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钗的处世哲学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善于交往、长于处世 ,她采取的是一种儒道互补的处世哲学。对待亲人 ,薛宝钗采取的是儒家的孝悌之礼、忠孝思想 ;对待其他人 ,薛宝钗体现的是儒家的“仁爱”思想 ,但这种“仁爱”绝非“兼爱” ,其本质是“爱有差等 ,推己及人”。从道家角度看 ,薛宝钗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 ,善于回避矛盾 ,钝化矛盾 ;对己则做到修心养性 ,独善其身。薛宝钗用这种儒道互补的严正的生活态度来处身涉世 ,将自己塑造成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近似完美的封建淑女形象 ,但社会回报给她的是一生的悲剧 ,宝钗的悲剧正是这种处世哲学的悲剧 ,是时代的悲剧     

论陶渊明《拟古》组诗神韵美

陶渊明的《拟古》九首,由于时代的原因,诗人隐蔽起创作意图,使组诗“情思回曲,辞旨缠绵”,造成了“意更难测”,众说纷纭的局面.然而,如果对《拟古》中的“情景交融,盛唐人所自出”神韵美进行解剖,那么是能够知晓《拟古》真意的.陶渊明《拟古》组诗作于宋武帝永初元年或二年(公元400—421),诗人此时五十     

陶渊明的身后名

东晋诗人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而后人则因其未入晋宋两朝的仕途而称其为“靖节先生”.《晋书》等史书说陶渊明是隐逸诗人,把其描绘成一位不拘世名、超凡脱俗的诗人.这一评价果真恰当吗?纵览陶渊明的诗篇,其中涉及到身后名的诗句屡见不鲜.如:“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饮酒》其十一)“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读山海经》其九)“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形影神并序》等.在此欲将“陶渊明的身后名”解析一下,看其究为何物.     

智能时代的哲学

<正>尼采写过一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其中的“悲剧时代”仅仅是时间概念,并不说明哲学与悲剧之间有什么联系：哲学既不是悲剧时代的产物,也不是悲剧的外化。那时,哲学刚刚诞生,鲜活而灵动,蓬勃而明朗,尽管本质上是以特殊的方式来阐述悲剧所表达的核心主题(即对命运和自然的严肃思考),本身却还没有成为“悲剧”。但哲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似乎已耗竭了自己的生命力,从如歌的行板和狂飙突进的凯歌逐渐弱化成悲凉的挽歌。海德格尔断言“哲学的终结”,坐实了哲学的“完成”与“告别”,如今人类进入智能时代,哲学似乎更加可有可无了。     

论小福子的悲剧形象及其在老舍美学思想中的地位

一小福子是带着老舍对真善美的探索和追寻的美学理想走进《骆驼祥子》的人物画廊的。她是作家理想中的一个悲剧形象。小福子形象的创造充分显示了老舍以严肃、沉郁、悲怆为主要特征的悲剧美学风格,并与整个作品一起标志着他前期悲剧美学思想的臻至成熟。悲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老舍认为悲剧“主要的是表现人物(并不是坏人)与环境与时代的不能合拍”,“描写人物在生死关头的矛盾与冲突,它关心人的命运。它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感动力量”。在他看来,悲剧主要是表现人的命运,即人物与环境的矛盾冲突,而人物“与环境与时代的不能合拍”,这是酿成悲剧的根源。他的悲剧作品中的人物总是置于这种矛盾冲突之中,以充分展示人物的善良品格和欲求,并使之与环境交搏而最终归于失败的悲剧命运。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     

世纪末的悲哀——谈《红楼梦》的空间意识和悲剧性

本文认为,《红楼梦》艺术结构存在着两种互为对应的艺术空间:描写荣宁二府的“凡世”与展示大观园的“乐园”.作者有意安排这两种艺术空间的对应,以表现自己的人生“心史”.“大观园”作为作者的理想人生境界,杂揉着东方文士风雅情趣和乡间田园韵致的文化品性.《红楼梦》两重艺术空间的崩塌与幻灭的悲剧是一种处于封建时代晚期的智者与诗人所感受到的世纪末悲哀——现世已经弃绝,理想却正在迷失的,“梦醒了无路可走”的人生悲剧、社会悲剧、时代悲剧.     

