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节”观念的嬗变及其社会意义

“节”观念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盛行于两汉。其内涵在先秦两汉之间有着重要的转型，具体表现在：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的“士节”强调士对当时贵族阶层的个体效忠，至两汉则转变为对国家效忠的“臣节”，进而拓展成为女性效忠丈夫及彰显于社会的“女节”。至此，“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而多元的社会伦理范畴，与“忠”“孝”“义”等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并对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秩序起到了强有力的维护作用。     

气节砥砺：晚明文学家社群结盟进程中的精神洗礼

“气节”为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并作为士阶层人格价值取向的道德标准成为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精神。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气”与“节”。晚明社群重视培养社群成员的“气节”品性是基于当时社会现实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明代万历中叶以后,阉人专权,朝政日趋腐败,东林君子在与阉党小人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高尚“气节”与顽强斗争精神成为士林表率,社群继承东林“气节”,成为与阉党小人斗争的主力,对社群文人立身处事具有很大影响。（二）社群重视对社群成员“气节”品性的培养还在于士风日下、世风日腐,这也是社群倡导“气节”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群重视士子“气节”品性的培养,社群成员之间也以气节相砥砺、气节成为社群文人立身处事的基本道德标准,在当时形成一种砥砺气节、注重士品的社会风气。这一时期文学家的思想心态既呈现复杂多样性,又呈现动态流变性。这一特殊文人心态的形成,与明清易代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以及随社会变化而性质发生变化的文人社群不能说没有关系,特别是社群文人群体多种形式的文学运作对他们的思想心态具有重要影响。     

忠节的历史考察：秦汉至五代时期

“忠臣”一词，最初出现于《墨子》，法家对之做了规定性解释，秦朝付之实践，结果失败。汉水秦制，继续实践法家“君臣之术”，造成西汉君臣关系高度紧张。两汉统治者和儒家今文学派试图把法家的“忠节”概念纳入儒家的“气节”范畴，但在理论上并未解决，这一问题直至宋儒才予解决。它在政治实践上的反映就是，从西汉至五代，中央政权的改朝换代几乎都是权臣纂立；而宋以后，这种现象再不出现。“忠节”是一个道德和伦理范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从秦汉至五代，士大夫对君臣关系和忠节的认识基本上仍持原始儒家的观点──“臣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命，无道衡命。”而不是宋儒的忠节观──“死事一主”。因此，对忠节进行历史的考察必须走出宋儒对“忠节”认知的误区。     

试论关羽的忠义形象

《三国演义》塑造了众多人物，达四百多个，揭示了“人才为兴帮之本”的思想。而在这众多的人物之中，关羽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作品通过对关羽艺术形象的塑造，通过对其“忠义”观的描写与揭示，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与人生理想。而“忠义”思想则贯穿了关羽这个人物的一生，成为千百年来“忠义”的化身。而“汉家节”成了其“忠义”根源。以品德、气节写忠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是作品所集中表现出的关羽人物形象的核心品质，通过其高尚的品德、气节写出了他的“忠”与“义”l、桃园三结义小说一开始，通过“宴桃园豪杰三…     

论战国时期"士"的觉醒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 ,“士”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的获得 ,与当时列国的纷争有很大的关系 ,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他们自我的觉醒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自信的结果。“士”的觉醒 ,主要表现在 :1、极力宣扬“士”阶层在社会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要作用 ,强化统治者对于“士”阶层的重视 ;2、努力争取“士”阶层的政治和经济权益 ;3、争取个体的人格独立     

从《左传》看士阶层的崛起

《左传》中记载了众多的士人形象，这些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特点。本文从春秋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角度，从“战争”、“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外交”三个层面分析《左传》中士阶层崛起的原因，并从“忠”、“义”、“礼”三方面具体阐释士阶层的思想特点。     

气节：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

文章认为，“气节”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并以此出发，追溯了“气节”在中华民族道德传统中的产生和演变，透析了“气节”的基本内涵、层次及其与其他传统道德范畴如“仁”“义”“礼”“忠”的关系，并把“气节”放在人所处理的义利、善恶甚至生死的关系中加以论述，指出“气节”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应是社会大众的必需。     

中国传统道德与日本汉诗

日本文学史上的汉诗中,表现中国传统道德的占有一定比重,反映了中国文化对日本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忠”、“孝”思想,崇尚高雅、注重气节精神和淡泊明志、超然物外情怀等方面。     

唐代忠孝问题探讨——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中心

唐代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孝的方面有着完备的伦理要求、制度约束和行为规范 ,这一阶层在孝的实践上大多能做到“善事父母”。同时 ,唐人也重视为国建功立业 ,官员们力图做到忠孝两全。一旦忠孝不可兼得 ,他们可以依照不同的情况有所选择。忠先于孝 ,“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在唐代尚非主流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成因

“百家争鸣”是我国进入文明社会后出现的第一次空前活跃的学术思想争鸣。它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演进过程，历经五百年之久，与奴隶制社会解体、封建制社会确立的过程相一致，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经济、社会结构解组是“百家争鸣”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上层建筑结构解组为“百家争鸣”提供了政治思想条件；文化扩散和教育下移是“百家争鸣”形成的文化知识基础；“士”阶层的崛起是“百家争鸣”的载体。     

布衣及其文化精神

在中国古代,布衣原指人的身份,即身处下层的平民。但是到了后来、尤其是到了唐代,布衣几乎成为未仕的士人的代名词,即所谓的布衣之士。布衣之士不同于普通的平民,他们是平民中的读书人。布衣之士虽身处贫贱,却以通经籍、明道义而自高。布衣之士,虽然始终没有形成自觉的阶层意识,但是却在历史上形成了士文化中一种突出的现象:布衣精神。主要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情怀,即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安贫乐道的士人气节,即不以贫贱为耻、乐道安贫、寂寞以守志的情操;平交王侯的布衣立场。总结这些布衣精神,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的士人出处之道。     

