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织形态与关系模式的创建——体制吸纳问题探讨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问题与新需求的出现,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交往呈现出多种方式。政府在处理公共事务时也日益从旧有的组织形态向新型的组织形态转变。虽然仍然是政府体制内的公共事务处理方式,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政府与公民信息沟通以及公民民主参与的困境,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体制吸纳问题关系模式。体制吸纳问题关系模式,能有效解决常态和非常态的问题,降低社会风险值,满足公民预期,保持社会的和谐与活力。     

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的来临,要求我们反思基于专家体制的决策风险及其发生机制。专家体制困境的重要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专家体制的出路是走出“政治技术化”路径下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危机,纠正政治权力对决策过程的过多干预,通过建构国家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与公民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均衡治理网络,实现专家体制合理有效的权力分配。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科技、商业、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与建构的过程中,专家体制也在不断改变其决策行动框架,降低决策风险。     

政党嵌入与体制吸纳——执政党引领群众自治的双向路径

在我国住房商品化改革日益深化,社区形态发生深刻转型的现实背景下,执政党引领基层群众自治有必要遵循政党嵌入和体制吸纳的双向路径:一是采取党组嵌入、党员(公职人员)嵌入和规则性嵌入等形式,充分挖掘体制内的政治资源,将其嵌入到基层社会中去代表民意,理性促进党和政府引领社会;二是采取代议性吸纳、商议性吸纳、机构性吸纳和精英性吸纳等方式,激活现行体制中的民主因素,创设各种利益协调机制,及时化解社区中的多样矛盾,充分吸纳和整合社情民意。     

新闻体制的变革与政治传播的调适

政治传播是政府发布公共信息、传播意识形态和引导公共舆论的重要手段。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媒体被简单地当作“工具”和“喉舌”,新闻事业唯一的任务就是宣传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后,媒体的主体性得到承认,媒体的功能变得更加多元,舆论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面对新闻体制出现的重大变化,政府的政治传播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缩小媒体行政管理的范围,主动公开公众需要的政务信息,习惯在舆论随机监督下行政,并为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打开制度性渠道。政府只有转变了政治传播的思路,才能更好地与群众沟通,营造出一个健康、有序、和谐的舆论环境。     

政治发展与公民参与——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的政治学思考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扩大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问题。政党是现代社会中政治运行的重要手段 ,通过政党参与政治是公民参政的重要形式 ,它对政治体系的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 :政党沟通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 ,为公民参政提供了制度化渠道 ;政党充当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过滤层”,把公民参政限制在政治体系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党的政治社会化作用。在我国现阶段通过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 ,发挥政党的参政功能 ,是扩大政治参与和保持政治稳定的最佳选择     

关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思考

公民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对国家的政治构成、政治运作、政治决策、政治结果的关心、利益表达和施加影响的行为及过程。在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同时也要兼顾有序,“扩大”和“有序”两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还是存在经济、文化和体制上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在保证“有序”和“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下,对公民政治参与提出几点思考。     

南京梧桐树事件对公民参与的思考

公民参与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热点，我国大多数学者对此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在今天，随着“强势民主”、“公民治理”的呼声与日俱增，公民参与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怎样评价公民参与行动的有效性？公民参与和政府管理效率之间的矛盾，以及在什么情况下选择较多公民参与，公民具体如何参与，这些有关公民参与质量和公共管...     

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      

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完善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的路径选择

城管部门和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是在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选择形成的,有其存在的理据和历史贡献,也有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的问题。其问题表现为城管执法权力受限,执法依据和手段不足,管理范围广,任务重,机构性质和公务员身份模糊,经济地位、福利、工作条件、队伍建设没有保障。而地方政府给城管设定的城市管理目标与公民生存目标存在太大的差距。城管执法时面临秩序与生活两种需求的矛盾,执法当中极易触发暴力倾向。必须正视城管执法体制存在的尖锐矛盾,尽快明确某个中央部委承担城市治理的统筹规划、指导协调等职能,这是城管体制改革的要务。要树立大城管理念和共同治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柔性执法理念,形成城管部门与其他执法部门的更大合力,创建一条政府负责、公众参与、政民合作、民主行政的城市管理法治化路径。     

协商民主视阈下私营企业主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理论的公民参与的平等性、协商渠道的畅通性、协商原则的公开透明性及协商主体提高能力的自觉性对实现私营企业主有序政治参与颇具价值。在协商民主的视域下,私营企业主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政府应为私营企业主提供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政府应公开和透明关乎私营企业主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政府应树立私营企业主与其他各阶层的政治权利平等的观念;私营企业主要不断提升自身政治参与的能力与素质。     

