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看刘向父子的诸子思想

刘向父子是西汉著名的通儒、文献目录学家,他们在学术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的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成帝河平三年,刘向受诏主持校理皇家图书。《汉书.楚元王传》曰:"上(成帝)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死后,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这是汉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活动,产生了我国最早的     

《汉书·艺文志》兵形势考

《汉书·艺文志》将兵书划分为四种,其中的兵形势,有学者认为是讲求军事行动运动性、灵活性的一个流派,有学者认为就是战术,但从先秦典籍来看,形势之"形",主要是指编制实力的组织管理,并兼及作战部署,而"势"则是潜在的预期效能,即编制实力经"形"的有效组织管理而转化成的战斗力。从《汉书·艺文志》看,《兵书略》对"形势"的定义与列入兵形势家的《尉缭子》《蚩尤》等书都与军队组织管理有关。从学科体系结构看,兵形势是类似于近现代"军务"职能的专守之事和专精之学,是传统兵学的四大分支之一,故兵权谋作为总的战略方针与战术方法,在整个兵学体系中发挥统摄作用,而形势、阴阳、技巧分别在治军众、通鬼神、管器械三个不同向度上支撑着权谋的实施。     

章太炎晚年《诸子略说》的政论色彩探析

值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章太炎晚年设坛讲学于苏州。他所讲的《诸子略说》在论道、法、墨、名诸家时,有借学术以论政治之处,主要与蒋介石、汪精卫及抗战有关。他痛恨汪精卫的媚日卖国,希望蒋介石独揽大权,实行专制独裁,运用道家和法家的权术将文臣武将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统一力量抗日救国;他贬抑刻意任法的商鞅,希望蒋介石实行墨家的兼爱之道,以凝聚民族力量,一致对外;他贬斥名家的诡辩派,褒扬名家的循名责实派,希望同胞各负其责,担当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

本文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对小说的阐释出发 ,结合语源学、目录分类学的分析 ,阐明了“小说家”的内涵。同时 ,通过《汉志》小说家的著录、遗文及先秦、汉代相关资料的分析 ,指明“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规定性。最后 ,简略分析了《汉志》小说家的内涵和指称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小说史略》“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辨正

《中国小说史略》作为学术经典，其价值不容怀疑，然而，由于受当时文献条件限制以及中国小说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故白璧微瑕，在所难免。如该书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栽小说”，其中就存在所述文献不准、所举文献有误、论说不甚严谨或偶有失误等缺憾，应该引起中国小说史研究者的重视。     

关于刘歆《诸子略》的两个基本问题

围绕《七略·诸子略》的争议主要有两方面,一为《诸子略》的分类标准问题;一为《诸子略》与“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关系问题。《诸子略》的分类是兼顾学术分类和目录学的需要,虽然略有混淆,但总体看来仍是自成一体。《诸子略》也没有明确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刘歆的古文经立场是解读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论《汉书·艺文志》之不立史目

《汉志》不立史目的主要原因是现代意义上的史学观念尚未成熟,比如《汉志》中史籍虽多,但却分散于各目之中;门类不具,史学体系尚未建立。而先秦史官传统更是直接影响了史学的成熟。在经学昌明的汉代,史学不可能脱离经学而独立。因此,《汉志》不可能将一门并不存在的学问立目。     

今古文经学之争对汉代史学的影响——以《史记》《汉书》为中心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二者起初仅为今文经和古文经版本的不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两个不同的学派,并产生了激烈的论争。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经学史上的大事,当然会对史学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发展为史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有助于史学家辨伪存真;另一方面,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思想差异也使得史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思想风格。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

"诸子略·小说家"在《汉书·艺文志》中是一个学术概念。但"小说家"作为学说,并不具有统一成熟的思想倾向;"小说"作为汉代藏书之一类,也似乎是包罗万象的大杂烩。从《汉志》"小说家"依附于道家而又儒、道、方士文化杂糅的现象,考察出其所谓"小说"是汉代黄老之学和新儒学影响下的产物,是汉代大规模制度、文化建设催生的不合经艺之作。     

商鞅及早期法家的学术批评——以《商君书》与先秦诸子思想的关系为中心

先秦早期法家以李悝、吴起、商鞅等人为代表,他们的法家思想皆起源于儒家,与儒家思想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其立论宗旨皆为富国强兵,制定的法律政令多涉"兵法",带有战时法令的性质;其论述则常以治乱、虚实、强弱、贫富诸范畴肯定国家走向治强的主张,而否弃导致国家政治混乱和贫弱败亡的思想。《商君书》对先秦诸子学术批评的主要指向,是先秦孔孟儒家的礼义教化等核心价值观和"不轻不重"的执法与量刑公平的原则。《商君书》对道家使民"愚""朴"观点有所继承,但否定了老子"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观点;吸收了墨家的"尚同"说及人性论观点,但对墨子本人"兼爱"、"非攻"、"尚贤"等核心价值和好辩、"外交"等行为,都给予了明确的批评;继承了名、法家与"礼""法"等上下等级制度和法令制度相关的思想,而对其"烦言饰辞而无实用"的"名辩"则给予了坚决的批判和否定。此外,《商君书》还明显有农家重农思想的影响。     

