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机会不等与收入不均:城乡家庭收入的代际流动

文章提出了机会平等的定义,并给出了二阶随机占优条件下的检验方法。在控制子女努力水平后,利用CHNS数据从代际流动的角度考察了基于家庭背景的机会不等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分位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城乡子女收入差距越来越小,但由于机会不等而引起的差异却存在扩大的趋势。建议政府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供更多就业培训,为农村子女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农村代际流动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农村代际流动背景,从理论角度分析农村子代人口流动对父辈土地流转影响的作用机理;借助2015年中国健康养老与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两部分模型（Two Part Model）：Probit模型探究子代人口流动能否推动父辈土地流转行为发生,Tobit模型分析其对土地流转面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子女受教育水平、非农户口、流入城市等级和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父辈土地流转;并通过分组回归发现,农村代际流动对父辈年龄差异群体、子女数量以及居住养老方式差异群体的土地流转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为此,应当根据农村地区差异和实际发展水平,加强教育建设,推动社会公平,阻断社会阶层固化与贫穷代际传递,增强代际流动性,进而推动土地流转。     

基于参数可调均值迁移滤波实现筒子纱的识别检测

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从公共健康保障和收入相对剥夺双重视角考察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公共健康保障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具有显著性影响,参加医保、接受公共健康教育改善了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自评健康状况且降低了患慢性病风险,但就近医疗服务机构距离越远,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则越差。收入相对剥夺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即横向收入相对剥夺和纵向收入相对剥夺程度越严重,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水平越低。分群组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流动距离下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政府应从完善公共健康保障政策、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缓解收入相对剥夺等多个方面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水平。     

人力资本的代际收入传递效应研究

人力资本的跨代传递影响着收入的代际不平等性,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动机不仅来源于自身的利他主义倾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同时还受到人力资本的代际传导强度和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边际贡献率的影响.忽略人力资本的直接代际传导将导致对代际收入弹性的低估.以健康和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变量具有显著的跨代传递效应,反映出我国人口在教育和健康机会上的不平等性.父亲—女儿的收入传递弹性高于父亲—儿子,农村人口的跨代收入传递弹性高于城镇,反映出代际机会不均等问题在女性和农村子女等弱势群体中体现得更为严重.     

谁更会给老年父母人经济支持？

[内容]文章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农村部分)》数据,对同一家庭不同子女的具体代际经济支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家庭养老仍然有着广泛的基础,子女代际经济支持比例和数量存在子女性别、子女排行、子女婚姻、子女受教育程度、子女的居住方式、子女的迁移距离和子女的经济状况的显著差异,女儿和儿子在代际经济支持上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老年父母个体因素、子女具体状况和代际关系都对代际经济支持有显著影响。     

燃气安全自闭阀设计与流场分析

以广州 20个经济联合社(行政村)为例研究村集体公共支出结构的效率，通过构建模型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支出结构对村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村民幸福感与公共服务支出和分红支出呈正相关，与经营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呈负相关，其中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最显著；集体经济水平在公共支出与幸福感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村民幸福感并未随公共支出同步增长，经济水平低的村社公共服务支出对幸福感的边际效用更大。应根据集体经济水平确定公共支出结构和公共服务支出类别，严格控制行政管理支出比例。     

中国高校扩大招生规模对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

代际社会流动率是衡量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教育在现代社会的代际流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简称"扩招")通常被认为可增加农村地区或社会下层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强代际社会流动,从而促进社会的机会平等。但是,本文通过对全国综合调查(CGSS)数据的综合分析,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后代际间社会流动尤其是农村以及处于社会下层子弟的向上流动并未发生明显改善。高校扩招后的社会绝对流动率有所上升,但相对流动率仍保持不变。这表明,高校扩招虽然促进了整体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但并未有效提升代际间社会流动。换言之,父代阶层地位对子代阶层地位获得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影响。     

流动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空巢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分析

在劳动力转移和老龄化的双重背景下,文章重点关注农村子女流动对农村空巢老人自评健康和慢性病状况的影响机制,比较经济支持和就近居住两种代际支持方式对农村空巢老人健康状况的不同影响。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2015年和2018年的数据,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农村子女流向城市会显著恶化空巢老人的自评健康并增加老人的慢性病患病概率。在对子女代际支持的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后发现,经济支持效应可以改善空巢老人的自评健康,但对改善慢性病患病情况的影响微乎其微,忽视效应不利于空巢老人自评健康,但可以缓解部分慢性病的患病状况。以子女流动距离为门槛探究何种流动距离对空巢老人自评健康最有利,结果表明,当流动子女与空巢老人同县/区但不同村/社区时,空巢老人自评健康状况最佳。上述研究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村空巢老人照料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国政府卫生支出的最优规模及其实现

