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宋太宗父子的上台

宋太宗的上台,给历史留下“斧声烛影”的千古之谜。但毫无疑问,道教是帮了他的大忙的。材料证明,太祖之死,太宗上台,很可能是宋太宗与道士合伙搞了一个宫廷政变。当然,太宗的宫廷政变不只是靠与道士的合谋,但无疑的是,道士们的活动是其宫廷政变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宋太宗还利用道士,制造自己是真命天子的神话。不唯如此,太宗还与赵普合谋,搞了一个“金匮之盟”。固然,对于“金匮之盟”的真伪问题,史学界还有争论,但不管其是真是伪,都为太宗的上台制造了根据。可是“金匮之盟”的存在,却给他的皇位传承带来了麻烦,为此,宋太宗再次靠了道士的帮助,把自己的儿子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大相国寺宝奎殿御书故事与两宋帝王政治运作

北宋东京城中名刹大相国寺宝奎殿的兴建缘于宋太宗晚年为大相国寺亲笔御书寺额,太宗欲用御书题榜来营造文治之象。仁宗时期,大相国寺开始兴建御书阁来收藏太宗御书,仁宗也参与到建殿奉安的事宜中,他亲自用飞白御书宝奎殿,并以撰记、篆额和刻石等一系列动作与大臣们联手打造出御书创作与展示的政治典范,成为宋代政治文化中的"盛事"。太宗与仁宗在大相国寺的御书典故渐成祖宗故事的一部分,南宋词科就曾以"宝奎殿太宗御书赞"命题,此时帝王御书也成了崇儒右文的盛德大业。御书故事不但成为科举考试中历久不衰的话题,更是宋代转向文治的表征。宋太宗及其子孙所营造起来的御书传统在政治文化中被不断继承、累积和叠加。而通过御书传统塑造出来的祖宗之德,也使得太宗越过太祖,从继统之君而成为开创之祖。     

宋太宗继统考略

<正> 关于宋太宗继位问题,历代多有争执、猜测。有的人认为,太祖视太宗亲如手足,遵母志执意传位给太宗,故而太祖崩由太宗继统;有的人则着意渲染“烛影斧声”和“金匮之盟”两大疑案,认为太祖本无意让太宗继位,太宗是靠政变阴谋手段偶然成功而登上皇位的。笔者认为,太宗继统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事变过程,不可简单地归因于某一方面。以往两种观点各偏执一端,且颇似舍本而求其末。本文拟考察太宗继统的主观及客观诸方面因素,以求对其人其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略论宋太宗

也许是宋太祖的功业过盛,在他的赫赫功业之下,宋太宗就显得有些黯然无光。因此,对宋太宗其人,历来似乎研究得不够。其实,构成宋初政治的主角,分别以武功、文治开创有宋一代三百年基业的,应当是宋太祖、宋太宗兄弟二人。太祖、太宗兄弟前后相承,一个草创开拓,一个稳定发展。本来,这种开基事业,应当是象唐太宗那样,在一个君主之下形成。然而,由于公元976年一个雪夜的“烛影斧声”,历史就注定由这两个人来完成了。     

宋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及其意义

“宋太祖死时没有留下传位于太宗的遗诏”，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久成“定论”。这一“定论”的论据是：“官书正史中未记载过太祖传位遗诏”，“宋太宗即位时未宣布任何遗诏以杜众口之疑”。本文依据《宋会要辑稿》中首次发现的太祖传位遗诏和宋太宗宣布遗诏后即位的记载，说明上述“定论”在史料论断上存在着根本的失误，而在此基础上的所谓“定论”，也就很难成立了。同时，以往以这一“定论”为依据而得出的有关宋初政局的若干学术结论，也不能不重新加以考虑。     

宋琪与宋太宗朝政治散论

宋琪成名于契丹,长期幽沉于幕府,但却在宋太宗时期飞速窜升至宰相,这与北宋初期独特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影响宋琪政治前程的主要因素有:北宋前期河北集团的存在、太宗时期晋邸集团的存在以及宋琪本人不凡的才能。不过,宋琪的政治主张和作为与宋太宗的希冀并不相得,这也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宋太宗朝基本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变态政治,皇帝自立时代终结,官僚亦从五代型过渡到了宋代型。     

