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的实质和《海瑞罢官》的“現实意义”

当前所进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討論,是思想战綫上的一场极其重要的論辯,它牵涉到一系列重大的原則問題。在本文中,我們拟就以下两个問題发表一些粗浅的意见。首先,是关于“清官”的历史作用問題。“清官”是封建統治阶級的一員,而且是比貪官有远见、因而也是更能維护本阶級的根本利益的人;关于这一点,連吳晗同志也不否认。然而,吳晗同志等认为:正因为“清官”能为本阶級的根本利益着想,所以他們能为人民做一些好事,在历史上有其积极作用。《海瑞罢官》的說明中很明确地說:“海瑞是封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的讨论——记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的座谈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規律的作用問題,是政治經济学中一个重大的理論問題。中國新經济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在去年九、十月里,組織上海部分經济研究者和經济工作者,开了三次座談会來討論这个問題。座談会原定的討論題目是“价值規律在我國过渡时期的作用”,并指出应着重討論价值規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國現階段的作用。随着討論的進行,把間題轉到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規律的作用方面。除了正面討論价值規律的作用外,座談会还提出应討論价值規律和其他經济規律的关系問題。座談所涉及的問題很廣,意見很分歧,甚至沒有完全相同的意見。所談的問題的范圍和角度也不相同:     

漫談洋“清官”

最近国內学术界,因討論《海瑞罢官》問題涉及到我国历史上关于清官的地位与作用問題。爭論方在开始,尚有待于深入展开。这里想就另一方面,即在西方历史中如何看待近似清官的問題,提出来供大家討論。首先遇到的难題是什么叫做清官?其次     

正确评价历史上的清官及其现实意义

对立統一的规律,也就是一分为二的规律,它是宇宙問的普遍规律。毛主席教导我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統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論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我們对于历史上的清官,要作出正确的評价,必須依据这个一分为二的规律,遵循毛主席的教导。 (一)我們认为,对于历史上的清官,既要看到它同貪官相同的一面,而且这是更重要的一面:它們同是对农民阶級专政的工具,封建制度的維护者。在这一点上說,或从根本上說,它們是“一丘之貉”,我看是可以的。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又要看到清官同貪官不完全相同的一面。一般說来,清官严格維护封建纲常和法,或比較严格維护封建綱常和     

在广东历史学界关于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的座谈会上刘节先生的历史观点受到了进一步批判

10月5日,广东历史学会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談会,討論历史观和方法論問題。刘节先生在会上作了多次的发言,反复地說明自己的論点,对其某些重要論点,作了补充和发揮。参加座談的同志,就刘节先生近两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出的錯誤历史观和方法論問題,特别是刘节先生在会上的发言所涉及的一些主要問題进行了分析批判。刘节先生发言的主要内容如下: (1)刘节先生說:我的“天人合一”說,是要以人来統一,而不是以天来統一,也就是以人来掌握自然规律。人掌握自然规律必須是两个方面的:一是如心理学的自然规律,这是主观方面的;一是如物理学的     

美和美的矛盾规律

在文学批評、文学研究、以及典型問題的討論、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理論的鑽研上,我們总会接触到美学思想、美学原則、美学評价,以及美究竟是什么等一系列有关美学的問題。这問題原是非常抽象而复杂的。国內学术界关于美学的著作,原不很多。蔡仪同志的“新美学”,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及“談美”等,虽然較有系統,但他們的論点,却不能說是没有問題。尤其是朱光潜先生的見解,更加值得批判和研究。去年文艺报十二期上,朱光潜先生发表了一篇自我批評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     

略论文艺工作者学习社会——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話》的“引言”中,毛主席在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态度問題、工作对象問題和第一位的工作問題之后,紧接着提出了一个学习問題。毛主席說:“我的意思是說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在談到学习社会的时候,毛主席又說:“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說,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級,研究它們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內容和正确的方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清官”問题討論会(一)

上海社会科学院自从《海瑞罢官》問題討論以来,对“清官”問題議論很多,討論热烈。該院为进一步推动这个問題的討論,在三月十六、十八、二十三日連續召开丁全院性的“清官”問題討論大会。会上发言的有老年、青年研究人員十四人。大家各抒已见,比較活跃,很多同志試图运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清官”問題。会上,不同意见之間也进行了热烈争辩。     

清官的特点及其評价

在《海瑞罢官》的討論中,对于清官問題,大家有了进一步的认識,有些观点已趋一致;有些問題还待专題研究。本文仅对学术界有分歧意见的两个問題提出个人意见,     

論孔子學說的“仁”和“礼”

“仁”和“乱”在孔子学說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二者实貫穿于孔子的教育思想、政治思想乃至哲学思想之中,成为孔子学說的核心。孔子的最高理想,質言之,不过要实現他的“仁”、“礼”的主張而已。因此,当前学术界討論孔子,有不少文章着重討論“仁”、“乱”問題,展开了針鋒相对的爭論,看来是有必要的。在这个問題上,我的看法与当前爭論双方还不无分歧。根据百家爭鳴的精神,我也愿意在这里提出来,向大家求教。     

