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鲁迅作为一个文化转型时期的作家,他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些方面信奉着文化传统,他的精神至上观与儒家文化之间的本质联系就体现出民族传统在他的文化心理上的深刻积淀。“心学”是儒家传统的灵魂之一,它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把“人心”视为人格实现和历史秩序的主宰功能,鲁迅的“弃医从文”,提倡个性,张扬科学精神,以及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思想启蒙事业,共同体现着一个思想模式,即人的精神世界的转变是社会历史变革的根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耻辱”之后，再是什么——评丸尾常喜鲁迅研究专著《耻辱与恢复》

日本学者丸尾常喜从“耻”意识的角度展开对鲁迅的研究,恰切地将鲁迅的“民族的自我批评”和自我的生命呈现融为一体,既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国民性中的物哀传统,同时也像一把镜子照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种严重的匮乏。但丸尾常喜的研究也存在偏见,他所极力挖掘并赞扬的鲁迅小说人物的“求生意志”,其实正是鲁迅时时刻刻不忘批判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苟活意识,而且,丸尾常喜认为鲁迅是在“民众认识”的温情与力量中走向了恢复,从而将耻辱感的恢复看成了鲁迅文学活动的终点,不免缩减了鲁迅文学的意义。     

贵州大学中文系举行“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

贵州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和学校有关部门于十月十七日下午举行“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这次会议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阐述了鲁迅的“忧患意识”对新时期作品中“忧患意识”的影响,充分肯定了鲁迅的彻底反封建思想的历史作用及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他们指出:封建主义的思想因素作为一种传统的惰性,深深地浸入了我们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中,成为我们民族前进的绊脚石,我们仍然要高举反封建的旗帜,从我们的政治生活和心理结构中彻底清除封建残余思想。第二,探讨了鲁迅的个人生活与     

精神病因分析与道德病情报告--鲁迅与契诃夫小说创作主旨比较

鲁迅与契诃夫都在其小说创作中展示了本民族的病态人生形式,鲁迅侧重于揭示历史文化的弊端给国民造成的精神缺陷与心理创伤,契诃夫侧重展现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的道德信仰及行为的迷失.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分别与两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鲁迅精神与精神文明建设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在安葬仪式上,宋庆龄,沈钧儒代表各界人民将一面白绸为底,用黑绒绣着“民族魂”三个字的旗帜盖在鲁迅身上。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无产阶级“文化新军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今天,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精神,同时广泛吸取各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可以说,鲁迅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继     

鲁迅意识深处的越文化“场”

鲁迅在绍兴生活了他一生的三分之一,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在他的意识深处,始终存在着一个越文化“场”。这表现在在鲁迅各种形式的作品中,不时浮现出一种“故乡情结”;鲁迅的精神气质,可用“硬”和“韧”二字概括,而这正是越文化的传统;在鲁迅的思维方式上,也显示了越文化“崇实”和强烈的批判意识的思维特征。     

"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一)

“鲁迅与浙东文化”这一研究课题,是着眼于鲁迅一生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来探讨他与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的整体关系。近十余年的“传统文化热”(或称“国学热”),带来我们对鲁迅愈益严重的隔膜、疏离以致对立,在这种对立情绪中所从事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他的故乡文化联系的研究,是有悖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民族文化在整体上特有的联系方式和内涵的。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表现出对民族“固有之血脉”的追寻和发展,建立在他与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之上——“鲁迅与浙东文化”的研究,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笔者梳理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衍变,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鲁迅对此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体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辨异”、“升华—消解”实现的。     

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鲁迅研究日益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却迅速发展成熟起来,通过对韩国鲁迅研究“成熟发展”的原因和表现的分析,提出可以给中国鲁迅研究的种种启示。文章进一步着眼鲁迅思想和创作对于日、韩、中3个民族现代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的基础性价值,论析日、韩、中3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鲁迅研究上相互影响和借鉴的历史,提出并阐释了建构“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     

试论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

鲁迅为振兴民族,对“国民性”的研究、抨击,毕生孜孜不懈。做为“民族文化的斗士,他暴露了民族性的缺点。揭发了历史上的黑暗,为人民大众开光明自由之路,独自个首先冲锋突击。” 探讨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不言而喻是探讨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见解。过去,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这一研究领域。一度几乎成为禁区。因而,也就难以就鲁迅在“国民性”问题研究上的贡献,展开讨论,做出比较准确的评价。笔者认为:鲁迅对“国民     

要善于从诗歌的“理”“趣”中获取营养(上)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诗歌犹如长江大河,以其巨大的容量哺育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维系着色彩斑斓的民族传统,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源泉。 《毛诗序》中写道:“正得失,动天地,撼鬼神,莫近于诗。”在所有文学体裁中,诗歌最接近人们的生活,最为人们所喜爱,最有群众性;在所有的思想感情表达方式中,诗歌最艺术,最快捷,最易传诵。从诗歌创作的源头──《诗经》,到诗歌发展的高峰──唐宋,我国曾数度出现过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形成了诗歌创作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联的盛况,孔夫子就曾告诫他的孩子:“不学诗,无以言！” 在现代条件下,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不一定再需要静下心来写诗了。然而,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其作用是不会受时空限制的。人们可以不写诗,但诗歌传统的感染熏陶人等多种功能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论是伊呀学语的童稚、还是耋耄之年的老人,概莫能外。 诗歌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优秀诗歌都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为人们所钟爱;另一方面是因为优秀的诗歌又都文采纷呈,避免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缺陷,能够代代相传。我们不防将前者称之为诗歌的“理”,主要是教     