《琵琶记》:一部被误读的书——兼论悲剧品格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论者为了说明我国的悲剧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或否认欧洲经典作家们对悲剧含义的界定;或者沿袭我国古代作家关于“怨谱”、“哀曲”、“苦戏”的陈说。这种为捍卫我国悲剧传统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然其研究方法却有探讨之必要。既然被称之为悲剧,它应不应该具有古今中外一切悲剧的艺术特征?具有严格美学意义的悲剧品格究竟是什么?为此,我不揣浅陋,以《琵琶记》为例试作说明。如同社会发展离不开矛盾和斗争一样,离开了冲突也就失去了戏剧存在的任何意义。这不仅是戏剧创作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与戏剧所承担的对于生活的揭示任务分不开的。而悲剧,它所揭示的社会生活,所反映的矛盾,则往往总是特定时代的主要矛盾或是特定时代的重大事件。人们通过悲剧冲突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可以呼吸到那个时代的悲凉之雾。恩格斯深刻     

陶渊明故里辨

陶渊明,何许人也?众说纷纭。较流行的说法有以下几种:一、“陶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见十三所高校编的《中国文学史》及中学语文课本)二、陶渊明是“浔阳郡的柴桑县(今江西九江西南)”人。(见廖仲安《陶渊明》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三、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荆林街)人”。(见《庐山历代诗选》第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四、陶渊明之“旧居”今为九江县马回岭公社马头大队之属境”。(见庄云新《面阳山陶靖节先生墓祠初考》,《江西历史文物》1980年第4期。)五、陶渊明是“栗树铺”人。(见邓钟伯《陶渊明故里说》,《江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论普契尼三大歌剧中女主角的悲剧人生

贾科莫·普契尼是世界著名歌剧作曲家,一生写了多部现实主义题材的歌剧作品。其中《艺术家的生涯》、《托斯卡》和《蝴蝶夫人》这三大歌剧为普契尼赢得了世界声誉。虽说同为爱情悲剧,但它们却各有自己的不幸：咪咪的悲剧在于社会的冷酷;托斯卡的悲剧在于政局的动荡、政治的斗争;蝴蝶夫人的可悲在于东、西方不同爱情婚姻价值观念的碰撞。     

从陶诗的"率尔"论杜诗的"漫与"

草堂时期,杜诗大量流露出陶诗的旨趣.试以陶渊明《游斜川》一诗并序(401)与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761)对勘,即可发现两者关联度极高:同样是岁值"辛丑"、年开"五十",同样起"老去"之感、"同游"之兴,且同为"率尔"与"漫与"之作,说明陶诗极有可能直接触发了杜诗.但对于杜甫而言,"老去诗篇浑漫与"乃一时兴到语,而"晚节渐于诗律细"为一生致力处,两者并不构成事实上的矛盾.     

论《长生殿》爱情悲剧的本质及其因缘

李杨爱情悲剧是清代戏曲家洪昇的传奇《长生殿》的主体内容。说到《长生殿》,几乎无人不承认它是一出悲剧。作为悲剧,必定要有一个悲剧冲突。奇怪的是,人们忙着讨论《长生殿》的主题、人物,却很少有人真正从悲剧的意义上来探讨它的矛盾冲突。也许因为李隆基、杨玉环身份太特殊了,他们的遭遇是否值得同情和怜悯都成了问题,要与悲剧联系起来,话就更不好说,所以人们就绕道而行了。但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离开了对于悲剧冲突的把握,对于人物和主题的分析就都只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所以,本文将在悲剧的意义上来讨论一下有关《长生殿》矛盾冲突的几个问题。     

《离骚》的悲剧精神

诗人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离骚》,则是他悲剧生涯和悲剧精神的艺术再现,是中国文学史上彪炳千古、罕有伦媲的伟大悲剧抒情诗。《离骚》的悲剧特质,早就为人注意。司马迁读之,曾呜咽慨涕,“悲其志”①。严羽也说:“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②,乃强调要把《离骚》当作悲剧作品来欣赏“妙悟”。外国学者也把《离骚》、《九章》等直名为“中国的悲歌”③。因此,从悲剧美学的角度来欣赏、研讨《离骚》,则更有利于把握作品的精神实质和魅力所在。     

