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及其启示

三权分立学说是孟德斯鸠脍炙人口的理论,但政体理论才是其政治法律思想的主线。他的政体理论包括政体的分类、定义、性质、相关法律、原则、法律教育、立法、腐化等一系列问题。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在政体划分标准、政体多样性、政体与分权和自由的关系、政体的内容和形式、立宪实践等方面具有深远的、承前启后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然,它也存在着夸大自然因素作用、反人民性和妥协性等不足。在我国当前深化改革的转型期,该政体理论及其思想方法不无启迪:发现、借鉴各种学说和制度的合理因素,或进行制度选择并作必要的完善,或大胆地进行制度设计,是取得成功的因应之道。     

孟德斯鸠论礼与“东方专制主义”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试图系统地把握西方古代和现代政体与东方政治制度及其生活方式.不过在其新政体类型学中,中国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始终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挑战.孟德斯鸠对中华帝国的原则性否定与他对中国“礼”的普遍精神的分析构成了潜在的张力.孟德斯鸠对中国“礼教”的具体分析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如何实现他所欣赏的“宽和”或“节制”的主要方式,然而他针对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宣传,而不是其更富洞察力的具体分析,支配了后来两个世纪西方乃至中国对礼教传统的理解.     

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可分吗?——重新审视孟德斯鸠思想中的一个难题

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能否区分，是孟德斯鸠思想中的一个难题。在1757年版《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补写了一个“著者说明”来强调该区分的重要性。但是，在围绕政体问题的具体论述中，这种区分并不清晰，似乎只是他回应批评的一种修辞策略。然而，如果跳出政体论的局限，从更一般的道德哲学来看，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区分在孟德斯鸠那里是可以成立的。他认为，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兴起，政治德性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而道德德性的内容也发生了转化。在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区分的背后，孟德斯鸠提出了一些新的道德原则，从而在西方德性思想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换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     

自由优于平等:孟德斯鸠政治哲学的价值取向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现代性论题,这一论题在法国启蒙运动的背景下获得了真正的理论意义。孟德斯鸠在对不同政体类型的比较中确认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差异。根据自由较之平等更具“现代意义”,他提出了自由高于平等这一基本的政治价值论主张。为了保护自由,他设定了制约权力的规则。从孟德斯鸠到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沿着一条从追求民主政治到寻求社会主义的轨迹发展。     

从《论法的精神》追寻孟德斯鸠“最优的政体”

孟德斯鸠将政体划分为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这一划分不仅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他强调政体的核心在于政体的原则。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感情,包括风俗、人情、民族性、地理环境等等。每一种政体都有其赖以依存的原则,当这种政体原则发生变化的时候,政体就发生了腐化,造成了政体之间的循环。前三种宽和政体之间的转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防止政体向专制政体转化,就需要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他认为"最优的政体"是一个最适宜于一个民族特征的政体,是一个包含社会各阶层的中庸政体,是一个在法律的统治之下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政体。     

《瞿鸿禨复核官制说帖》考略

1906年在清廷宣布从改官制入手,实行预备立宪之际,官制编制馆曾按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意图,拟订了一个以裁撤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各部大臣同为内阁政务大臣为主要内容的中央官制改革方案.该方案近于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建立的二元君主立宪政体,比清朝原先单纯的君主专制政体有所进步,但最终为慈禧太后否定.     

“变官制”——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

“变官制”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戊戌变法中维新、守旧两派的斗争也主要围绕变官制问题进行的。因此,不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变官制”问题,就难以正确认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区别以及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等问题。     

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几个问题

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是认为地理环境是社会思想关系和政治关系及其变动的终极原因的哲学学说。“地理环境决定论”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思想气质,人们的思想气质又决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孟德斯鸠是这种学说的代表者。他认为寒冷的气候会使人产生许多好的思想和气质:“对自己     

王安石戳穿司马光冒充公论的假面具

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时期政治改革的高潮,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也特别激烈.当时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司马光疯狂地阻挠王安石的变法,指斥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四大罪状:新法名目繁多是为“生事”;不把财政工作交给三司,而另立三司条例司理财,是为“侵官”;广置使者,行新法于四方,是为“征利”;拒绝接受保守派意见,是为“拒谏”.王安石严正地给予回击:“议法度而修之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兴利除弊,不     

重温戊戌变法

本文认为，在戊戌变法中，存在“家天下”与“官天下”这两种观念的尖锐对立，结果前者占上风，导致变法失败。传统儒家的“天下主义”与西洋宗教思想相遇，孕育出新型的世界思想，取代了康有为“官天下”的观念，使变法向革命转换。文章还以确凿的事实说明，浙江在当时各省中得风气之先，率先采取了一系列变法举措，为全国提供了具体样本；被普遍认为起了模范作用的湖南变法，是受到浙江变法的刺激而展开的     