独树一帜 别具一格——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证

杂文虽说是“古已有之”、并“不是现在的新货色”,但鲁迅的杂文确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它冲破了“五四”前文学的历史传统,表现出一代文豪的独创精神。本文试就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探索如下:     

略论鲁迅杂文的美学思想(续)

三、鲁迅杂文的真实性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其实,鲁迅杂文的生命,也是真实。如果说艺术是生活的反映,那末,鲁迅的杂文则是现实生活的更直接的反映。鲁迅杂文的美学价值,它的全部根基,就在于它的真实性。只有真的,才是美的。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雾海中的灯塔——鲁迅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

在这个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出现了告别鲁迅、否定鲁迅、甚至猛烈攻击鲁迅的现象。它成为一股颇为强大的潮流,使鲁迅面临空前的挑战。但是,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另有一些人带着前所未有的情感凝望鲁迅,并向他聚集。鲁迅成了一种支撑,一座精神灯塔。他们从鲁迅那里所获得的,主要是人格力量和精神支撑,是独立人格和斗士风骨,是直面苦难与鲜血而决不闭上眼睛麻醉自己的精神,是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以及坚定、执著地为人的价值和尊严而奋斗的精神。令人遗憾的是,鲁迅对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反省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继承。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已经给人类带来灾难并威胁着世界安全的时候,在某些政治力量往往以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之名为维护自身特权而抵抗文明潮流的时候,鲁迅的文化努力对名民族都有启示意义。     

明清长篇小说艺术之民族特色刍议

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传统、审美心理和习惯影响着它的文学艺术,使之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明清长篇小说艺术的民族特色,自然也是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认识和发扬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民族传统,对繁荣现代小说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     

“乌钦”说唱艺术的现状与发展略论

“乌钦”,也叫“乌春”,是达斡尔族民间传统的说唱艺术形式.早在2006年,“乌钦”就已经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乌钦”对一个拥有英雄史诗的民族来说,是一种类似于希腊与罗马神话传说的文化精华,它既传承了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社会生产知识,同时也宣扬了伦理道德规范,是一个浓缩着达斡尔族历史精神和繁衍生息的标识.达斡尔族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因此,“乌钦”说唱的传承和发展就更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     

鲁迅的金钱观

鲁迅的金钱观可以概括为：穷并不是好，因为穷就是弱。个人的富固然不好，但个人的穷也没有什么好。故要反对以穷为荣和个人盲目逐富。结合现代中国民生多艰的社会现实，我们就会发现，鲁迅是在对中国传统与现实深入、全面的思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金钱观的。从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上看，儒家过分强调伦理教化，道家提倡远离尘嚣，都漠视物质利益．把人生道德修养与金钱对立起来。鲁迅发现了这一点，进行了剖腠析理的纠偏工作，但鲁迅正视金钱，并不是要人们崇拜金钱。他认为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但有“费”而无生活则更加没有趣味。     

漫谈中国传统文化

所谓文化就是指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它主要指人的思维、行为、宗教等等，它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继承性十九世纪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爵士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所接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各种能力和习惯。”因此，传统文化对一个民族来说就如同习惯对于一个人，有句名言叫做“没有习惯就是最坏的习惯”，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就如同一个没有习惯的人，其实那也并不是没有文化传统，而是拥有了最坏的文化传统。如果盲目地模仿他人，不考虑他…     

自在暗中看一切暗--论鲁迅的"猫头鹰情结"

现实生活中,鲁迅对猫头鹰的钟爱,在绘画与文学文本中获得了多层次的延展性呼应,从而构成了他独特的“猫头鹰情结”。其意义不仅在于充分表现了鲁迅“自在暗中看一切暗”的批判意识,还在于强烈地显示出鲁迅与黑暗捣乱的幽默精神和能飞鸣就偏要飞鸣的叛逆性格。其产生与绍兴这一“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的特殊文化传统和吴越地区的鸟图腾崇拜有着密切联系。周作人也热爱猫头鹰,但却是借替猫头鹰翻案为自己的汉奸罪行作开脱,其卑劣与鲁迅的伟大存在着天壤之别。     

浅谈蒙古族艺术的审美文化资源——以LOGO设计为例

民族审美文化与少数民族社会生活融为一体，主要是指存在于少数民族中的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化现象。蒙古族的审美文化资源博大丰厚，它深系着蒙古民族的文化之根，同时兼具历史传统与地域特质的双重性。对民族艺术“自足性”的辩证观点将有利于关于民族艺术未来的探索，既不能简单地实现“与世界接轨”，也不能单纯地在“保护”中“返璞归真”。民族艺术的出路在于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的审美文化资源并以博大的胸襟吸收世界文化营养，创造具有新的民族个性和现代气派的民族艺术。     

“闷”的发现与排解:冷清之闷与郁热之闷——兼及后五四时期戏剧写作心理动力

鲁迅深刻洞彻现代中国之“闷”并成功找到艺术排解方式,《呐喊·自序》把艺术家心理之消极情绪——“铁屋子”之闷,与中国现代命运起来,找到了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排解方式;欧阳予倩以“热心”书写潘金莲的冷清之闷,将传统的伦理故事讲述成社会问题,试图通过“女性解放”释放时代之闷;曹禺抱定“悲悯”情怀,用“心灵的艺术”奏响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让“郁热”雷雨里疯狂挣扎的人们,归于平静沉着。《潘金莲》的“冷清”与《雷雨》的“郁热”,是鲁迅“铁屋子”之闷在各自时代语境中的“重现”,欧阳予倩和曹禺发扬五四启蒙精神,继续着鲁迅式“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