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造船业与海外贸易

从很古的时候起,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就有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获得大规模发展,是在西汉,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     

宋代的俸禄制度与宋代的灭亡

宋代俸禄制度非常复杂 ,变化较多。尤其宋代俸禄优厚 ,出现“高薪养贪” ,仕风日坏 ,从而加速了宋代的灭亡。因此有必要了解宋代禄制的沿革变迁及其特点 ,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以供借鉴。     

宋代教坊与宋代音乐文学

宋代音乐文学十分繁荣,其音乐文化的发达与音乐制度的完备为此期音乐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代教坊作为一个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不但全面介入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创作,并且凭藉其创作与演出实践深刻影响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发展进程.     

明代广东的造船业

关于明代广东造船业问题,迄今尚无专文论述。本文先追述明代之前广东造船业发展的大势,继而论述明代造船业的概况,最后探讨明代造船业发展大势改向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广东位于祖国的南陲,其东、南、西三面濒临南海,以南海与太平洋相接,又有海峡与印度洋相通。广东的大陆区内,有众多的河川,尤其珠江三角洲更是密集的河网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造船、航运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造船业的进步取决于社会航运业对船舶生产的需求。广东因渔猎活动的需要,古代便以造船业发达著称。蛰居广东的越人,自古就“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     

宋代书院教育与宋代理学的传播

宋代理学家充分发挥了书院的学术传播功能 ,开创了中国古代学术传播的新阶段。他们使书院在讲学、藏书、祭祀、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更加制度化、正规化 ,确定了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同时 ,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播的结合 ,极大地拓展了理学的发展空间 ,为理学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 ,超越其它学派上升为南宋后期乃至明清的官方统治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者的结合对后世儒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的“润笔”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

黄霖认为,从经济生活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文学研究的基本路数,但过去被简单化、庸俗化了。今后的研究一是要与哲学、心理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各种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结合起来,二是要与创作主体、文本、接受、传播等各个方向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文学与经济关系的研究真正生动活泼、有声有色。王兆鹏认为,稿费作为一种创作目的而被追求时,能够刺激作家的创作欲望,促进文学的生产;当它作为一种额外的经济来源而补贴作家的生活时,它能够改善作家的生存条件,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风格。王毅指出,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或生动地再现官商的暴虐,或写经商者不可避免的悲剧以及对于清官、天道的幼稚幻象,淋漓着古代中国皇权经济的血腥气。张兵认为,经济生活不仅对于戏曲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戏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可以扩大戏曲的表演领域、调动演员的积极性、促进戏曲艺术水平提高、影响观众的精神生活。李桂奎认为,应加强从文本内部研究经济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作用,并重点分析了个体的经济生活——“财色”——对小说叙事结构的统筹与调控。     

宋代中央行政监督制度与宋代社会政治

<正> 我国封建官僚政治制度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日趋成熟、完备。至宋形成了以三省六部为中枢的决策机关、行政机关与监察机关各自相对独立的中央政治制度新系统。宋中枢决策机关是中书,即政事堂。政事堂原为宰相办公之所,宋代发展成“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的宰执议事决策机关。政事堂决策既定,即予中书舍人草制成书面文件,后付门下省审核, “尚书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倘若“法度命令差失过当,初则舍人缴纳,中则给事封驳。至成命已行,谏官、御史乃论之”。可见,行政监督是贯穿于朝廷决策、出令、执行的整个过程之中的。中书舍人、给事中认为朝廷敕命有不妥之处,即退还(缴奏、封还、缴驳)或执之不下(即不书读行下),以防患于未然。政令下达及执行过程中,则有台谏监督论列,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及早纠正。     

清代前中期船户保甲管理研究——以江西为例

雍正年间,清廷以陆路保甲制度为基础,吸收了清初差务船只管理的部分内容,在内陆省份设置水上保甲制度,其基本原则为船只编号、发给印票、互相保结,并将船户和渔户分别管理。这一制度在乾隆年间得到广泛推行。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水上交通日益繁荣,跨省区的经贸往来逐渐频繁,内陆船只的巨大流动性与连船编甲之间的矛盾逐渐体现。江西地方官员因地制宜,不断调整船户保甲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案,依靠船行、埠头、塘汛等实现对船户的共同管理。嘉庆时期开始,江西地方继续实践船户保甲制度的基本内容,同时大力引入河保、巡河委员进行治安管理,但官方文件中已逐步减少对建设船户保甲体系的强调,民间力量自我管理和参与社会管理功能的失效,为之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宋代的服饰与社会风气