王夫之《楚辞通释》及研究

明清之际,注楚辞者甚多,大都借注释屈赋,寄托其故国之思.在此类著述中,<楚辞通释>最负盛名.王氏在<九昭>自序中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故作<九昭>"以旌三闾之志".如释<离骚>"忽反顾以游目"以下八句云:"忠贞之士,处无可如何之世,置心澹定,以隐伏自处.而一念忽从中起,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又如释"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云:"原不忍背宗国,且尝受王之宠任,尤不忍绝君臣之义,故灵氛告以他适而不欲从."其释<天问>作意云:"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下不测不爽者,以问僭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篇内言虽旁薄,而要归之旨,则以有道而兴,无道则丧,黩武忌谏,耽乐淫色,疑贤信奸,为废兴存亡之本.原讽谏楚王之心,于此而至."其释"帝降夷羿"一节云:"盖无道必灭,虐民纵欲,虽有强力,不足凭也."     

《郑笺》对《毛诗传笺通释》的影响

《郑笺》成绩斐然,代表了汉代《诗经》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注释之作起到了典范的作用,垂范百代。《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其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毛诗传笺通释》都产生了影响,《郑笺》与《毛诗传笺通释》在传统训诂、文学、义理上均有相通之处。《毛诗传笺通释》对《郑笺》全面地继承发展。从汉至清,诗经的注释之学紧密传承,可见中国学术之源远流长。     

《史记》《汉书》人物个性比较

《史记》、《汉书》对人物个性与命运逻辑的表述迥然有别。《史记》记述人物以天性为主,《汉书》则以德行为主;《史记》认为性格决定命运,《汉书》则认为德行决定命运。这主要是由于司马迁和班固在历史观、写作宗旨上的差异,以及两书反映的史实不同造成的。     

学说之别而非文体之分——《汉书·艺文志》小说观探原

从目录学角度来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有小说家,只能说明小说家是诸子之一,具有与诸子一样的性质,是一种学说派别,而并不能表示小说文体的出现.<汉志>小说观强调的是作品之"用",而并不关注作品的题材类型、写作手法等文体因素.<汉志>小说观给后世小说目录以深远影响,后世小说家的芜杂面貌和作品收录上的混乱可以在<汉志>小说观中找到历史原因.     

从比较史学论《史记》和《汉书》

《史记》、《汉书》分别创纪传体通史和纪传体断代史 ,但它们都记载有秦亡汉兴到武帝时期 90多年的历史 ,具有可比性 ;从对项羽、陈涉等人物的评价 ,可见司马迁、班固史观的差异和优劣。     

战国诸子对《左传》的传播

战国诸子大量征引《左传》,据此可探求《左传》传播初期的状况、共有的历史文化主题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差异。     

《促织》与《帝京景物略》

《聊斋志异》中《促织》的创作,除受到广为人知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和吕毖《明小史》中两则记载的影响外,与刊刻于明末的《帝京景物略》也颇有关系。康熙二十三年（1684）,蒲松龄在其任塾师的淄川显宦华家得观《帝京景物略》,对该书记事状物的文学手法十分称赏,并选编了其中的部分篇章。将《促织》与《帝京景物略》中涉及蟋蟀的内容加以对照则发现,二者在捕捉地点、捕捉者、捕捉及畜养的工具与方法、蟋蟀品种、斗虫之法等诸多方面的记述有相合之处,而且有些原话也被照抄。毫无疑问,小说《促织》是参考《帝京景物略》的有关内容创作而成的。     

虚词、句式与做哲学:以王弼《老子指略》为中心

做哲学的核心在于"论理",既要辨名析理,透入精微,又要条分缕析,讲好道理。就此而言,王弼《老子指略》具有典范的意义。以往学者们多关注《老子指略》中的实词与概念,事实上经由对《指略》中"夫"作为发语词所带出的普遍性,以及"之所以"所指示的根本性的分析,可以揭示虚词所表征的概念与概念、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分环勾连,以及虚词所能开辟的做哲学的更大场域。虚词的重要性可以在宋明理学、天台宗等相关材料中得到印证。为了把握"玄之又玄"的"道",王弼除了采取指点性的"称"之外,还采取了"链体结构"这一形式化的表达方式。在王弼那里,句式作为语言的组织形式不仅是必要的,甚至是更好的说理方式。由此可见,做哲学不仅需要关注实词概念,更要关注语言的间隙(虚词)与语言的展布(句式),这无疑将为做哲学开辟新的思想可能。     

颜师古《汉书注》的学术贡献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它在历史学及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颜师古的《汉书注》在疏通《汉书》文字、解决《汉书》阅读难题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颜注进行评述,一是颜注对字词句的训释,二是对相关文化知识的补充阐释,三是对旧说的保存和补正。从而说明颜氏《汉书注》在训诂学、文化史等研究上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