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都市化与回族精神社区的文化构建——银川市民乐社区的民族志研究

乡村都市化使卷入的回族家庭在新的行政社区寻求宗教认同，进行文化构建活动。民乐回族社区是银川伊斯兰文化建设最为活跃的社区，清真寺、阿语学校、民族幼儿园三者负载着文化传播功能。村落共同体的解体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交往方式，精神社区的认同超越了原来的地域界限，它是回族以伊斯兰文化强化族群边界的精神纽带。随着居民与流动人口比例的消长，社区也可能出现分化。     

试论国家行为在回族社区形成中的作用——以云南昭通为例

回族村落社区的历史和群体的发展历程与整个社会及其变迁相联系，与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相联系。国家行为在昭通回族社区的形成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屯垦点、站赤（驿站）和急递铺的设立与昭通回族社区和清真寺的建立之间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国家行为和民间社会处于不断的互动与调适之中。     

回族“乜贴”的人类学解读

“乜贴”是回族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文化现象，其扎根于回族当中，世代相传，在回族内部有始无终、周而复始地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回族社区的贫困问题，加强了回族共同文化心理，体现了回族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研究——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为个案

文章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为个案，分别从社区经济、组织、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概括出“盘根草格局”的基本特征，描述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主要过程。文章认为，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决定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和力度，而社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又会进一步影响社区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     

地域性迁徙对新疆回族地域分布及文化的影响分析

明清至民国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大量回族迁入新疆,这种地域性迁徙对新疆回族的社区分布、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新疆回族地域社区分布呈现的特点：“大分散、小集中”与“大分散、大集中”;新疆回族社区主要分布于乡村,城镇数量很少;新疆回族社区大都是围寺而居。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融会而成的回族文化是新疆回族文化的核心,但这两种文化背景在新疆回族流散生活中又与各迁徙地地域文化产生了各种形式的交融磨合,因而对这一群体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居住格局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以西宁市城东区为例

西宁市城东区作为青海回族、藏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典型区域，在居住格局上形成了“混合社区”、“聚居社区”、“过渡社区”三种模式，这种状况造成了不同民族之间实际感情距离的疏远，进而对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对策，对改善和解决城东区的复杂民族关系提供决策参考。     

“回坊”的形成演变及功能化浅论

,“回坊”指回族居住地区 ,是回族社会一种独特的社区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 ,对促进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维系回族社会、传承回族文化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北农村妇女三维空间中的生活状况对其健康的影响——一项人类学视野下的田野考察

根据田野调查资料,笔者将西北农村回族妇女的主要生活空间划分为家庭层面、宗教层面和社区层面三个维度。每一空间里妇女的生活状况对妇女健康均有着重大影响。     

三维空间中农村回族妇女生活状况对其健康的影响——一项来自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XYW村的人类学考察

临夏农村回族妇女的生活空间主要集中于家庭层面、宗教层面和社区层面三个维度.在家庭层面,妇女的忙碌、劳累及劳动的无偿性对妇女健康有不利影响;在宗教层面,妇女的显性缺席及隐形存在同样对其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在社区层面,妇女逐步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对其健康有长远而积极的意义.     

试论回族民族精神的形成

本文认为影响回族精神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如伊斯兰宗教文化的主导作用；先辈原始血统的“天赋素质”，频繁的空间迁移及社区特征；汉族文化的影响等，在此基础上，文章简要论述了回族民族精神的主要特征。     

传统村落生活中的伦理——基于湘南宗族性村落的研究

农民的“历史感”和“当地感”从祖辈那里继受而来并赋予和寄托在子嗣身上，从而回答了个人生存的根本意义和价值，使安身立命得以保障。村落的基础伦理是农民“历史感”与“当地感”在生活层面的实践性、社会性解释和阐述，并形塑成地方性共识和规范。村落基础伦理的转换、变异乃至危机等现象的出现，根源于农民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系统的变化，是农民的“历史感”与“当地感”遭遇前所未有的嬗替表现。     

山东回族主要姓氏考

目前,山东省回族人口,约占全国回族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点六,其中约三分之二居住在农村,三分之一居住在城镇。其分布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在农村多系自成村落,在城镇多系自成街道。其聚居点散布于六十多个县(市),六百八十多个自然村落和城镇街道。而多数位于鲁西南、鲁西北和鲁、苏、豫、冀等省交界处。沿黄河故道、运河两岸以及旅行要道,回族聚居的村、镇也比较多。 徙居山东的回族,不论自西往东,或从南向北,多系元朝从西域诸国东来的“回部人”。迁徙的过程大致是:随着元帝国的崛起和复灭,“回部人”中少数贵族后裔因仕宦迁居山东;而多数做为元朝军旅编迁屯垦,后定居业与当地汉族女子通婚、繁衍后代;也有的     

