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镜中的本体:作为平等主义的卢梭政治哲学

长期以来,针对卢梭政治思想是否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学界一直存在悬而未决的争论。卢梭的思想就像多面的棱镜,相互对立的诠释者都能在其中找到与其立场相呼应的证据。作为卢梭著作中最早出现和最受关注的主题词,“平等”能够真正地反映其思想全貌,并成为统辖卢梭政治哲学的思想原则,它与自由共同构成卢梭的政治理想。卢梭应当作为平等主义者出现,而不应被定义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驳杂面孔;在平等与自由两种价值中,卢梭选择了平等来规定和实现自由。表征为繁多镜像的卢梭政治哲学,其本体是平等主义的理想描述。     

不朽观念与仙话的兴起:论先秦仙话的发生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与新一轮制礼作乐同时发生,代表新礼制的文献在此时期涌现,登天仙话即属其一。登天仙话是适应“乱世之礼”的产物,是诸侯寄托求霸理想的文献表达。游仙仙话则是在大夫与士人阶层崛起的背景下,选择做隐者的臣子放弃辅助诸侯登天而怀志远游以建立新礼制的产物。登天仙话与游仙仙话共同组成先秦仙话,共同展示了新礼制建设的逻辑理路。不朽观念反映了不同礼制的不同价值追求,其改变不仅推动了先秦仙话的发生,也成为先秦仙话转变的关键。两种仙话均以长生不朽为主要话语内容,但游仙仙话否定登天仙话所推崇的立功不朽,崇尚无为而治。两类仙话从宗教秩序入手来干预政治秩序,同时是当前政治秩序在宗教秩序上的反映,它们共同阐述了先秦仙话发生与兴起的过程及原因,又共同影响着秦汉及其之后的仙话生成。通过仙话文献的生成研究,可管窥先秦礼制建设的逻辑理路,对其他先秦文献的生成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东汉时期的两都之争:以班固《两都赋》为例

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汉代是不可阙如的环节。西汉立国之初,基于政治和军事、地理的考虑,定都于长安,但由于关中之地与"暴秦"的历史关联,这一帝都长期难以在政治上获得合法性。与此相比较,洛阳城营建于西周初年,是周王朝的都城,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这样,长安与洛阳,也就分别成为秦制与周制的象征,所谓的两都之争,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论争的表象形式。西汉王朝自武帝始,国家政治日益儒家化,迁都洛阳遂成为儒家士人日益强烈的政治冲动。东汉之后,国家新都定于洛阳,这可视为儒家士人政治理想的实现,但同时却又激起了"关中耆老"的情感反弹。班固的《两都赋》是东汉明帝时期为洛阳辩护的典范文本。在现实层面,这一作品加固了洛阳作为帝都的位置,在观念层面,则全面昭示了汉代儒家理想王城的建制方式。就中国城市史研究而言,它提示人们,中国古代城市的设置和建设,虽然奠基于经济和军事的考虑,但最终却是要在政治、伦理、哲学层面确立正当性。城市作为文化的容器或哲学、政治观念的物态形式,它承担着"器以藏礼"或"以器显礼"的重大使命。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伟大的哲学与哲学家,都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确定“教育梦”是实现“强国梦”的基石,注重顶层设计与改革试点的实践探索,关注民族精神文化的觉醒以及人类“德性”与“正义”的实现,彰显出民族复兴的深刻历史主题,富含着在世界教育舞台上展示中国气派的自信,是回应时代需求、解决时代问题强有力的声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包含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解决教育问题复杂矛盾的辩证思维;尊重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的价值标准。其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辩证逻辑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与终极关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教育改革实践中的时代之思,为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批判武器。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有机释读的追问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作出了二重性释读,既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和资本批判指向的科学价值,又试图用突现论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包括文化历史意义的历史观、包含所有辩证关系的辩证法来重塑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生态重塑的“结果”。无论是其有机共同体的世界观、文化嵌入式的方法论、为了共同福祉的价值观等生态哲学理论,还是其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文明的实践方案都表明,它具有怀特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色彩。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未来方向,只是进一步推动了有机哲学的生态哲学转向。     

对同意理论批评的回应

近期中文学界几篇批评同意理论的论文要么误解了同意理论, 要么只对同意理论的某些版本有效, 但无法动摇约翰·西蒙斯的同意理论, 其洛克式“政治自愿主义”展现了一个既融贯又富有说服力的同意理论。事实上, 避开西蒙斯同意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无政府主义”结论的最好方式或许是采纳一个宽松的正当性观念, 而不是正面“攻击”同意理论。     

“自然模仿艺术”命题的内涵、理据及其美学意义

自然和艺术的关系是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其核心问题是自然和艺术的辩证统一性。“自然模仿艺术”与“艺术模仿自然”这两个命题一同构成自然和艺术的辩证关系的两极。有关“自然模仿艺术”这一命题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长期以来几乎是研究的空白地带。所谓“自然模仿艺术”,是自然在审美中必然显得像艺术,其美学内涵是从“自然美像艺术”的角度揭示自然和艺术的审美同一性。这一命题的理论根据是,自然欣赏必须以艺术的模式组织审美经验,自然美生成于艺术图式在自然中的投射,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和康德的先验图型论可以作为其哲学理据。深刻领会这一美学命题的内涵及其意义,为全面系统地把握自然和艺术的关系、艺术的本质乃至美的本质提供了契机。     

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     

历史与合法性:柏克因袭学说考

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赋予统治以合法性,这一普遍问题在柏克“因袭”学说中有精妙回答。其精妙性有赖于“因袭”在普通法上的双重含义和英国法政传统的两种因袭主义所提供的空间。柏克之说是对二元因素的糅合。结合语境和文本,大致可识别出他为克服张力所采用的修辞手法。由此,他树立历史的权威,却否认历史可被用作否定当下的外在标尺;确认当下的权威,却否认当下可与历史决裂。其目的在于平衡道统与今王、自由与权威、革命与反革命。其根本教益是用时间的调和性驯化政治主体及其诉求的绝对性,使政治变得有弹性,使张力变得有意义。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