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定价影响利他行为的实证研究——论超越自我中心在时间定价影响利他行为中的调节作用

时间定价是将金钱价格赋予时间之上,用金钱来衡量时间的价值。时间定价激活经济效用心理定势,进而削弱个体的利他行为。本研究考察超越自我中心在时间定价影响利他行为中的作用。通过计算预期小时工资的方法操纵自变量,测量被试愿意参与利他行为的程度。结果表明:时间定价削弱了低水平超越自我中心者的利他行为,但对高水平超越自我中心者的利他行为没有影响;超越自我中心能够调节时间定价与利他行为的关系。该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时间定价激活经济效用心理定势的理论假设。     

未来取向的时间感知特征和分子遗传学研究概述

未来取向是对于积极未来的思考、规划和建构,是个体对于未来时间框架的偏好。高未来取向的个体对未来时间的时距知觉更近,表现出更强的时间知觉多普勒效应,面对延迟折扣时表现出更低的时间折扣率以及在未来重要任务和紧急但不重要任务的优先权设置中更倾向于做出理性决策;低未来取向的个体则恰好相反。这种人格的差异被证明具有遗传性,基因和早期成长经历的交互作用能够解释未来取向的个体差异。此外,未来取向调控时距知觉多普勒效应还存在于具身认知当中,身体空间位移和眼动的研究表明,时间维度上的未来映射在空间运动的右侧进行。将来该领域的研究可以借助遗传影像学、认知神经科学手段以及精神疾病及其干预的对照研究进一步探讨未来取向的功能机制。     

行为经济学Prospect理论的个体决策行为研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行为经济学家Kahneman.D和Tversky.A的Prospect Theory在全面反驳新古典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个体主观感受和有限理性的一般决策模型,为不确定条件下个体的经济决策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表述。文章拟在Prospect Theory经典模型的基础上,尝试加入时间压力限制等因素,分析个体在理性时间限制下的决策行为,进一步探讨Prospect Theory模型的发展和完善。     

时间定价对幸福的影响研究:结果与质疑

时间与幸福是人类普遍关注的两大主题。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时间结构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金钱来衡量时间,即给时间定价。时间定价会对个体的幸福产生怎样的影响?DeVoe领导的团队就此问题做了一系列研究。他们采用两种方法操纵时间定价:选取以小时工资获得报酬的被试或让被试计算小时工资。研究结果表明,时间定价会削弱个体的幸福感,它主要通过降低享受能力、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利他意愿及行为等因素影响幸福感。虽然DeVoe等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并且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但存在以下问题:时间定价可能并不必然会削弱个体的幸福感;时间不一定是金钱,时间是生命、人生的意义;尚需用质性研究加以补充。     

时间与幸福的关系:基于跟金钱与幸福关系的比较

时间和金钱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它们对个体的幸福至关重要.作为稀缺资源,金钱在个体低收入水平下与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而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金钱与幸福的关系很小甚至没有关系.时间充裕与个体幸福感呈正相关.与以最大化幸福的方式花费金钱相比,存在几种有利于幸福的时间花费方式.作为启动刺激,时间和金钱都会影响个体幸福感,但两者与幸福感的关系有很大差异.金钱启动虽有利于减轻个体的痛苦,但也会削弱个体的幸福感,而时间启动却往往有利于幸福感的提高.用金钱来衡量时间,会削弱个体的幸福感.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探讨不同研究对象的差异以及深层次的心理机制.     

论课程改革的社会属性———兼谈课程改革制度化的立论之基

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从政治视角观之,多元权力推动改革并通过改革而实现;从文化视角观之,课程改革是多元教育观的竞相登场并相互角逐的过程;从经济视角看,课程改革是文化资本的再分配过程。课程改革是由具有特定教育价值观的权力主体所推动,围绕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实现权力的再生产、知识的阶层化以及利益的再分配。课程改革是知识、权力和利益共生的过程。如果课程改革缺少制度来规约和调整其中的权力关系、价值关系以及利益关系,那么就会造成权力的压制、文化的霸权以及利益的失衡,这不利于课程改革的合理开展,因此课程改革需要走向制度化。     

警觉在视听时间信息加工过程中的作用

警觉和时间知觉对人们良好的适应周围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警觉是否会影响时间知觉以及影响的机制却少有研究。我们通过两个实验分别探讨了警觉信号在视觉和听觉时间信息加工过程中的作用。实验一发现警觉信号使被试高估了视时距,但不影响被试的视时间知觉的敏感性;实验二发现警觉信号不但使被试高估了听时距,也增强了被试听时间知觉的敏感性。结果说明,警觉信号可能是通过调节选择性注意进而改变开关的潜伏期来影响视时间知觉,对听时间知觉的影响可能是通过调节唤醒和选择性注意进而提高起搏器的节律和改变开关的潜伏期来实现的。     

留守年龄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人格的中介作用

以农村地区440名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采用社会人口学指标、儿童版艾森克人格问卷和主观幸福感指标(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以及生活满意度量表),考察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并进一步分析人格在结束留守年龄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 结束留守年龄小于10岁的积极、消极情感得分,5岁到10岁的生活满意度得分都显著高于大于10岁的留守儿童;(2) 结束留守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积极、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3) 中介分析表明,人格神经质在结束留守年龄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这些结果说明,结束留守年龄是影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人格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加入时间因素的行为经济学个体决策模型分析

行为经济学的Prospect Theory在全面反驳新古典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个体主观感受和有限理性的一般决策模型。本文通过对这个模型进一步加入时间因素的扩展分析,发现个体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在不同的时间压力下会呈现非理性的一面,因而传统经济学的偏好和理性假设将不再是决定所有个体决策行为的最终因素,时间压力以及个体素质也是影响个体决策行为和最终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     

改造人力资本促进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管理完善进程中,解决好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要求。“新常态”下,中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斩断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死结,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迫切需要着力布局和推进体现时代发展内涵的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战略。本文立足新时期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从人力资本积累的现实格局揭示了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据此提出了改造农村人力资本实现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