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对七子的抨击及其动因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七子及竟陵抨击最甚,竟陵不受好评,在当时为学界共识,对七子的抨击却往往惹人非议。钱牧斋对七子的抨击态度如此激烈,固然有门户之习方面的原因,然联系牧斋所处之环境及其文运系乎国运的观点,则不难理解作为文运转折点的七子何以会激起牧斋的愤激之情。牧斋以为,七子为文运之转折点,国运盛衰亦从之转变。     

澹归《列朝诗集传序》发微

澹归的《列朝诗集传序》,无论对于研究澹归本人,还是对于研究钱谦益,都是一篇重要文献,其中一些观点,如“析青田为二人,一以为元之遗民,一以为明之功臣,则凡为功臣者皆不害为遗民”等,震古铄金;提出的一些问题,如“虞山其为今之后死者宽假欤？为今之后起者兴起欤？”等,颇多待发之覆,遗民心态,则是其中的重点。     

试析《列朝诗集》的编纂旨意——兼考钱谦益入清行迹

《列朝诗集》是钱谦益编纂的大型明代诗歌总集,通过对其易代前后两次编纂过程的探究,可以管窥其文本生成的诸多细节及潜藏旨意。结合对钱谦益降清后数年间行踪、事迹的考索、辨析以及对其心路历程变化的探究,可以发现该书不仅具有彰显明代诗学发展演变和汇集钱氏诗学评价、诗学理论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意义,而且它的结构布局乃至与之匹配的自序、人物小传等,既是钱谦益暗寓自悔情节、寄托复明心志的重要文本,也是他重返文坛、回归士林的关键环节。     

论《列朝诗集》的编纂始末及其托意微旨

钱谦益《列朝诗集》一书从编纂到刊刻,历时数十年。其间,钱谦益因党争之祸而仕途多舛,并因降清之举大受世人诟病,而此书的真正完成,是在钱谦益降清之后。通过对《列朝诗集》编纂起末的考察,不难发现钱谦益以诗存史之目的和复明赎罪之意图。     

朱熹《诗集传》赋比兴标诗探微

朱熹在《诗集传》中的标诗一直为人所困惑，但他确实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他在判标赋比兴时所依据的标准是：上下文是否都是“说事实”以及怎样“说实事”。他在《诗集传》中所作的赋比兴的兼标正体现了他标诗的严谨与精细而并非缠夹不清。     

《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朱熹《诗集传》阐释方法分析

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为通行之后八百年的权威性读本。朱熹在阐释《诗经》时创用了七种方法,即以序统合、视域融合、行文评点、语境通释、发越为理、寓教于释和唤醒体验。这些阐释方法的使用是《诗集传》能有如此显赫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西方阐释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中国经学研究的再受重视,中国的经典阐释学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因此,对朱熹《诗集传》的阐释方法的研究就不失为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朱熹《诗集传》判断句研究

南宋朱熹《诗集传》是《诗经》注释史上第三座里程碑,其注释语言大量使用判断句,形式多样,语义关系复杂。文章从《诗集传》判断句的形式、构成成分及语义关系三方面展开共时描写。同时,与汉代的《毛传郑笺》和现代的《诗经注析》中的判断句进行历时对比,以揭示判断句的发展轨迹。     

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的乐府批评

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乐府诗,上起陶唐,下迄五代,是一部集大成的乐府诗总集。其5000馀首乐府诗,主要由“前乐府”与“汉唐乐府”两大类构成。在批评形式方面,《乐府诗集》集“整理类批评”、“选择类批评”、“题解类批评”、“品第类批评”、“专论类批评”于一书,是乐府诗批评在宋代进入更加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其中,最具成就者,为“专论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郭茂倩在《乐府诗集》的分类方面,因存在着种种错误,而为后人多所指责与非议。     

朱熹《诗集传》判断句研究

南宋朱熹《诗集传》是《诗经》注释史上第三座里程碑,其注释语言大量使用判断句,形式多样,语义关系复杂。文章从《诗集传》判断句的形式、构成成分及语义关系三方面展开共时描写。同时,与汉代的《毛传郑笺》和现代的《诗经注析》中的判断句进行历时对比,以揭示判断句的发展轨迹。     

王船山论明诗评议

王船山批评明诗的思想原则和艺术标准及其对明代诗歌流派、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虽然不可避免地夹带着局中人的情绪,却总结和印证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创作的原则.检讨王船山明诗批评的成果,对于今天研究明诗,建立科学的明诗学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从韩国古典诗话看儒家诗教之印迹

韩国古典诗话秉承儒家诗教,认为诗歌有很强的社会作用,强调诗歌要为社会现实、为政治服务,要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作为评价准则.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的论词与选词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以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为选词底本,在力图保存底本基本面貌的基础上,通过例言即《蒿庵论词》整合选词与论词,在结构上起到关联和互补的作用;并阐发甄录本色的编选宗旨,以序次的调整和类组比较的方式勾勒出宋代词史的脉络,成为近代选本批评观念转变的重要标志。     

论陕西金文中的诗乐批评思想

陕西省历代出土了许多重要的青铜器,其铭文内容涉及了商周社会的诸多方面,其中的乐器铭文对音乐活动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先秦诗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本文从分析陕西乐器铭文入手,以吴镇烽的《陕西金文汇编》[1]为底本,结合近年新出土的乐器铭文,对其所反映的诗乐文化观念进行探讨.青铜乐器铭文中的诗乐批评思想主要反映在诗乐功能观与诗乐审美观两个方面.     

晚明扬州影园与黄牡丹诗会考论

影园为扬州著名园林,亦是南北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其中影园黄牡丹诗会不仅在当时轰动大江南北,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原因与此会形式的创新及其与士子心态的契合、与会者的精神及人格因素、诗歌的思想内蕴、所吟咏对象特殊的象征意义、明清易代的特定社会现实等密切相关。影园黄牡丹诗会可谓是与金谷、兰亭、玉山相媲美的一次著名的文人雅集,对于考察古代文人雅集的演变有着重要有价值。其流风余韵,绵绵不绝,亦构成了明清时期一部奇特的士人心灵史。     

明代诗学论诗乐关系

诗的本质之一是其音乐性 ,明代主流诗学相当关注这一问题。如李东阳《麓堂诗话》视音乐性为诗的原生属性和根本属性 ,谢榛留意于声律的辨析。“唯乐不可以为伪”。重视诗的音乐性 ,即重视诗的抒情性     

数字的运用与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精确化倾向

运用数字进行诗歌批评在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方法,但并没有引起当代学者的注意和重视。其实,它在方法上是一种创新,同时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中国古代诗歌批评追求精确的一面。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色,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与诗歌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试论北宋诗学批评中的“考索”

考索最初是一种研治经学的方法,然而由于《诗经》从经学向文学角色的转变,考索在这一领域的运用也就成为它在诗学领域中使用的滥觞。在宋以前,考索多用于对诗歌的注释与解说,基本不构成对诗歌的批评。到了北宋,这一方法逐渐被大量地运用在诗学批评上,以考察诗人及其才气品行、诗体的渊源演变、诗歌遣词造句的出处,以及用事的正误等方面,成为北宋诗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法,从而使中国文学批评的理性色彩大为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