农民政治参与的滞后与创新——制度变迁理论中路径依赖的视角

从制度变迁理论中路径依赖的视角来看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会发现其变迁缓慢,缺乏制度创新。政治的发展是个多方互动博弈的过程。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基层政府之间以及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都存在拉锯式的博弈。没有农民的政治参与,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就是突破路径依赖,进行创新,激发农民的政治活力。     

腐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制度现象,腐败问题的解决需要采取制度措施。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制度决定腐败的机理,揭示了中国现阶段腐败的制度根源:现有的制度导致公共决策领域的范围太大,腐败的机会增多;其次,现有制度导致公职人员行为的激励机制扭曲;最后,现有制度对腐败行为的约束机制不足,惩罚太轻,使得腐败行为的预期成本很低,腐败行为相对“廉洁”行为来说非常“合算”,使腐败行为大量发生变为现实。文章提出了反腐败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制度转型与创新过程中的三大约束

在制度转型与创新的过程中,不仅旧制度不会自动地退出旧的客观路径,而且反映旧制度的主观路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新制度的设计和推行,首先是约束着制度创新主体的价值认知和思维模式,其次是约束着推行新制度过程中的社会动员,最后是约束着推行新制度的社会成本。     

制度缺位:影响素质教育有效性的内在因素——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素质教育推行多年,虽取得一定成就,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在推行素质教育过程中的制度缺位。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观为视角,通过分析教育制度、教育制度变迁及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对推行素质教育的影响,从而得出,素质教育践行的有效性需要政府在制度安排层面提供制度性保障。     

我国台湾地区社改运动与内地社区再造的制度分析

受再造理论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的社改运动推进了社区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取得了良好的制度绩效.在这一诱致性变迁中,社区公众是推动社区制度变迁的行动主体,政府是社区制度变迁的利益诱导者.台湾地区社改运动的制度变迁路径为内地的社区建设提供了启示.当前内地的社区建设面临着制度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性以及路径偏差等制度困境,推进社区再造、构建和谐社区是突破社区建设制度困境的根本路径.社区再造必须坚持顾客导向等原则,遵循社区问题诊断与绩效评估等基本程序,促进社区治理的理念创新,推进社区形象再造、社区公民再造、社区流程再造和社区制度再造,以此实现社区的和谐与发展.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制度移植及本土化

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来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正在相继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就是实施股份制的制度移植及本土化。股份制的发展史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绩效比较都证明,对国有商业银行移植优秀的企业制度———股份制,在当前是公认的、最优的改革路径。但与典型股份制比较,先行的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股份制移植后,存在本土化的种种问题。所以,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不但要注重股份制的移植,更要不遗余力地使其本土化,即在充分考虑国有商业银行原有组织制度存在路径依赖的现实情况下,精心设计股份制在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制度构造,积极营造股份制运行的制度环境,不断消除与典型股份制的差异。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环境公共参与的制度理性选择

国际上公众环境参与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实现了公众环境参与的法律化、制度化,其中的基本原则已经在国际间达成共识。环境参与在我国的发展还比较滞后,但是制度变革的诉求共振将为其提供快速发展的契机。政府和公众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具有同等的重要作用。政府应该将公众视作决策的重要平等伙伴。为此,可借鉴先进国家经验进行环境参与的机制创新,其核心是建立社区参与和风险沟通机制,政府应为此提供必要的制度性支持。     

对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作用的一种阐释

该文主要从产权制度出发,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培育非国有多元产权制度,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并有利于制度的个性激励,形成多样化的制度模式.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与模式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种约束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规则,制度变迁通常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继承了理性选择理论推理逻辑,共享着一套典型的行为假设：认为偏好是稳定的,行为是偏好最大化的工具,而且行为具有高度策略性,这种策略性算计受到规则的约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模式包括产权模式、滞后供给模式、诱致性和强制性变迁模式、制度交易模式以及博弈论模式等等。这些模式对于制度变迁给出了相当不同的解释,因而有必要在此基础上重构一个有关制度变迁的一般性理论。这个一般性理论试图结合成本收益分析、供给需求分析和均衡分析的方法,厘清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并明确制度变迁的主体、起点、条件、过程以及制度的持续等方面,从而把理论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观重构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     

增量改革与东西部制度创新

改革初期为降低改革成本,中国政府选择了增量改革以切入中国制度创新的路径。增量改革在其施行与推进过程中,对东西部制度创新差距的形成和扩大都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目前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扩大,实质在于制度创新东西部差距的增大,东西部经济差距的缩小正有待于西部制度的进一步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