一个时代的服饰,往往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以及人们的观念密切相关。在宋代,特别是在北宋时期,人们的服饰虽“数岁即一变”①,但总的趋势已与前代,特别是唐代大相径庭,呈现出自己的特点。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代服饰的变化的考察,从中窥视宋代社会风气之一斑。一、突破等级差异在古代中国的服制中,有许多有关等级的规定,不可逾越。这种制度早在先秦时就已萌芽,但尚不严格。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服色等级向制度化、规范化阶段发展。隋唐以后,出现“品色服”制度,服色等级制度高度强化。如唐朝就明文规定：庶人妻女不得服绫、罗、毅及五色…     

宋代的济贫与助困

两宋时期封建政府重视社会的济贫与助困事业,建立有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养济院、漏泽园等官办济助机构,用以救济和帮助那些生活困苦、无路可走的贫民百姓.宋代的这些济贫与助困措施,不仅在当时社会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书院与休闲

人们从来认为宋代书院只有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研究发现,宋代书院以其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以及齐备的休闲设施,吸引着休闲者前往旅游观光、会友访亲、论文谈诗、喝酒品茗.宋代书院建设者也有将书院建成兼具休闲功的自觉,因而使宋代书院具有公共休闲场所的性质和休闲的功能,但书院休闲尚无市场化经营的痕迹.     

科举制度与宋代吏治

立国于五代长期动乱之后的赵宋政权 ,为了革除五代积弊 ,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 ,厉行文官政治是其核心内容。文官政治的基础是文官考试 ,北宋前期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买官卖官与任人为亲的途径 ,从根本上解决了门阀政治的再起和军将擅权的基础。大量的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中下层士人进入政府机构 ,官员的廉政素质有所提高 ,对宋代吏治清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道教与宋代理学

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兴起,除与佛学有密切关系外,道教思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学术界对道、儒两家分别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对于二者的相互关系探讨似乎尚少.本文试以儒、佛、道三教的对立与融合为背景,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研讨.     

范仲淹与宋代士风

兹篇所论,只是推溯宋初以来士风嬗变的过程,对范仲淹提倡名节的思想与实践及其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以期有助于宋代士风的总体研究。 (一)     

陆游与宋代理学

陆游承认万事万物有规律,并尽其所能加以探索,进而根据事物变化的必然规律来预测、判断事物未来之变化趋势.他根据宋、金两朝的政治特点和变化趋势,对金主张坚决抵抗,战斗到底;对宋朝内政主张抑强扶弱,抓大放小,推行公平政治,建立至公至平社会.陆游长期探索养生、长生的规律,并且由此提出许多正确而宝贵的主张.陆游自己重视养生、长生...     

宋代荐举与士风

宋代荐举制度在选官中的地位较之前朝后代都有所增重,使其在官员仕进之路中逐渐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兼之制度的不完善,士人为谋求荐举,造成了"奔竞"成风的社会现象.由此在客观上对有宋一代的士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宋代虽不乏在荐举中坚守道德,砥砺士风的士大夫,但在现实环境之中,却虚弱无奈.虽对士林有所激励,却根本无力改变社会现状.荐举之风的不正加剧了士风恶化,不但是一个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制度问题.     

宋代滑稽戏与宰相

宋代滑稽戏多有嘲谑宰相的现象,这与宰相的地位职权、戏剧的演出场合以及伶人的讽谏精神有关。谚语"台官不如伶官"的出现,既是台官受制于宰相,不能或不敢行使纠弹权所致,又是伶人依附于皇权并向士大夫靠拢,讽谏精神得到维持并增强的结果。而由于立场、需求不同,皇帝、宰相及其他人对滑稽戏的接受情况各异,对滑稽戏发展的影响也有差别。     

台谏与宋代改革

宋代真正称得起改革的,一是庆历新政,二是王安石变法。御史和谏官在这两次改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就台谏与宋代改革的关系,略抒管见。 台谏与庆历新政 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台谏有不解之缘,从新政首领范仲淹的上台到新政的彻底失败,无不与台谏密切相关。     

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

依靠乡村富民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参与乡间基层社会的管理,是两宋政府的统治理念之一。这一制度在 实施中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尤其是在乡村税收、治安管理等方面较为显著。但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居 乡富民不但有"豪横"和"长者"两种社会形象,更多地则为自己的生存状态考虑;二者兼有,应是最为普遍的社会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