苯教和藏传佛教之关系概说

藏传佛教和苯教从形式到内容存在着很多相同之处,寺院建筑、僧人服饰、经文内容、法器应用、仪式仪轨大同小异.最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转经的方向相反,苯教是逆时针,而佛教是顺时针而已.那么佛苯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区别呢?笔者围绕苯教对佛教的认同,佛教对苯教的态度,以及苯教与藏传佛教诸教派之间的关系,认为原始的司巴苯教与佛教没有多大关系,而雍仲苯教则是佛教的一个宗派.     

藏区苯教寺庙建筑发展述略

宗教建筑既是宗教文化的产物,又是宗教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不同教派的寺院极为生动明显地折射出相应宗教文化的发展踪迹。根据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将苯教发展历史与苯教寺院的发展相联系,对藏地苯教寺庙的发展演变、地区分布以及建筑特点进行初步的研究,并以卫藏地区的热拉雍仲林寺和卫藏周边地区雍仲拉顶寺的两个代表性寺院为例,详细描写寺院的情形,期望能够对藏地宗教建筑的了解起到一定的查遗补漏的作用,同时,对苯教寺庙建筑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对丰富多彩的藏文化作出更为整体和全面的理解。     

甘肃连城妙因寺及其相关寺院探研

连城寺院群地处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甘、青交界地带,融政治、宗教、文化于一体,有着明显的地域文化特点。以妙因寺为代表的寺院在教派传承、寺院布局、建筑形制、雕塑壁画等方面构筑了该地独有的"汉藏结合、佛道交融"的特色,凸显了寺院群在该地区重要的文化价值。     

论宋代的甲乙与十方寺制

从佛教社会史的角度,对宋代寺制中的甲乙与十方寺制的区别及其例外情况、"革律为禅"的特定含义,二寺制与佛教戒律精神的错位、十方寺制的起源,二制寺在宋代寺院格局中的动态关系,政府对二制寺的管理,十方制的弊端及其产生原因,十方制在宋代政教关系中的意义等问题作了考论。     

清代广东省衙门档案中的一件寺院账目考——兼及清末佛教寺院经济构成与社会功能让渡

清代广东省衙门档案中一件名为"一间修道院的财政账目"的档案,实为未知其名的寺院的财务档案,其中的财务记录体现了道光三十年该寺院以经忏为主的寺院经济结构。档案中的敦仁馆与光绪五年广州爱育善堂管理的敦仁馆实为一处,这为证明该间寺院有可能为长寿寺提供了证据。此件档案所反映的是晚清广州佛教寺院经济的一个片段,敦仁馆经营权的转让也反映了组织薄弱、经济匮乏的寺院和僧人在慈善事业中参与度的降低乃至缺位,更是佛教寺院社会功能变迁的写照。     

斯巴苯教概念与内涵辨析

传统学术界认为辛饶米沃改革斯巴苯教、创建雍仲苯教,但实际上他可能只是斯巴苯教早期历史阶段中的一个改革者或总结者。在其之后,斯巴苯教一直不断发展延续并且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以辛饶米沃为标志划分斯巴苯教和雍仲苯教并不可取。通过分析五类吐蕃藏文文献可以发现,苯教后弘期之前并没有"斯巴苯教"或"雍仲苯教"概念存在。直至公元913年苯教后弘期开始,苯教徒参照藏传佛教体系创立雍仲苯教,提出"斯巴苯教"概念并归纳原始苯教内容,将斯巴苯教内容纳入雍仲苯教体系之中,即为雍仲苯教四门一库分类法中的"黑水世续苯教",或者为九乘次第分类法中的前四因乘,成为雍仲苯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无佛会寺——对石篆山《严逊记》碑的分析

北宋石篆山《严逊记》碑提供了很多历史信息,细致分析《严逊记》,可知宋佛会寺并不存在。严逊在分家以后对整个家族的资产并没有支配权,其养老粮除去生活之用和造像费用,并没有多余的钱用来供养寺院和僧人。严逊的儿子们并不支持造像举动,石篆山土地不会捐给寺院,而是3个儿子均分。希昼只是严逊的亲戚或者是他比较推崇的僧人,是从外地请来参加石像落成典礼的,并不是“佛会寺”开山住持。明代的佛惠寺重修者,有意捏造了宋“佛会寺”的存在是为了寺院经营上的考虑。     

论武则天与感业寺的几个问题——与气贺泽保规先生商榷

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先生在《武则天的感业寺出家问题与德业寺》一文中认为,唐太宗驾崩后,作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并未出家感业寺,而是栖身于长安城休祥坊母亲家中,"感业寺是在强烈意识着德业寺的心理状况下虚构的寺名"。揆诸史实,武则天出家为尼于感业寺,确凿无疑。感业寺不是"一个架空的影子寺院",并非人为虚构,它位于唐长安禁苑内,遗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办事处感业寺小学内。感业寺与德业寺没有必然联系,都是唐长安禁苑内的宫人尼寺而已。     

