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计制度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

本文从新公布的郴州晋简资料入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对,揭示出汉晋时期"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与上计制度之间的关联。东汉以降,"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在地方上流行,对于先贤的认定标准和控制,却由中央政府统一掌握。这并不只是"乡里意识"的反映,而是与王朝的政治意图和统治政策有关。具体言之,即王朝出于稳定地方统治的需要,控制并选定"先贤",表彰"先贤",优待"先贤"子孙。正是这种政策导向引发了乡里社会"耆旧传"、"先贤传"的持续编纂和流行。     

论沈钦韩的“以考证注诗”方法——以《苏诗查注补正》为例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兼具诗文创作的才能。他综合两方面的长处,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深的考证功力从事诗歌注释,形成了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在《苏诗查注补正》中,沈钦韩针对宋代苏诗的类注本、施顾注本、清代邵长蘅的补施本、查慎行注本的错误作了详尽精细的补正:首先针对性苏诗所用的古典作了补注。其次,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印证转移到考证上来,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上升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苏诗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苏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补充。     

《唐大和尚东征传》的学术价值及其意义

日人元开的《唐大和尚东征传》,是记述鉴真东渡事迹最完善的著作。鉴真法师过海以后,对于日本的佛教发展、寺庙建筑、佛像雕塑以及医学、书法艺术等方面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古代中、日交往史上最光彩的记录。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书集传》中的“文公亲帖”

元麻沙刘氏南涧书堂刻本《书集传》,现存于日本内阁文库。该书卷首,有朱熹写给门人蔡沈的四通手书,称为"文公亲帖"。一直以来,罕为学界所知。从文献的角度看,此"亲帖"乃朱子手书,其内容比所有传世版本都更准确。将此四通书信内容,对照四部丛刊本或朱子全书本,文字有不少优胜之处,因而也就更具校勘价值;从书法的角度看,此帖的重新发现,为朱熹传世的手书遗墨增添了新的品种。     

回归诗性——《呼兰河传》的“陌生化”手法

"陌生化"手法意味着文学要不断摆脱"自动化"、"机械化"的程式,自觉追求"陌生化"的语言和叙述方式。《呼兰河传》使用了大量的"陌生化"手法使其回归文学的诗性本体地位,从而呈现出一个独创、诗意的艺术世界,这一手法的使用在叙述语言和叙述策略中尤为突出。叙述语言中,新奇的修辞手法,语言的反复和副词"就"、"了"的频繁使用是最富于个人化特色的三种"陌生化"手法。叙述策略中,"陌生化"手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儿童视角的运用,二是情节淡化和时间的假定性。     

中国传记文学的“宁馨儿”——评梁启超《李鸿章传》

文章论述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既有让英雄入传、运用评传体、新颖的格式、畅达的行文等不同于传统传记又借鉴西方传记的特点,又保留注重史传、宏大叙事、实录原则等传统,堪称中西传记合璧的＂宁馨儿＂,在现代传记文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高僧传》的史料、语料价值及重新校理与研究

由于佛教东传 ,我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之史书以僧人传记最为发达 ,见之著录者凡数十种之多 ,但后来大多散佚。梁代慧皎所撰《高僧传》是目前完整保留下来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僧传 ,因此它不仅是研究六朝史的重要文献 ,同时也是研究中古汉语的宝贵语料。目前通行的中华书局 1992年版《高僧传》由汤用彤先生校点整理 ,应该说是一个较好的本子 ,但由于种种原因 ,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故有必要重新进行校理与研究。     

章回体《石头记》系他叙传考辨——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

章回体《石头记》之作者“曹雪芹”当是高士奇之曾孙、高衡之庶子,其所写之薛家即高士奇家,薛蟠即高衡,薛蝌即高岱,贾雨村即佟赋伟,贾家是康熙母舅之家佟家,贾宝玉是佟盛年之曾孙、夸岱第二子;林如海即曹寅,所写之事就《石头记》前八十回而言,从“林黛玉”进入佟家算起,时间上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康熙末年间。因此,章回体《石头记》是典型的他叙传,而非胡适等人所说的自叙传。     

以写作反抗“幻灭”与虚无——有感于《王蒙自传》

《王蒙自传》是王蒙反抗幻灭与虚无的一种自救方式。通过自传王蒙顽强地反抗来自社会变革、人生转变时期的幻灭与虚无的幽灵。王蒙的写作不是对新文学的“断裂”，而是续接。王蒙从小说转向个人的生活史和精神史的写作，目的在于追寻自己的来历，界定自己的身份，寻找通向明天的途径。     

《隋唐志传》成书年代考——兼论明前期的“抄本小说”

通过考证《隋唐志传》与《唐书志传》成书年代的先后 ,可以确认《隋唐志传》“罗氏原本”的存在 ,从而为《隋唐志传》“书成远在正德之际”说提供有力的证据。《隋唐志传》在正式刊刻之前的正德、嘉靖年间 ,曾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世。这类“抄本小说”的存在 ,说明明代前期并非长篇小说创作的“空白期” ,明代前期实际上是长篇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 ,它为明代中后期长篇小说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重新评估唐人小说《冯燕传》的思想价值———兼议司空图、曾布对《冯燕传》的重写

唐人小说《冯燕传》是一个纯粹虚构的故事,着力描述作者所谓的道义在两次冲突、两次抉择中的最后胜出.作为特定的历史信息载体,小说突出反映了三方面思想价值：一是宣扬一套脱离封建正统的价值评判标准,作为乱世之音显露出唐王朝趋向衰亡的征兆;二是反映出中唐政治统治的无力和腐败,深刻揭示了没落社会强权为法的现实;三是为地位卑微的小人物立传,开辟了后世中国小说人物平民化的先声.     

《三遂平妖传》中“将”的用法浅析

《三遂平妖传》成书于明代,一直是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语料。书中的“将”无论在用法还是功能上都比较丰富,文章便以其为研究对象。《三遂平妖传》中的“将”根据语法功能的不同可分为五种,作名词、动词、副词、介词和助词,文章在对语料进行穷尽性调查的基础上,对其用法作全面的分析。     

“为闺阁昭传”说质疑——兼谈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目的

指出"为闺阁昭传"是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目的的误读,并非曹雪芹的本意;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有对人生和社会深刻的哲理思考,他比较自觉地运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识和解读封建社会,全书充满了《易》的理论和思想。     

《西游释厄传》综考辨证录——兼谈王辉斌的“西游释厄传”

《西游记》开场诗说的“西游释厄传”，实际上指《西游记》本身。把它视为《西游记》早期的某部版本，并以朱本和所谓大略堂本作为今所知、见的实例，既无确凿根据，亦不完全切合。正如孙楷第所说：今难质言，不足为据；若据以推断《西游记》版本问题，就更不可靠。     

《华佗传》“因上著粉”之“粉”字的辩正

《三国志·华佗传》中因上著粉这一句的粉说是因身体感觉不舒服做五禽戏流汗而擦上的粉,在有的版本中注释为爽身粉,虽然随文释义的注释重在沟通,但用现代的词去解释古代的词,有时尽管解释得通,但却失去其精华,有时有必要进行古词古义的辩正。通过文献,据有关资料记载,华佗所说的粉应该是一种米粉,即英粉。     

论“女神祟拜”在萧红小说中的变形——以《后花园》、《呼兰河传》为例

女神崇拜心理对于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来说并不奇怪,因为在北方民族的文化发展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女神崇拜这一心理原型,特别是近年来考古工作的新发现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依据。通过分析考察,我们发现萧红的作品中也存在这一文化心理原型,只不过其形式已发生了置换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