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底层人”犯罪多发的原因与对策

近年来,城市“底层人”以报复社会的方式制造恶性事件呈多发态势,表明城市“底层人”犯罪已经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导致城市“底层人”犯罪多发有深层的社会原因,生活艰辛而得不到必要的救助,可能使他们感到绝望与无助;贫富分化、阶层固化使他们感到失落,进而产生心理失衡;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现象突出,可能激发了少数人犯罪的冲动。当前,着眼于宏观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难以发挥有效遏制这类犯罪的功能,而针对城市“底层人”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尚处于空白。在社会政策方面,城市“底层人”中的农民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被遗忘的人”,城市“底层人”进入了脱贫攻坚的“盲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一名言启示我们,要遏制城市“底层人”犯罪,除采取严厉的刑事政策实现正义之外,还要构建针对城市“底层人”的社会支持体系,改变社会失序的状况,改变阶层固化的趋势。     

社会系统及其生态性研究

在中国,提出"社会系统"的科学概念并对"社会系统"作科学而深刻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时至今日,也未形成有代表性的一般理论。而在国外,对"社会系统"的研究由来已久,并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尤其以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一般理论、社会系统生态性理论为突出代表。同样,中国学者对社会系统的生态性的关注,也是近些年的事。本文对"社会系统"和"社会系统生态性"作出了明确的界定。     

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

农民工从其社会属性看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具有阶层流动性强、职业低质性、让会网络复制性、生活方式疏隔化等阶层特性。其社会地位总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是城市社会中的“佣人”阶层、“沉默”阶层、“无根”阶层和“边缘”阶层。阻碍农民工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问题源于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的障碍,因此,制度的改革、创新便成为新的问题提了出来,而市场与政府是冲击这种陈旧制度与政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     

社会转型期的阶层流动与阶级意识问题

从社会转型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的阶层构成变化与社会分层问题,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调整直接相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社会阶层格局发生重组,其中最主要的是出现一个新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私营企业主与不法政府官员所形成的官商勾结,是导致社会仇富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私营经济发展为进城的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工潮和城市底层社会。此外,随着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力度的加大和下岗潮,工人阶级内部开始产生分化。相对于外来的打工者,城市下岗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并不是最低的,但城市下岗工人的阶级意识却远远强于外来打工者。面对社会的分化与多元化,今天的中国需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凝聚共识、整合社会各阶层意志,以重塑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1     

论底层研究与结构-制度分析及其在农民环境维权研究中的应用

由印度庶民学派开创的底层研究范式不应该单单被看作是一种"底层史观"史学研究路径或者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或研究策略,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以往社会冲突理论的发展与贡献,在研究农民环境维权时,底层研究可以被作为一种非抗争政治的冲突理论视角。由北京大学学者张静倡导的结构-制度分析模式在研究农民环境维权时可以稍加改造,因为农民环境维权行为基本上是被现时的社会结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所制约和限定的。     

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分配研究

教育机会均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和表现。通过对近年来有关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分配问题的研究,探索我国学术界30多年来关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理性认识及其对教育机会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东、西方学者因各自不同的立场、视角、方法和研究重点而形成迥乎不同的理论。西方学者对社会分层及其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剖析和实证研究,不过自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以来,后来学者的基本思路均是上述两位划时代哲学家所开创的社会分层模式的逻辑演进。我国相关理论研究起步很晚,且基本概念和命题均舶自西方,不少学者直接借鉴国外理论以分析我国问题,显示独具特色的中国教育机会分配研究之路仍然很长。     

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及其解读——以陶村的土地纠纷为个案

该文以陶村土地纠纷为个案,从抗争参与主体和抗争事件过程两个维度对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遵循何种逻辑、该逻辑何以可能、效果如何及何以应对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价值-利益回归构成了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基层党群关系矛盾与村落权势阶层兴起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空间,压力型维稳体制、同心圆式政治权力结构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机遇;底层社会激情抗争具有组织化程度低、情感性动员强特征,是一种工具性为主、情感性为辅的非政治对抗的利益规则意识;防范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转变,是化解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逻辑演变的重要关键点;西方集体行动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演进逻辑。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注重培育和扩大中间阶层

和谐社会就是社会结构优化合理的社会,社会结构优化合理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呈现中间阶层比重太小,底层大的不合理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必须大力培育中间阶层,构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北京社会空间分化与隔离:基于社会阶层分布的研究

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长表数据对北京社会阶层的区位分布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北京的社会空间分化为明显的中心、半边缘和边缘3个地带.从地区(街道、乡镇)尺度看,边缘地带的乡镇是底层社会空间,城区、城乡结合部和郊区的卫星城地区(街道、乡镇)都是阶层混居的社会空间,社会隔离表现为封闭的住宅小区与周边棚户区及老旧住宅并存的总体混居与局部隔离的形态;而城乡之间的社会隔离远远大于都市区内部的社会隔离.     