湖湘村落家园共同体意识在现代乡村社区中的培育研究

传统村落是典型家园空间的聚落共同体和文明汇集的共栖地。湖南乡村正处于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乡村社区向现代乡村社区转型的时期,而现代乡村社区培育既包括社区空间的合理营造,也包括凝聚家园共同体精神的社区文化建构。湖湘村落蕴含的空间伦理、审美观照和“家园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乡村社区文化培育的基础。探究传统乡村景观中的空间特性、艺术审美、家园共栖意识等社区精神的现代延续与话语转型,是培育现代乡村社区文化的重要路径。     

感知、行为、表征三元逻辑：乡村振兴视域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主客互动与再生产

留住乡愁，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是乡村文化振兴应有之义。现代化浪潮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出现碎片化与同质化、“量”与“质”失衡等矛盾，作为文化空间中的真正使用者，村民的互动实践赋予村落文化差异性、乡土性“质”的内涵，对村落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意义重大。通过借助列斐伏尔空间理论及其三元辩证关系分析，结果发现：当地村民在文化空间的感知层面中将文化符号整理成地方性知识体系；在行为层面中通过对文化再生产的自主转场，跨时空对文化进行了重构；在表征层面中借助核心文化特质的知识权力对文化空间中的再生产实践进行规训。由此形成稳定的乡村文化再生产过程，重新赋予凋敝的乡村文化社会性意义，回应了乡村文化何以复振的议题。     

清真寺与云南回族历史文化--对清真寺功能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而言 ,回族乃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之结果。清真寺在本土化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传承与交融”的双重社会文化功能。这种功能贯穿于唐宋时期的“蕃坊”迄至今日的回族社区。传承即对回族先民所负载的伊斯兰文化的传扬与继续 ,交融则是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主体文化—儒家文化进行充分而自觉的整合 ,从而使处身异质文化氛围里的回族穆斯林在中国社会得以生存。清真寺与云南回族社区的嬗变 ,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典型个案     

长治久洁的卫生“免检”社区

在江苏无锡古运河畔西侧，有一个由自然村落、老新村大楼组成的混合型社区一一河埒街道协民社区。该社区从2004年6月组建，经过历时8年对环境卫生的“齐抓共管”，原来的世居老村落已蜕变成一个美洁“少女”：当清晨来临，漫步在穿越该社区的梁溪河边，一股股湿润的河风夹杂着从草地上散发的淡淡青草味扑面而来，让人心旷神怡；当夜幕徐徐落下，华灯初上的社区湖滨酒吧一条街五光十色……     

中国村落的历史变迁及其当下命运

村落因满足农户的生产生活需要而产生。在家户制传统下，中国传统村落的自主性相对较低，但实质仍是共同体，形成了“国家—士绅—村落”三者互构的治理模式。自晚清现代性转型以来，村落先后经受了国家和市场力量的冲击，但并未解体，这从经验层面说明了村落共同体的功能不可替代。由此，虽然当前国家和市场对农民的影响日趋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村落的终结，而是实现转型，从传统封闭自律的生产生活共同体走向现代开放自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为规避市场对村落的僭越，国家理应承担保护责任，但村落的未来仍取决于农民的主体实践。     

传统村落人文物象体现的造物文化思想解读

作为物质“形象”的第一层面被人们所感知的“物象”是不依赖于人之意识的客观存在。基于对传统村落人文物象的实证研究,认为其能够体现系统的传统造物文化思想,将其概括为“规则、参照、功能与技术、核心”四个层面,并从中揭示了“天、地、人、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阐释了造物文化思想对传统村落人文物象具有的现代启示。     

水巷社区里的温隋小故事

持续的低温天气，给社区的“空巢”、高龄以及患病的老人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近期，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水巷的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开始了“暖冬行动”——用爱心温暖寒冬，让感动贴近心灵，为社区老人送上愉悦丰盛的“心灵大餐”。社区里的老人们说，社区把对他们的关注和关爱，从物质层面延伸到精神上的呵护，心灵温暖了，精神也愉悦了。     

回族社区法文化传统研究

回族社区法文化作为千百年来回族群众智慧的结晶,影响和规范着每一位回族成员的心理和行为,是回族群体共同意志的体现。从历史上回族社区的形成及其文化变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回族社区法文化传统的渊源,可以看出回族社区法文化的独特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