试析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之嬗变──以和珅为中心

乾隆朝是清代的鼎盛时期，也是社会风气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特别是官宦、士人阶层风气变化尤大。表现为（一）穷奢极欲的奢靡之风彻底形成；（二）官宦、士人“幸喜南风”，“狎优蓄童”之习成为时髦；（三）一改往日的清高，重财、重利， 向商人靠拢，想方设法捞取钱财，甚至有的人也经营起工商业来。这一切既体现了清代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生产力提高，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 展，从而冲击了“重农抑商”观念，预示着社会将要发生重大变革。和珅可以说是当时仕宦阶层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屈原封号考论

历朝敕封屈原始自晚唐.唐末五代封“昭灵侯”、“威显公”,其核心元素“灵”与“威”是屈原“神灵”化民间信仰的肯定与提炼,又促进了这种朴素的民间信仰.宋代封“清烈公”、“忠洁侯”,元代封“忠节清烈公”,“侯”晋升为“公”,屈原被官方作为“政治楷模”的倾向明朗化.其核心元素“忠”、“洁”、“清”、“节”、“烈”挖掘了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奠定了屈原在士人阶层的伦理政治层面信仰的基石.作为“民间灵威之神”的宗教价值、作为“士人清烈忠节楷模”的政治伦理价值,可视为历史上官方正统意识对屈原信仰文化的核心价值建构的理解.封崇屈原固然是皇权政治维系其根本的政治策略,但客观上,屈原在民间和士人精神信仰上的凝聚力得以增强.     

浅论先秦时代"士"阶层与道德教育传播

从历史的观点看,“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也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但在先秦时代的道德教育传播活动中,传播者的角色主要由“士”阶层担当。他们积极投入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成为先秦时代道德教育信息的积极传播者,极大地促进了道德教育传播活动的发展。而在先秦时代“士”阶层则主要通过游说、设私学、身教、文字媒介等四种方式来传播道德教育。     

从明代市民小说看市民阶层的世俗情怀

明代中后叶的思想解放潮流，确立了新的人生价值观念。张扬个性、放纵欲望成了新的时尚。人们普遍重视现世佚乐享受，渴望变泰发迹；进步思想家则对程朱理学规范标举的“贞”、“节”、“烈”妇女观提出了抗议与诘责，确认了情欲追求的人性合理性，对青年男女挣脱封建枷锁的婚恋情爱作了赞颂；最后，揭示了市民阶层世俗功利的宗教精神，寄寓了讽咏意绪     

忠奸斗争与古代复仇文学主题二论

忠奸观念影响复仇主题表现在：１．对奸佞的人格否定限制、阻遏了其复仇业绩传播；２．奸臣形象塑造并不因其原型的好名声受束缚，人们带着对整个奸臣阶层的仇恨来接受、塑造个体人物；３．忠奸之分建构的善恶爱憎之情常超越敌我相仇对立的规定性，忠奸的大是大非成为复仇与否的决定性因素；４．忠的臣子规范影响主体复仇手段的选择，其不愿通过背忠违义方式复仇；５．愚忠作为正义复仇的一个遏止因素深化了忠臣被害的悲剧性。忠奸复仇主题中的惯常母题有救孤存孤、忠良之子亲讨血债、醒悟击仇、虐杀权奸、冥狱刑审等等。主题的系统功能制约了母题的生成与调节功能，母题的和谐组合延续、强化了主题的稳定性     

宋江的性格具有两重性吗?

纵观宋江的一生，在其思想深处“忠”对“义”具有绝对的制约作用，表现出其性格的前后一致性。上山同招安都是其忠君观念在特殊条件下的不同表现而已.争取招安是一种特殊的尽忠方式；接受招安是宋江的凌云之志的初步实现；征辽、平方腊等等则是建功立业的具体内容。     

傅山的个性与其诗歌的主题取向

明末清初遗民诗人傅山出身于士大夫之家，与顾炎武、申涵光等人以诗酒唱和，以气节砥砺，“性任侠”，笃朋友。受李贽思想影响，主张儒、释、道三教同一；诗歌创作“不事炉锤，纯任天机”。但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入世思想依然居主导地位。其“著作甚富，多残缺不全”，今存诗７６２首。矛盾的心态、亡国后忠与孝的内心斗争、虽生犹死的遗民心理决定了其诗作以下四个方面的主题取向：一、家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二、惟歌生民病；三、亲情与友情；四、物中志与景中情     

“忠”的观念的历史轨迹与社会价值

“忠”作为历史上一种社会道德观念,以服从为主要原则,是一切社会品德中的最高品德,一切社会义务中的中心义务。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成为压抑人性的心理枷锁,反映出中国社会形态的保守性。同时,“忠”意识所激发的政治热忱,又酿造了传统文化中无私奉献精神,出现了一大批忠心为国的仁人志士,对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我们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今天,应当重视“忠”的观念的反理性性质及“忠”的安定社会的价值,把“忠”转换成以理性为基础的“忠”,对真理的“忠”,对民主的“忠”,对促进社会进步的“忠”,使“忠”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劣绅”话语源流考略

民国以前,"绅"多与"士"结合,指称拥有权势的士大夫阶层,代表一种政治特权和社会荣耀。民国以来,"绅"多与"劣"、"豪"结合,指称与人民对立的"反动"阶层,"劣绅"、"豪绅"由此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在短短几十年间,"绅"从社会荣耀变成"反革命",以至成为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