秦汉的御史官制

在中国官制史上,御史是司监察的官职.它之成为系统,时在秦汉.秦汉是中国御史官制的形成时代.秦汉的御史官制,有一个演变过程,约略可分三期.秦至汉初,御史系统即监察系统,此为第一期.汉武帝改革官制,增设丞相司直与司隶校尉,均司纠察.于是监察官制发生结构性变化,御史官职仅为监察官制的构成之一.自武帝终西汉末为第二期.光武中兴后,御史制度又一变,直至建安,为第三期.前二期,御史首席均为御史大夫(成帝哀帝时曾二度更名大司空),可合视为"大夫制".第三期,首席长官易为御史中丞,可以说是"中丞制".然纵有变易,御史官职终不失其监察职能.本文拟就秦汉御史一官之官署、职任地位及主要特性,作一大略的考述.     

论李鸿章的“内须变法”主张

洋务运动主要首领李鸿章是一位“洋务”论者,也是一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一个纲领性口号.李鸿章的“内须变法”主张及其在主客观方面的局限,不仅大体上复写了洋务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也直接影响了他个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结局.     

略论孟德斯鸠的法学世界观

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法学的重要奠基人。 孟德斯鸠的学识渊博,造诣深湛。他生平的著述甚多,其代表作是《论法的精神》。这部著作是他二十年辛勤研究的重要成果。他的法律思想主要反映在这部著作中,因而孟德斯鸠的法律思想,概括地讲,就是他的“法的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称启     

试论唐代散官制度

唐朝官制的精简完善,是唐朝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职事官制是唐官制的主要部分,但远远不是全部。要完整地掌握唐朝官制,必须对唐朝职事官、散官、勋官、爵位的设置作全面的研究。唐朝官衔的书写顺序一般是散、职、勋、爵。散官居首,说明了散官地位的重要。     

论《秦律》中的“啬夫”一官

《史记》一书,无官制专章。故关于秦的官制,虽在其《本纪》、《列传》、《世家》、《年表》及诸《书》中多少有所反映,但有不少官名及职权范围,多缺而不载,或载而不详。至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虽对秦、汉官制有概括性记载,但又详汉而略秦,仍无以知秦时官制的全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莫如“啬夫”一官。故特作此篇,以明秦时“啬夫”一官的梗概。     

论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

"最佳政体"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终极任务,但是亚里士多德并非在一个单一的意义上研究这个问题,而是将其区分为某个政体前提之下的最佳状态,适合某个人群的最佳政体,适合大多数城邦的最佳政体,不管外在条件限制的"依靠祈祷"的最佳政体,以及依赖超凡德性的最佳政体。本文试图从这五个角度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学说,最终论证他在哲学家应该为王的意义上与柏拉图的亲缘性。     

论王韬的世界观念

洋务政论家王韬是晚清“变法自强”口号的首倡者,他的“变法自强”主张是以世界观念为重要依据的。本文谨对王韬的世界观念的构成及其与“变法自强”论的关系作一探讨。     

南越国的官制沿革初探

南越国的设官及其沿革是南越国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对这个问题,史学界存有歧说,有的认为其设官仿秦,有的则说:“南越王国的百官制度和宫室名称都是仿效汉朝的。”我以为南越国的官制有仿秦、仿汉和自创三种情况,今试探求、考析如下。一、南越国之设官目前要准确描述南越国官制的全貌,尚缺乏足够的依据。但是,若把散见于文献中和出土文物上的有关资料收集起来,作一番整理,也可以描绘出其大概的轮廓。(一)、王国中央之设官。可分为政务官、军事官和内廷官三类。     

契丹世选制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作用

关于辽代契丹族官制中实行世选制的问题,早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被著名的史学家赵翼所发现,他在他的代表作《廿二史札记》（卷廿七）中列有“辽官世选之例”条,明确提出“辽初功臣无世袭,而有世选之例”,并举出《辽史》中的实例加以证明。在赵翼研究的基础上,陈述先生...     

从论政到变政——戊戌时期的行政改革析论

戊戌变法以变官制开始,又以变官制失败而告终,所以与其说是变法,还不如说是行政改革.这场改革由康有为倡言设计、光绪帝付诸实践,不仅在精简国家机构、变革人事制度、修订行政法规等除旧方面有切实可行的改革举措;而且在新式行政机构设置、简化行政手续等布新方面也有别开生面的具体办法,可以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改革.然而,改革是外力催逼的结果,急迫、张皇而失去了从容,最终以悲剧性结局收场.透视这场超前、激进的改革,则不能不引起反思,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和教训.如今行政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探讨戊戌时期的行政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