李后主与牵机药

“李后主风流才子,误作人主,至有入宋牵机之恨,其所作之诃,一字一珠,非他家所能及也。”——余怀《玉琴斋词序》南唐后主李煜字重光,是个治国庸才,而在词坛上,则是公认的圣手。有人说过,李后主若不被宋太祖生俘,不足以成词王,穷而后工也;若不被宋太宗药杀,境遇好转起来的话,也会“江郎才尽”,晚作不足观也。这些话或许会刻薄些,但也不无道理。那么,宋太宗是怎样药杀李后主的呢?史书是这样写的:李煜降宋三年之后,太祖死、太宗继位,太宗比太祖更猜忌,尝使徐铉(与后主同降之文臣)来见后主于赐第,后主忽吁叹道:“当时悔杀潘佑、李平(劝后主图强御侮的忠臣)。”徐铉不敢隐瞒,直告太宗,太宗因此大忌,恰巧七夕那天,后主于赐第中命故伎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已是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又“一江春水向东流”句,以为后主尚恋念故国,心存报复,因命楚王元佐赐后主饮酒,酒醉之后,后主遂中牵机药,病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之状,后主遂于是夕卒,年四十二。这种牵机药是什么呢?查实就是马钱子,热带乔木番木鳖树的种子,口服极少的剂量,就能兴奋     

北宋前中期物价波动对比研究

对比研究北宋前、中两期物价涨落的变动问题,从中找出升降的原因,这对进一步认识赵宋王朝的阶级实质是有一定意义的。今以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作为北宋的前期,仁宗、英宗二朝作为中期加以论述.     

略论北宋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利弊得失

<正> (一)北宋立国之初,太祖太宗时期推行的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初步奠定了北宗一朝的基本国策和政治制度。对于宋初过分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具体做法,自50年代以来史学界就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一改革置于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深入透视北宋强化中央集权制度的真谛之所在,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前提下着重分析其给北宋社会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 为全面了解北宋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利弊得失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一般情况。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点。这种制度最初是在韩非的“事在四方,要在中     

浅析完颜宗翰在抗辽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完颜宗翰,为金初重要的历史人物,金朝一代名将,他曾历经太祖、太宗、熙宗三朝,尤其是在抗辽伐宋斗争中功勋卓著。然而他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特别是他在金熙宗汉制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在此抛开这个问题不谈,仅就他在抗辽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做一探讨。 据《金史》宗翰传和《大金国志》粘罕传记载,完颜宗翰本名粘没喝,汉语讹为粘罕(一名粘汉),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从兄(国相撒改)之长子。“幼时嬉戏,为部伍击刺之法,有居后者,击之以鞭。”俗话说:从小看大,从儿时粘罕所玩的游戏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从小就具备了不甘落后和突出的军事领导才能。“年十七,军中     

《赵普评传》出版

由我校中国文化古籍研究所张其凡副研究员撰写的《赵普评传》,已由北京出版社于1991年5月出版。这是第一部全面评述北宋著名政治家赵普的研究性著作。作者在深入研究宋史的基础上,把握住时代的特点,实事求是、全面地述及了赵普的成长过程,他的主要事迹及其功过,他与太祖、太宗的关系,他的学识及为人,他的历史地位     

论北宋前期“北强南弱”文化格局产生的原因

公元8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中期是我国历史上唐末五代十国群雄割据、南北分裂的时期．由于黄河流域长期遭受战乱而长江流域则相对稳定，我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文比重心都发生了南移，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倾斜。然而，在北宋前期，即来大祖、太宗、真宗三朝（960～1022年）的半个多世纪间，中国的文化格局却又出现了“北强南弱”的局面。在这一时期，大批北方籍的优秀人才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一退风流，而南方人才则相形见绌．北宋前期（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入传文臣的统计数据是：开封府13人，京西路19人，京东路31人，河北路46人，河东…     