评刘节先生的以人性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

刘节先生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历史研究上的重要的根本問題。这个問題已經引起了国內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討論。刘节先生的主要論点是:“孔子发现‘仁’,好象牛頓发现万有引力一样。万有引力只能也用公式表示的抽象定律,只可以从各种不同的事实中表现出来。‘仁’呢,也是从‘自古及今’,人类社会上各种具体事件中归納出来的抽象名詞。”“当时用孝、悌、忠、恕說‘仁’,我們现在就要用阶級友爱等等方面說‘仁’,其为‘仁’一也。”如果用馬克思主义的阶級斗爭     

從形式逻缉的研究对象上看它和辩证逻辑的关系

自1950年苏联哲学界展开对于形式邏輯的对象,以及邏輯和马克思主义辯証法,或者說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的关系的問題的討論以来,現在为时已經六、七年了。在这期間內,于1951年,苏联“哲学問題”杂志关于邏輯問題的討論也曾作了总結。我国哲学界几年来对于这个問題也曾发表过一些研究論文。一般的說,占     

关于我国当前主要矛盾问题的讨论

去年十二月間中共上海市委高等教育科学工作部先后召开两次关于討論“我国当前主要矛盾問题”的座談会,应邀出席这两次座談会的学術工作者和經济工作者达四十余人,發言者对于与我国前主要矛盾有关的若干問題都發抒了自己的見地。本期因篇幅有限,只能發表一部分發言,有遗珠之憾,尚請其余發言的諸位先生曲諒!     

从“生產关系适合生產力的規律”说到西周春秋的宗法封建制度——兼答何高济先生对于中国古史分期問题的討論

(一)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的焦点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到了現在,已進入高潮。如所週知:这个問題的主張,主要分为三派:1.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說,2.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說,3.封建社会开始于魏晉說,三派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互相辯駁,各不相下,寫下的論文可能已在百万字以上,旁观的人看得眼花撩乱,很难抓住論爭的中心問題或讨論的焦点所在。我們認为:要評論一个学術問題的討論,指出各方的得失,肯定其是非,就必須先弄清楚討論的中心問題或焦点所在。否則,就决难有公平的論断。然則中國古史分期问题討論的焦点,究竟在那里     

关于民族典型与阶級典型——与贾文昭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0年第一期发表了賈文昭同志的《試談文艺理論中几个爭論的問題》,将近几年文艺界討論的主要問題,作了概括介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許多论点是正确的。不过,关于典型問題的某些論点,我們有不同的看法,特提出請教。 賈文昭同志說:“共性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性,分析典型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观点”。无疑,这話是完全正确的。但作者又論述了“需要解决典型的种类問題”,却这样說: 典型是否只有阶級、阶层的典型?有没有时代、民族的典型?不少同志一談到典型,总是只     

广东省学术界举行座谈会讨论理论工作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问题

最近,广东哲学学会、广东經济学会先后邀请了学术界一部分参加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志,座談哲学、經济学工作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的問題。座談情况如下: (一)不少同志說,自己在沒有下乡以前,对理論要从課堂、从书斋解放出来,变为广大革命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     

上海学术界举行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座谈

本刊編輯部于四月八日及廿五日邀請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举行了基础与上层建筑問題座談会。 許多人同意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經典定义,即“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不同意王子野一文(載“哲学研究”1957年第一期)把生产力放在基础这个概念里面;認为如果按照王子野的論点,就会有很多問題在理論上难以自圓其說。例如,基础是有阶級性的,生产力則是沒有阶級性的,若是把生产力放在基础里,則无法解釋基础的阶級性和繼承性,且还会导至生产力也能直接决定上层建筑性質的錯誤結論。 許多同志認为,王子野一文的某些論点具有启发性,值得重視和研究。但他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論点,把基础、社会存在、社会物質生活条件混为一談,則是以新的簡單化来代替过去的簡單化,因为社会存在的涵义比基础的涵义要广泛得多。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与刘节先生商榷

今年第二期《学术研究》的“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题的討論”专栏,发表了刘节先生的以《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为題的討論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刘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而所有的問题又都是围繞着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孔子及其思想这个中心問題的。刘先生文中还特別声明:这些“虽然是个別問題,也可“以偏概全”,‘一隅三反’”。从这个声明看来,刘先生在这篇討論文章中,显然是試图以孔子及其思想的討論来“概”和“反”及整个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究方法論問題,即: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問題。     

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

现在所談的是几个研究历史和哲学等等方面的具体問題。虽然是个別問題,也可“以偏概全”,“一隅三反”。首先是說孔子的“仁”,我以为仁、义、礼、智,都是抽象的,倫理学上的名詞。孔子发现“仁”,好象牛頓发现万有引力一样。万有引力只能也用公式表示的抽象定律,只可以从各种不同的事实中表现出来。“仁”呢,也是从“自古及今”,人类社会上各种具体事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