论金朝咏寺酬僧诗

金朝咏寺酬僧诗直接反映了佛禅对文学的渗透溶浸。这部分诗作包括三大类型:借题咏寺院及周围环境表达向往净土、崇信佛禅的意识;借题咏寺院及周围环境表达对世事的感触和内心情致的抒发;通过酬僧之作表现文人与方外友人的深情厚谊以及对佛禅的向往。它们所体现的佛禅意蕴的深度虽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佛禅对金诗的显著影响。     

苯教史历史分期问题刍议

关于苯教史的分期问题,苯教典籍、藏传佛教典籍和现代学者的分法均有其缺陷,文章认为苯教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的司巴笨教阶段、佛苯掺杂的变异苯教阶段和佛教化的雍仲苯教阶段。     

论西南民族地区的庙会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汇集了各种宗教,派别也很多,各民族还有自己的传统信仰习俗,由此而形成的庙会集市遍布各地。庙会的最初功能是满足群众的信仰需求,物质交易是后来引入的,并形成各自的交易特点。此外,庙会还在文化交流、提供人们娱乐等方面表现出特定的功能,对研究西南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史及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有独特的价值。     

汉唐之际佛教寺院经济与政权的关系

寺院经济是佛教发展的经济基础,中国寺院经济形成于南北朝时期。政权对汉唐之际的寺院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政权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对寺院认可是寺院经济产生的前提,政权、信众的赠赐施舍是寺院经济财富积累的基础,寺院所从事宗教文化活动承担着社会教化和慈善事务。寺院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世俗地主经济矛盾加剧,产生了种种限制寺院经济的措施,其极端就是"三武一宗"灭佛。至唐代中叶后,寺院、僧尼的免税特权逐渐消失,寺院经济的经营模式也向禅林制度发展。     

泰山神祠文化简论

丰富发达的泰山神祠文化是泰山文化的特色之一。齐鲁特有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为其产生发展培育了沃土,历代统治者和文人墨客的推波助澜和下层民众深厚的民间信仰为其传承延伸提供了广阔的历史空间,而儒佛道等则交替充实滋润并构成其主要内容。泰山神祠文化在政治、文学、艺术、民族心理、民间信仰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述乡村庙会的社会功能--以山西北楼口关帝庙为例

乡村庙会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特殊民事活动,深深地植根于基层乡村社会中,影响着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乡村庙会又以其特有的活动内容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社会功能。晋北北楼口村关帝庙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呈现出了独特的地域性,以此为个案研究,调查庙会对当地居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影响,揭示乡村庙会在农村经济文化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

大海寺始建于北朝,盛于唐代,北宋以后衰落。大海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以唐代中晚期造像艺术成就最高。文章探讨了大海寺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宗教信仰及造像艺术。     

关陇庙会空间设计初探1

关陇地区的庙会空间仍处于一个相对“原始”的状态,在整体上缺乏一个合理的规划和设计。从庙会的空间构成和设计思路上进行探析和研究,在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下,使庙会的空间规划合理,给庙会的参与者提供一个优良的空间环境,其空间设计应以适度的规模、合理的选址、人性化的关怀、氛围的营造,彰显地域文化特色为追求理念。     

新时期庙会中的水神信仰状况研究——以山西忻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庙会作为传承地方文化的载体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其所承载的历史可见一斑。以山西忻州所属14县区的50个典型庙会的实证调查资料为主,以庙会中的水神信仰为突破口,探讨其典型的特征,以及在水神系统建构下,其与人、与社会之间互动。通过分析,认为水神在该地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但水神信仰构建的社会体系依然在运作,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     

竹林寺传说及其对明清小说、戏曲之影响探赜

佛教“竹林寺传说”不仅在文言小说史上为唐宋之后的道儒两家所仿袭和改编,它对宋元乃至明清的通俗小说、戏曲影响也不小。考其本源,竹林寺的情节要素中均含有甚深的佛教文化渊源：寺庙中的圣僧或为菩萨或为罗汉,他们驻形于世,维护佛法;寺庙多在遥山大海之中,且时隐时显,神幻异常。竹林寺传说旨在宣扬佛法及弥补民众对世俗僧众的失望。     

藏医学的起源与苯医

藏医药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渊源众所纷纭,有来自古印度医学、波斯医学、中医学和藏族苯医等几种观点。本文根据藏族远古有关藏医药最初起源的神话传说、藏族早期史料记载以及苯医著作《本玉)与藏医药学奠基著作《四部医典》的比较研究,证明藏医药学是以苯医为基础,汲取其它国家和民族医学的许多精华而形成的一种民族医学。     

庙、社结合与中国乡村社会整合

社神和庙宇都在乡村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之间既存在一定差别又紧密联系.在对潮州饶平所城乡和中山小榄永宁社区进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归纳出社、庙之间的三种关系类型,并进一步讨论了社、庙对社区认同和排他的影响.文章指出,社神认同仅限于“社”这种最小的聚落单位,因此社神的主要功能表现为社会区分;而庙宇的祭祀圈范围则依所奉祀神祗的神格大小而定,神格较高的庙宇社会整合能力也较强.只有将社、庙结合起来分析,才能洞悉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