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梦锁危情》对纳博科夫游戏观的阐释

纳博科夫把作品的纯艺术性放在第一位,在小说创作中大胆试验和实践新的艺术理念和写作技巧,堪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实验派作家。纳博科夫的作品彰显游戏精神和制谜意识,具有非同一般的魔幻色彩,《梦锁危情》是纳博科夫文学游戏观的阐释和实践。论文将从语言和叙事两个层面分析这部小说中的游戏设计及其效果,探讨纳博科夫的文学游戏观在该小说中的表现。     

果戈理的另一幅肖像——纳博科夫《尼古拉·果戈理》述评

果戈理习惯被看作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 ,纳博科夫在《尼古拉·果戈理》中却表达了相反的观点。纳博科夫认为 ,果戈理不是喜剧作家 ,他的作品展示了形形色色的第二级的人物与世界 ,因此他的文学属于梦幻文学 ,其道德性内容表现为对“庸俗气”的批判。纳博科夫在一定程度上将果戈理纳博科夫化了 ,但这种个性化的阐释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发现。     

论赵树理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文章从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的层面研究发现，作为“农民的知识分子”的赵树理，其创作始终高扬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启蒙旗帜，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民间文化立场，力图创作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作品，将新的革命思想、现代民族国家精神播撒到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基层社会中。     

论碑志文的正体与变体

碑志文源于先秦,多用于殡葬礼俗。汉以后碑志文创作兴盛,最终呈现出正体、变体两种形式,蔡邕和韩愈分别为其代表作家。碑志文正、变之间的演进合乎时代社会风气和文学发展规律,其区别在于体例格式、思想内容及写作手法的不同。正体和变体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其相互作用促进了碑志文体品位和审美要求的形成,也促进了碑志文创作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文体辩证价值。     

“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

具有当代科学意义的“巴蜀文化”,于抗战时期由卫聚贤提出。但“巴蜀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形成和确立的标志,则是《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的出版。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巴蜀文化”概念发展最明显和丰富多彩的时期,川渝两地出现分流：四川出现由“巴蜀文化”向“古蜀文明”和“巴蜀文明”的提升和拓展,而重庆则出现从“巴蜀文化”“巴文化”向“巴渝文化”的嬗变。“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既顺应了学术发展的趋势,也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抗战、三峡文物抢救保护)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文化概念的创新,意义非凡,不仅直接推动了学术的发展繁荣,更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     

知青作家创作立场的演变与分化

知青作家的创作,最初与“文革”后中国文学的主流保持高度一致。随着创作的深入,不少知青作家开始从自身的经验中超脱出来,注意到了更具普遍性的人性人生,逐渐由单一的知青立场向民族文化立场和民间立场转移,创作开始走向分化和多元化。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语境和对资本主义替代选择的研究

有机马克思主义着力揭示生态危机的实质,赞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批判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并试图从理论上融通“中”“西”“马”哲学思想,从实践上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是其出场语境。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其理论存在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批判不彻底等根本缺陷,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是粗浅甚至错误的。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成为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尽管如此,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概念,我们应在坚定“四个自信”的基础上,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吸收、借鉴其有益因素,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诉求渐变

为抗战救国,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共真诚地希望加强与国民党的长期密切合作。从1935年8月至1939年初,中共针对国共两党的合作组织形式,依据情势的发展,适时调整其诉求,先后主动提出了“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混合委员会”“民族革命联盟”“民族统一联盟”“国民革命同盟会”“两党关系委员会”及跨党合作的意愿。但国民党和蒋介石要中共“归服”或“融化”的苛求,让退守“组织独立性”合作底线的中共无法接受,这迫使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诉求渐次改变,最终维持于多层面有事商讨的国共合作组织形式,这也是战时国共两党合作过程纷争频繁的根源所在。     

感春之意:从 “诗人在场”谈唐代物候诗学的建构

直接从诗歌文本爬梳物候诗学,从“诗人在场”的角度切入,诗人纵情置身于春天物色中,意识到“众生”的同在与精彩,使物与我成为可以相互转换者,从而揭示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从陶渊明《停云》诗中的春天谈起,唐诗人的徜徉春光,更忙着与自然对话,有李白细听“春风语流莺”,杜甫要“传语风光共流转”,要“嫩蕊商量细细开”而撩动“报答春光”的诚意,而韩愈面对中唐极端气候,先后以《感春》为题创作三组诗,回归晚春,开拓出春天物候的另一个面向。可见可闻的“物色”与“事情”结合,使“义意”因物色形象而具体化,是建构物候诗学的一个重要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