笔者运用中国1978年至2009年政府卫生支出与GDP等相关数据,对政府卫生支出的性质、最优规模及实现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卫生支出是生产性支出;目前中国政府卫生支出规模不足,其最优规模应占GDP的11.9%;政府卫生支出的边际产出随其规模负向变动;当年人均GDP与上年政府卫生支出水平对当年政府卫生支出水平具有显著影响。笔者在最优取向增长模型中预测了2011年至2020年各年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希望为动态实现政府卫生支出最优规模提供合理途径。     

人口结构转变、家庭教育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一个两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入手,分析并通过数据模拟验证了在家庭和社会两种养老模式共同作用下人口结构转变对家庭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均储蓄率正相关;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人均储蓄率负相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教育投资率负相关;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教育投资率呈倒U型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家庭赡养支出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当前条件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促进经济增长,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增大抑制经济增长。     

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研究

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终于达到占GDP4％比重目标,这与国家多年来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密切相关,也表明了国家对教育投入的重视.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实证分析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经济增长是引起财政教育支出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固定资本增长是引起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对财政教育支出存在长期正向响应,而对固定资本的扰动是短期的响应;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贡献率持续增大.固定资本投资存在着短期的较好贡献,但长期影响小于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     

代际交换:隔代抚养的实质与挑战

隔代抚养是当下普遍存在于我国城乡家庭中祖辈参与或独立抚养孙辈的一种照护形式。根据祖辈投入到抚养孙辈的责任大小、时间长短及角色定位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部分转让,较完善替代”“部分转让,局部替代”“全部转让,局部替代”以及“全部转让,较完善替代”四种类型。隔代抚养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理性互惠与利他主义原则的有机结合,包含了物质服务及心理在内的代际传承与代际交换。这种抚养方式促进了家庭人口的流动,增强了家庭代际互动,同时增加了家庭成员的角色冲突与代际矛盾,形塑出新型代际关系。为此,要抛弃隔代抚养剥削论或义务论而强化代际依存和互惠共赢观念,发挥政府在隔代抚养中的政策引导作用,积极整合力量开展广泛的社区照顾服务,增进祖辈老人的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入问题。     

建立现代财政体制的路径研究——以人大的监督与激发机制、制度重构与能力建设并行为视角

根据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改革目标,我国将在预算管理、税收制度、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匹配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相应地,政府和人大之间、财政部门和支出部门之间、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深刻变革。财税体制改革必然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渐进过程,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既要重视制度重构,更要重视组织能力建设。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非常注重利用政府公共投资的扩张来实现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但近年来城镇化中的公共品供给不足与过剩并存\地方经济运行质量与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累积等一系列矛盾和投资低效率问题已经成为极大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基于投入产出的分析视角,采用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对1995—2011年东、中、西部政府公共投资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结果表明:中国不同地区政府公共投资的效率改进都不太理想,政府支出并没有显著提高单个要素产出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中国政府公共投资整体规模和区域分配上仍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扩张的效应分析

财政支出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一国政府职能的内在要求。现阶段,如何合理安排财政支出以有效刺激居民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通过建立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模型),可以发现财政支出部分"挤出"居民消费,居民收入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均是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法战争外债析论

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国库空虚 ,财权分散 ,内债难筹 ,国防经费长期不足 ,强敌入侵 ,不得不向伺机而动之外国资本援例举债应战。债权银行 (洋行 )追求高额利润 ,英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在华利益考虑 ,积极支持了本国银行的放贷活动 ,各有所图。列强在中法战争期间贷款权的争夺 ,掀起了 19世纪 80年代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借款权的高潮。中法战争外债对抗法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方的举债活动催生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实业外债 ,就债务方而言 ,中法战争期间所借外债应予以相当程度的肯定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倒U型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的实证

理解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一国的财政分权化改革至关重要.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度量财政分权的指标,通过数学模型推导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最优的分权度;并且得出使人均产出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弹性除以地方政府支出弹性和中央政府支出弹性之和,在最优分权度之内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超过了这个限度财政分权将会阻碍经济增长.选取我国1978—2015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求出最优分权度为61.5%,对比我国1978—2015年总体的财政分权度,可知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分析各省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可知,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具有差异性但逐渐趋同.     

分户不分居:代际支持与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

据统计,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仍然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居住方式,农村地区三代共居家庭的比例高于三代扩展家庭。为解释这种分户不分居的现象,在天津农村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logistic回归,探讨影响老年人居住方式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子代对代际支持的需求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居住方式,而老年人的自身需求则对居住方式没有显著影响。三代分户不分居有可能成为农村地区代际合作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