宋代的草市镇与扩城建郊

(一) 北宋建国后,分裂的国家重新统一,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的措施有力,除了西、北两边时有民族战争外,辽阔领域长期安定,社会经济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社会人口因此也就获得迅速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必然要能动地调整了城乡的居住状态。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京师、府州军监、县、镇各类城市,成为人口集结的重要目标,八方辐辏,万姓奔进。城市人口的膨胀,较早地就成了一个问题。京师首当其冲。太祖、太宗年中,各割据政权相继覆灭,其“诸侯”、“王公”、“陪臣”、“雄军”、“士民”,“小者十郡之众,大者百州之人,”奉命     

北宋笔记特点及地位论略

自南宋起对北宋笔记的评价就显示出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在后世研究中北宋笔记也远不如当时的话本、史传等文体引人注目。这是因当时笔记评价标准往往与史学、小说相牵混所致。通过对北宋笔记与魏晋南北朝及唐代笔记的比较。可以发现北宋笔记是笔记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在主旨、内容、艺术表现、风格等方面都显示出其自身的特点，形成了南宋以至后世笔记创作的主要模式，对后世笔记影响深远。     

清初杰出政治家——范文程

范文程是清初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清朝著名的开国功臣之一。他一生经历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供职四十余年,对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有很大贡献。     

北宋八大王赵元俨生平新探

宋太宗子赵元俨出生于雍熙二年(985),历经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因排行第八,故人称"八大王"。在太宗、真宗时期,得到了父兄的关爱,恩宠不衰。仁宗即位初期刘太后垂帘听政,因地尊属近易遭忌讳,不得不闭门绝事,直到仁宗亲政后方礼遇有加。他一生未尝参与政治却被数次卷入政治风波,并无军事才能却名闻外夷,综合而言都与他的宗室身份密切相关。     

论欧阳修的“圣贤情结”及其影响

在北宋以前,期许成为圣贤的人不在少数,但就整个社会而论,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风气,以圣贤自居的做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北宋的欧阳修扭转了这一局面,欧阳修具有浓重的“圣贤情结”：第一,他热衷于对“圣贤”之道的体认和阐释;第二,他有着浓重的自觉比拟圣贤的文化心态;第三,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圣贤情结”表现在他一生的实践中,他在“立德”、“立言”和“立功”等方面都堪称典范。欧阳修所具备的这种“圣贤情结”有着深刻的认识价值：它充分表明了宋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再次高扬;在欧阳修“圣贤情结”的影响下,众多知识分子坚定地认为成为“圣贤”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认定自己通过努力完全有成为“圣贤”的可能;另外,欧阳修散文简约明白风格的形成也与他有意识地追摹圣贤经典风格有相当大的关联,甚至影响到了宋代众多“拟圣派”作家的出现,这可以看作是欧阳修“圣贤情结”对其散文创作,乃至于宋代散文风貌的形成最直接的影响。     

范仲淹品格与早年毛泽东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具有舍己为公之心的著名政治家.他的品格不仅使他在当时受到了“士”阶层的推崇而获得“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人”的称誉,而且对后世的政治家也有重要影响.早年毛泽东就是受范氏影响者之一.不同的是,毛泽东并未简单地继承范仲淹的品格,而是对之加以改造、升华,成为更优良的东西.这是使毛泽东得以从当时诸多政治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历史巨人的重要原因.     

李觏的“礼顺人情”论——兼与胡瑗反人情论的比较

李觏与胡瑗是北宋同时期的儒学代表人物，但二人就“礼与情”即礼义与利欲问题上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具体表现在情之善恶、礼与情之关系以及礼义与利欲之关系等方面，他们对后世儒学的影响也有极大不同。究其实质，仍然是主内与主外之争。     

契丹辽人的敬母风尚

我国历史上的契丹民族具有浓厚的敬母风尚,且对其建立的辽政权具有直接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统治者阶层,这方面的记载是非常多的,据史载:太祖神册四年“九月,征乌古部,道闻皇太后不豫,一日驰六百里还,侍太后,病间,复还军中”[1]。太祖可以将军国大事暂且放下,千里奔还探望母亲的病,其平时对母亲的孝敬可想而知。太宗德光是在其母的支持下当上皇帝的,对母亲更是言听计从,恭顺有加。史载太宗“性孝谨,母病不食亦不食,尝侍于母前,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而视之,辄惧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2]反映太宗对母亲的敬畏。圣宗即位年幼,其母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