人生悲剧的惋叹——评瞿秋白《多余的话》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因其个人生活际遇和文人气质过浓，陷入文学与革命、家庭与革命的矛盾中，在遭受左倾路线打击时多忍让、少抗争，一生坎坷，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位悲剧人物。临终前由于“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他写了死后备受争议的《多余的话》。该文中“历史的误会”、“对政治不感兴趣”、“半吊子文人”等，反映了秋白眷念文学、厌倦党内斗争和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不满的思想。他的悲剧缘于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受共产国际的消极影响以及其自身经历和文人气质的局限     

时代·道路·灵魂——读《沫若自传》扎记

悲剧时代的见证 《沫若自传》(以下简称《自传》),全书四卷,从《我的童年》写到《南京印象》,约一百一十余万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清末到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前夕中国社会历史的重大事变和社会面貌。 作者把这一历史阶段称之为“悲剧时代”,认为:由于中国当时正处在社会变革的时代,“中国社会的蜕变是过了时的”,因而生活在这锦绣江山上的古老民族便不得不呻吟、挣扎着,在自己的悲剧时代艰难痛苦地“脱皮”。《自传》便是这“脱皮”时代的见证。     

近两年陶渊明研究情况综述

近两年各地报刊杂志发表了十几篇有关陶渊明的研究文章,现将要点综述如下: 关于陶渊明的政治倾向高文、何法周《试论陶渊明的政治倾向》(《开封师院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四期)认为陶渊明政治倾向的核心问题是“志在扶晋,为晋守节”。而王宽行、张如法《也谈陶渊明的政治倾向》(《开封师院学报》一九七八年第四期)则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陶渊明的真实面貌。”他们认为:“陶渊明对晋室是持批判态度的”,尽管“对     

对《原野》内在意蕴的阐释

《原野》是曹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作家对生命本质的一次全新探索,是对人性、苦难、悲剧等主题的又一次超越性创作。《原野》的内在意蕴体现了曹禺对于善恶观、苦难观及悲剧观的内在思索。剧中人物与作家自身融为一体,曹禺以剧中人物的意识行为来体现自己的理性化思考,充满积极的内在情感。作品中的悲剧意味跨越了时代局限,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     

贾谊人生悲剧的再认识

贾谊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悲剧性人物。后世之人公认贾谊短促的一生是一幕悲剧,但对其人生悲剧酿成的原因,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司马迁撰《史记》,以贾谊与屈原合传,虽不便明论是非,然而对二子惋惜悲悼之情,溢于言表。其实司马迁自己就是屈原、贾谊一流人物,寓已之愤怨于《屈、贾列传》之中,今后世读者莫不为贾谊的人生悲剧哀痛惋惜、愤愤不平。刘向不避忌讳,直言贾谊“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汉书·贾谊传》赞)班固持论较刘向平和,云“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同上)     

茅盾论陶评析

陶渊明的作品,千百年来为广大读者所爱好,为众多批评家所赞扬。建国以来,陶渊明研究在古典文学领域一直是“热门”课题,其热潮方兴未艾。倘若纵观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不难发现:历代关于陶渊明的研究,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时代不同,美学趣味不同,人们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往往毁誉纷纭、莫衷一是,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存在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故,王瑶在《陶渊明研究随想》中着重指出:这是陶渊明研究中一个必须正视的重要现象。(见《九江师专学报》1984年一期)     

从《李将军列传》看《史记》的悲剧色彩

李广是《史记》中的悲剧英雄，他勇武、仁爱、淳厚，屡立战功却不得重用，最后被迫自刎。他是皇室矛盾的牺牲品。这种“人生价值的毁灭”的悲剧，熔凝着作者自身的悲剧遭遇，并且体现于整部《史记》中英雄形象的刻画。     

虚拟交易和消费文化——评德莱塞《欲望三部曲》的主题

中国学界对美国现代著名作家德莱塞的《美国悲剧》和《嘉莉妹妹》评介甚丰,但对他在长达半个世纪创作的、代表他一生创作思想和哲学思考转变的《欲望三部曲》———《金融家》、《巨人》和《禁欲者》却着墨不多。本文探讨三部曲中表现出来的消费主义主题,剖析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态度,指出他这种态度背后与主流意识形态间的协调和颠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