下一统，社会安定，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士人们普遍失去了像先秦士人那样，为帝王之师、延说诸侯、建取功业的机会。于是部分士人逐渐产生出一定程度上疏离政治，安于著述，关注个体生命、自由、情感等心态，这些心态可称之为文人化心态。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在西汉初、中期开始萌芽，到西汉后期的扬雄那里走上成熟．而在东汉前中期的班固、崔骃、张衡等人那里达到高潮，之后便愈演愈烈。     

论宋元福建地区的唐诗学与明代闽中诗派的形成

福建地区的唐诗学传统发轫于宋代,确立于明代,并以明代闽中诗派的形成为标志.可以从三个方面梳理宋元闽中唐诗学与明代闽中诗派的形成关系:首先在传播视野上,从闽中刻书这一特殊角度进行研究；其次从创作实践上,探求闽中诗学传统形成的道路；最后在理论体系上,分析闽中诗派对唐诗的分期及诗法盛唐的主张的形成过程.     

江西诗派诗论与宗杲“看话禅”的话语同构

宗杲是宋代以来影响最大的禅师。江西诗派诗论如吕本中的"活法"、徐俯的"中的"、韩驹的"遍参"、曾幾的"慎勿参死句"都与宗杲"看话禅"有着话语同构关系。     

论《现代》诗派

《现代》派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以施蛰存主编《现代》为阵地形成的一支诗歌流派。但历来新文学史一提到“现代派”总是局限于戴望舒。毫无疑问,戴望舒是这个流派的代表诗人,但作为诗派,必须拥有一个较稳定的诗人群。综观《现代》诗作,李金发、陈江帆、侯汝华、李心若、玲君、史卫斯、南星、施蛰存、金克木、鸥外鸥、路易士(纪弦)以及早期的何其芳、徐迟等在题材选择、语言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近似之处。为了全面评价《现代》派,本文试就它的整个诗人群的思想倾向、艺术特色以及所受中外文学影     

论中唐通俗诗派

中唐分前后两个时期。后期诗坛有通俗、怪奇、雅正三个流派 ,三大流派构成了奇特的鼎立抗衡格局。通俗派诗歌的主导风格在于质实通俗 ,不避俚浅 ,讽兴时事 ,不虚为文。如此倾向可谓其来有自 ,总体上说是其主观追求的结果。就艺术实践而言 ,成就不小 ,但缺陷难免。“非求宫律高 ,不务文字奇” ,此为通俗诗派审美追求的全部内涵 ,同时也是抗衡雅正诗派、怪奇诗派的鲜明旗帜。审视一番诗派鼎立之格局 ,有助于中唐诗坛形势的立体化认识。     

湖湘诗派诗学革新论

近代社会之风云变幻激起以王闿运为首的湖湘诗派于诗学的睿意革新。于诗论上,王闿运力去古文经学家论儒道之弊而先以"诗不论理,亦非载道"之言欲疗诗运宋学之病,后以新意之"情"冠于诗而得绮丽典雅之风。邓绎则越庄子自然之旨,以"诚情"入"自然",以"文化"而使诗人神感,不脱自然之情而有"六艺"之貌。于诗艺上,王闿运擅拟汉魏风骨而融合以绮丽古雅自成一家,他打破了自古文与质之限制而又能随意驾驭创新,诗坛为之一震。邓辅纶则打通动态之诗与静态之诗的局限,糅古直、绮丽于一体,所作之诗朴茂纤秾、肆醇潜悲,实为近代白话诗蒙太奇手法之雏形。     

论谢榛诗论的矛盾性

谢榛把"以兴为主"作为创作论命题,反对"先立大意",主张依"兴"取意,而在创作策略上,谢榛又提出所谓"相因之法",并没有将"兴"贯彻于整个创作过程。这是七子派诗学矛盾性的一方面体现,根源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后期所面临的固有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