中国社会认同研究十年

近10年来社会认同研究在中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从理论研究方面来看,在系统翻译和介绍西方社会认同理论的同时,出现了本土化建构的趋势。从经验研究方面来看,主要集中在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社会群体认同、组织认同、主观阶层认同和消费认同研究等方面。从研究特征来看,出现了多学科相互交叉;研究方法和技术日趋成熟。从研究的趋势来看,西方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将走向更为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社会认同各维度之间的交互式研究将成为未来经验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多学科交叉过程中,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认同研究的学科共识和学科基础将会真正建立起来。     

文化研究视野下的社会流动研究

社会流动现象及相关问题在中国内地日渐突出.其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影响是多层次的.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诸多人文及社会科学,纷纷踏上社会流动研究的快车,广泛关注和讨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底层流动和迁徙,在中国引发了一股社会流动研究的热潮.中国内地学者对社会流动的研究正开始呈现出良好势态,并且已然取得一些值得肯定的成果,但客观地讲,他们的研究还并非成熟与完善.由于社会流动的内涵是什么、如何进行社会流动研究等一系列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答,中国内地的社会流动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还处于盲动或者混乱之中,参与其间的学者难以进行有效对话,社会流动研究的意义难以得到彰显.     

消费——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不同的社会时期以及不同的学术视角使得人们采用不同的分层标准。随着社会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生产社会进入到以“消费”为主导的消费社会,致力于分层研究的学者们开始考虑把消费作为阶层划分的一个重要依据——消费开始成为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格局下单位制社区的走向

体制改革前,中国社会特有的单位体制塑造了以单位为基础的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随着社会的转型,特别是住房商品化体制的确立,原有的"单位化"城市居住结构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中国城市居住空间被重塑为以阶层为导向的分异结构.本研究通过对一家具有典型意义的国有企业单位社区的田野考察发现,在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与再生产过程中,许多类似的传统单位制社区已从"单位化"城市居住空间中的基本单元逐渐演变为住房商品化体制下城市居住空间阶层化分异格局中的底层聚集区.如何实现这类社区的重建与新生,将是城市发展与治理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国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研究评述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以阶级社会的产生为基础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当前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有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我国当前阶级、阶层的界定及其划分标准。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在当前中国是否适用的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因此,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文献研究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苏维埃:所指的变革与能指的深描

苏维埃既是革命年代的阶级话语,也是改革年代的阶层话语。作为前者,它指向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所建立的一种根据地政权。作为后者,它指向了当前居住在城市底层的散工。苏维埃的旧词新意现象要求从概念史的角度梳理作为阶级话语、阶层话语的苏维埃,还原其"气"与"势"的现实本相,透析苏维埃现象背后社会群体的行动与态度。包容性增长与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民国大学从业群体的阶层结构与流动研究——以清华大学为例的考察

借助完整的档案资料,本文从职业、收入、生活水平、社会地位和教育层次等多层面入手,系统展示了民国清华从业群体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状况. 研究表明,民国大学不同职业群体间的生活水平差异显著,形成了阶层分化严重的职业与社会阶层体系. 作为新式职业群体,大学从业者的职业获得以教育获得程度为基础,近代西方化的教育对此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无基础教育、有无高等教育和有无留学教育直接决定了从业个体的生活水平和阶层地位. 民国社会过高的教育门槛使得这种以教育获得为凭借的阶层间流动变得异常困难,甚至停滞,整个社会处在"断裂"的危机中.     

国外学者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成果述评

早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是由国外学者发起的,其主要从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角度开展研究.此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是关于中国农村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的论争.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外学者主要从政治学视角展开探讨,形成第二次研究高峰.此一时期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包括"基层市场共同体"、"蜂窝结构"等理论.总体上看,国外学者的研究偏重于理论建构,并善于通过细节的把握洞悉农村社会转型与变迁的内涵与本质,具有较强的理论穿透力.     

社会分层理论与中国城市的类中间阶层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是研究社会分层的两大理论模式 ,国内的社会学学者多融合这两家之所长 ,来探讨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现象。西方社会 ,马克思和韦伯的继承者也对原有理论进行了重新发现与探索 ,形成了关于社会分层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认为 ,阶级内部出现了阶层分化 ;新韦伯主义认为 ,职业秩序是决定社会分层的最重要来源 ,教育以及由此获得的技术专长是构成封闭过程结构化的重要因素。更进一步的 ,维克多·倪 (Victor Nee)和撒列尼 (I.Szelenyi)集中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市场转型过程里社会精英的形成和替代模式 ,采用嵌入性观点 ,讨论了市场转型对社会分层结构所造成的影响。相应的 ,孙立平分析了向市场转型过程中 ,行政精英向市场精英的转化。种种迹象表明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 ,就全社会来看 ,中间阶层的存在还并不明显 ,如果说有 ,那也仅是就一些产业结构接近信息经济要求的大城市而言。     

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理论溯源

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是西方女性主义技术理论的重要研究进路之一,它批判性地借鉴和丰富了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技术社会建构论和技术文化理论。其研究主题和理论框架也因此经历了从"技术-女性"研究转向"技术-社会性别"研究,到"技术与社会性别的文化研究"的变迁。其理论主张与经验研究的成果对增进技术文化与技术价值的理解,促进技术领域的性别平等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     

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Media and Gender Studies)是女性主义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以批判的视角检讨媒介所维护与再生产的种种社会性别不平等表象及其原因,并深入探索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如何镶嵌在媒介机构和媒介产品以及受众收讯的物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进程之中,成为西方传播研究批判学派的重镇。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展现出女性主义批判思想与传播研究的结合、后学思潮与女性主义的力量汇聚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的联结等三个重要的学术发展取向。借鉴西方学界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地图及其生成的语境,可为中国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提供一种洞察的途径,拓展中国传播研究的理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