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制举对策与政局变化——以藩镇问题为中心

中晚唐正处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朝政弊病丛生,内忧外患不断,藩镇问题尤为突出,德宗、宪宗、穆宗都试图通过修政、选贤举能、削藩、销兵等措施,重振帝业,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开明的社会风气,为举子在制举考试对策时敢于直言极谏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大环境。中晚唐制举对策中有关藩镇问题的见解,近乎直言不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对研究中晚唐藩镇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围绕着削藩问题,中晚唐制举策问多针对军队废弛、销兵和削藩、修政等时务进行策问,举子对策往往是苦诋时政,针砭时弊,直言极谏,客观上起到了宣扬皇帝新政的作用。制举对策提出有关精兵、销兵和削藩的策略,与当朝皇帝、宰相以及时政风气紧密相关,通过精兵、销兵和削藩等举措实现帝国的复兴,已经是所谓以"子大夫"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想。     

论元和淮西战争的首功之臣

815-817年的淮西战争是元和削藩的关键一战,奠定了宪宗“元和中兴”的基础.裴度、李愬和李光颜等人都建立了重大功绩,而关于他们功绩孰大孰小的争议一直以来就未曾停止过.实际上,此三人只是依托“中兴之主”宪宗而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没有必要也难以分出他们功绩的高低.     

建中末河东道政区调整与德宗藩镇政策

建中末年河东道的政区调整是德宗即位以来削藩政策的集中体现。建中初年的削藩战争,河东三镇中尤以河东镇军功卓著,然在建中末的政区调整中,河东镇却未得尺寸之地;昭义镇军功逊于河东,却得以扩充;河中镇则被分割,增设晋慈镇。考察建中末河东道的政区布局调整,可以看出唐廷治理藩镇的策略,揭示唐廷与河东诸镇的微妙关系。     

安史乱后藩镇控制政策的实施

安史乱后,唐廷一直在贯彻削藩政策。无论是通过温和,抑或战争方式,其基本目的都在于,力求通过以藩制藩的方式,而非废黜藩镇,重新恢复到中央直辖州郡的方式,去实现唐后期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此因藩镇的存在,适应了形势的需要,是唐后期中央统治地方的载体。唐廷力求以藩镇为载体,通过分而治之、调整藩镇辖区等方式,实现以藩制藩,从而维护中央统治。以藩制藩政策适应了形势的需要,维持了唐后期一百多年的统治。     

五代藩镇兵制和五代宋初的削藩措施

五代宋初是中国历史上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转折时期。统一与分裂、中央集权与藩镇割据的矛盾构成这一历史时期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并对宋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五代宋初削藩的全过程,以往史家已有所论述,但由于对五代藩镇兵制缺乏深入翔实的考察,这方面的论述不免失之于空泛,有些结论似有偏颇之嫌。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兵制的角度对五代藩镇和五代宋初的削藩措施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试探汉平七国之战略战术

试探汉平七国之战略战术余从荣西汉景帝时，各诸侯王日益骄横，渐至目无法纪。当时御史大夫晁错屡建削藩之议，诸侯王每当微罪而遭削地。①景帝三年，晁错又建议削吴，吴王濞乃联合月西、齐、川、东、济南、济北、楚、赵八国，共谋发兵击汉，后因齐王悔约背盟，济北王因郎...     

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原因辨析

据史料考证 ,传统的“吴王蓄谋”、“强者必反”等论断难以自圆其说。笔者认为七国并非蓄意谋反 ,由于景帝相煎太急 ,吴楚逼上梁山 ,即景帝、晁错过激推出“削藩”之策 ,是导致这场叛乱的根本原因     

韩愈诗是中唐社会的投影

韩愈的诗真实地反映了中唐社会的现实生活,表现了一定的时代精神。在中国诗歌史上,继“李杜”并称后,只有“杜韩”并称,就是证明。 他反对藩镇割据,积极参与削藩斗争,并以诗揭露割据战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如他早     

明代宗室人口俸禄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正>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后,即承袭前代旧制,分封诸王,且赋予极大的政治、军事权力,给予丰厚的物质待遇,旨在于依靠宗室实行对全国的有效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尾大不掉之势已成,对朝廷的威胁日渐明显,遂有建文削藩之举.朱棣以藩王入继大统,不久,就接过建文的削藩政策,对诸王的军事等权力渐次削夺,再经宣德、正德各朝,对诸王的限制日严,防闲日竣.诸王子孙变成了"坐糜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的庞大寄生群,直接加重了明朝廷的财政负担.不仅如此,诸王还以其宗室的地位和影响,兼并土地,乞请收取商税,染指于盐业专卖,给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本文拟从考察明代宗室人口的增长情况入手,对上述诸问题加以简略论述,以就教于史学界诸同志.     

杜牧兵学思想略论

杜牧着眼于现实的政治、军事形势,站在维护唐王朝统一的立场,著文立说,力陈自己的军政见解。他在曹操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结合历代用兵方略,重新注释了《孙子兵法》十三篇。他的许多兵学观点,切中时弊,立论精要,不仅在当时的平叛削藩与边防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乃颜—哈丹事件与元丽关系

十三世纪初，蒙古势力崛兴于朔漠。1260年忽必烈继位后，将统治重心南移至汉地，有意吸纳汉地的政治制度。然而，体制的改革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与传统势力发生矛盾。以元辽东地区为例，在“户不下数万，诸王、国婿分地所在”①的辽东实行行省统治，无疑要触犯到请王的传统利益，以此之故，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以乃颜为首的部分东道诸王公开叛元，反抗元朝中央对其铃束，史称乃颜之乱。乃颜之乱是元朝削藩改制的大事，早为研究者瞩目，并多有评论。然而元朝平定乃颜等叛王的影响并不限于辽东，此事给元朝东藩高丽带来强烈振荡，进而对元丽关…     

日本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与商品经济

江户时代日本的商品经济较以前有了飞跃性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江户时代日本确立了幕藩体制这一特殊的社会制度。以石高制和兵农分离制为支柱的幕藩体制本身含有大量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从而成为江户时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由于江户时代的商品经济是在幕藩体制这一封建性质的社会构造下成长并发展起来的,因此从产生、发展到构造、特征都与幕藩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商品经济与幕藩体制之间的关系也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变化。     

试论明治时期天皇主义的形成及确立

日本明治政权建立之初,政局十分动荡。掌权的藩阀企图利用天皇的宗教功能以加强藩阀政府的政治权威巩固统治。而民权派攻击藩阀政权,提倡充分发挥天皇政治功能的立宪君主制。政府内部的亲皇派企图乘机复活传统,将天皇打造成道德君主。政府内部藩阀当权派、民权派、政府内部亲皇派三方博弈的结果最终走向了合流,政府当权派融合各派主张,通过颁布宪法建立了立宪君主政体,确立了集宗教、道德、宪政于一身的近代天皇主义。     

清末蒙边“置省”探略

晚清已降,蒙古等藩部地区危机日甚,为避免各藩部遭俄英日等殖民势力之侵吞,清廷朝野提出诸多方略,在各界建议下,清廷务实地采取了"先实后名"的筹边设省办法。虽然在清政权彻底崩溃前,内外蒙古、西藏等传统藩部的"沿边置省"工作未得到真正实现,但这一尝试却不仅为传统藩部向主权国家地方政区之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民国乃至解放后边疆省份的设置,提供了宝贵经验。     

清代藩臬的奏折权

藩臬是对布政使和按察使的简称,他们是地方省级行政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督抚代替布政使正式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清统治者通过给予地方藩臬奏折权的形式,控制督抚,纠正督抚行政失误,从而更好的维护地方统治。     

清代甘肃大赈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吏政黑暗,一些贪官污吏不择手段横征暴敛,吞占赈灾等项银粮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余两,相当于当时甘肃十年的正额粮赋。此案被乾隆皇帝闻后亲自审理,赐甘肃总督勒尔谨自尽,斩前任藩司王檀望,绞死藩司王廷赞,斩兰州知府蒋全迪。其余官吏,凡贪污折银价二万两以上者,均被处死,共处决总督、藩司、各道、府、州、县级的官员达五十六人。与此案有牵连被充军流放者四十六人,革职者达百人之多。     

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

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按照“大一统”的思想全面推行了以郡县制为基本制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秦汉时期,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并左右着西汉王朝国家政体的构建。经过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和汉文帝之后诸帝的削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央治理地方的根本体制。郡县制及其不断发展,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对后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实现政治统一并不断发展、巩固、维护统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奋斗目标和最终价值取向。     

日本江户幕府初期的幕藩体制与商品经济

江户初期是幕藩体制的确立时期,幕府在完备统治全国的体制的同时,必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秩序。幕府首先通过颁布锁国令建立锁国体制,由此掌握了贸易独占权,之后又通过实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完善交通运输机构这一系列政策,为幕藩制下的商品流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17世纪后半期,日本出现了以三都(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市场、由幕府支配全国商品流通的幕藩制商品流通机构。     

近百年日本政治体制的演变

一、明治初年变“幕藩体制”为“太政官制”(1868—1885)德川时代(1603—1867)日本政治体制是“幕藩体制”。幕,指幕府,掌握全国政权。藩,指藩国,约有二百六十多个。幕落体制是一种封建领主制,虽然十分专制,却并不能高度统一和集权。那时也有天皇,但幕府规定:“天子以学问为第一”,天皇只能“习古道,学和歌”,祈神拜祖,不能理政。民歌嘲弄天皇是:“凤凰生末世,落     

元和政坛与白居易诗歌李杨故事的主题流变

盛世回忆在唐宪宗朝具有政治符号的作用:宪宗即位之初,李绛等人凭借盛世回忆与唐宪宗产生政治默契,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其文学表现;元和初年,谏官政治不断走向高潮,《新乐府》即是该阶段的文学产物;元和后期,随着宪宗对崔群等人的情感疏离,盛世回忆作为政治权力的功能减弱,盛世回忆因之转化成了个人感伤的作品,即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从回忆、权力、文学三者关系,可以重新梳理白居易诗歌李杨故事的主题之变,进一步考察白居易拔擢、被贬的文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