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河内郡在刘秀复“汉”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

河内郡位于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的山河怀抱地带,南控虎牢之险,北倚太行之固,是河北通往洛阳的必经之地,咽喉要道。王莽篡汉后,刘氏皇族后裔南阳的刘縯、刘秀兄弟于家乡舂陵起兵,讨伐王莽的大"新"政权。更始二年(公元24年)秋冬之际刘秀率大军占领河内郡,以河内郡为基地,展开了北伐、西进、南征的复"汉"军事战争,跨越黄河,定都洛阳,最终统一了天下。在复汉战争中,河内郡起到了后勤保障基地、大本营和战略的桥头堡作用,是复汉的基石所在,地位至关重要。     

共产国际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在中国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曾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前四次“围剿”都被我中央红军英勇地粉碎了,但第五次“围剿”却没有被粉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一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抛弃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而推行了与之相反的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包括红军的建军原则和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两个方面。建军原则主要是:红军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必须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这三项任务。     

兵贵精不贵多——学习《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一点体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完成“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这一中心任务,毛主席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提出了《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其中指出“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今天,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认真学习这一建军原则,对于深刻领会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刊词

<正> 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是我国自先秦设置“南阳郡”以来已有两千三百余年历史的名地,为中原之咽喉。这里平畴沃野,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战国时期,南阳的冶铁技术已相当闻名,西汉时期,南阳已“商遍天下,富冠海内”,是全国六大都市之一。毛泽东同志曾在《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一文中赞誉道:“南阳为古宛县,……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因此,“于显乐部,既丽且康”的南阳,更享有     

破烂的“武器” 反动的“战术”——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政治路线决定军事路线,军事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一定的军事路线的斗争从来就是同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斗争紧密相联的。正如历代儒家主张“以礼治军”是为了实现其“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一样,林彪推行资产阶级建军路线也是为他那条修正主义的极右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林彪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必然导致军事上的保守主义,而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必然导致战略战术的击溃战、消耗战。他竭力鼓吹的“六个战术原则”,是林彪资产阶     

试论武陵、五溪的区别及五溪蛮的分布

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武陵”、“五溪”合用,以称呼武陵地区蛮族的情况。因频繁使用“武陵五溪蛮”之名称,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武陵地区就是五溪地区,二者为同一地域的两个不同名称。与此同时,武陵蛮也就是五溪蛮。其实非也。以两汉论之,武陵郡包括今湘西、鄂西南、川东南、黔东的广大区域。武陵主要是因郡而名,并主要指两汉时武陵郡的范围,而非后来辖县仅二的小武陵。     

试论刘秀的统一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认为刘秀之得天下较刘邦“尤难”。他说:刘邦之劲敌唯一项羽,而刘秀却面临着“丛生之敌”。对付一个劲敌,容易“精专志定,无旁挠”;而对付“丛生之敌”,则“分势而四应者杂起,左伏右起,无宁日焉”。因此认为刘秀之得天下较刘邦“尤难”。这种看法,我认为是颇有见地的。其实,何只刘邦之得天下较刘     

试论刘秀“度田”

汉光武刘秀实行“度田”,是东汉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对研究东汉的土地和赋税制度及户口政策,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由于史书记载“略不见起灭之由”,故后人论及此事,多语焉不详;而对其结局、作用和影响,更少具体分析。笔者不揣孤陋,拟根据有关史料,谈一点粗浅看法,以期得到批评指教。刘秀下诏度田并解决出现的问题刘秀建立政权之初,即设置计吏,岁时案比,统计田亩,编造户口簿籍,从而加以整顿。待全国统一后,一面继续“案比”,一面鉴于垦田数不实等情,下诏度田。度田过程曲折。刘秀因此杀了一批度田不实的官     

冯惜叛邓禹二事考

冯惜叛邓禹二事考王文涛东汉初年，刘秀派大将邓禹率冯等西征关中，冯反叛。同一《后汉书》所记此事发生的时间有二：一为“建武元年”，一为“建武二年”。后来冯被执，刘秀赦而不诛。此二事在历史上曾是两个不大不小的疑团。前人虽有所考证，但似尚不能圆其说，所以在此...     

气势恢宏的历史文化名城礼赞——张衡《南都赋》赏析

<正>南阳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诚然,世人了解南阳的窗口很多,我在此想借助被郭沫若先生所极力称道的“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敬仰”的伟大科学家文学家张衡所作的《南都赋》来领略一下汉代南阳的芳姿。 的确,南阳是一个很早就有人聚居的地方。战国时候,这一带的冶铁技术就已经闻名全国。西汉时期,这里已是“商遍天下,富冠海内”的名城。到了东汉,出生于南阳郡的开国皇帝刘秀在洛阳即帝位后,遂将家乡南阳定为陪都,又因位于洛京之南,所以被称为南都。南阳借此更加迅速地发展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帮助刘秀打天下的谋臣名将也多出自南阳一带,所以南阳也成为皇亲国戚、豪门巨富的会聚之地。张衡正是生活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惠州市·惠东县

惠州是广东历史文化名城,在隋唐已是“粤东重镇”,一直是东江流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商品集散地,素有“岭南名郡”“粤东门户”“半城山色半城湖”之誉。惠州是中国近代抗争史的前沿阵地,涌现了廖仲恺、邓演达、叶挺、曾生等一批民主志士和革命家,广东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高恬波就是惠阳县人,孙中山、周恩来等革命先驱曾在此进行过...     

汉代西南夷之“徼”与“边民”的华夷身份

在汉代，“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时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一是限定“西南夷”所在的巴蜀之徼；二是将“西南夷”分为两部分的西南夷郡徼。在此两徼作用之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生活在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亦因两徼的存在，及与徼内夷杂处，拥有了与后者既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其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构上提供了不同可能。而自武帝置西南夷诸郡以来，有意识地“华夏化”与“蛮夷化”先后在西南夷边民精英中上演。     

试论“光武中兴”

刘秀自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于春陵发愤起兵,“昆阳之战,威震天下”。不到三年,在鄗(今河北柏乡县北)称帝;不久,定都洛阳,重建汉室;十余年间,夷灭群雄,“荡涤天下,诛鉏暴乱,兴继祖宗”。《后汉书·明帝纪》中称“仰惟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刘秀中兴汉业,功绩卓著,历代受到赞誉,史称“光武中兴”。南宋诗人陈亮称赞:“自古中兴之盛,无过于光武”。明代王夫之认为“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刘秀所以能够取得中兴伟业,并非偶然,值得探讨。他“拨乱反正,以宁天下”,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务悦民心”,改革弊政。王莽以新代汉,托古改制,倒行逆施,违背民意,以致怨声载道,哀鸿遍野,不仅弄得“农商失业,食货惧废”,山河破碎,自己也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刘秀“长于民间”深知“稼穑艰难,百姓病害”,利用民心思汉,“廷揽英雄,务悦民意,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为了取悦民心,首光是平狱赦罪。刘秀针对王莽大兴冤狱,“狱多冤结”,政令酷繁,人人自危,早在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持节经略河北时,就“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使“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建元同时,大赦天下。建武二年(公元26年)又大赦天下,并下诏明确指出:“顷狱多冤人,     

《魏书·高允传》所见邵县之释证与推论

学界大抵不知北朝有邵县。邵县当始置于北魏皇兴四年(470年)或稍后,废于东魏天平四年(西魏大统三年,537年),先后属北魏怀州邵上郡、司州河内郡、司州邵郡及东魏东雍州邵郡。邵上郡始置于北魏皇兴四年,太和十八年(494年)并入河内郡,孝昌二年(526年)复立郡,改名邵郡。北魏立邵上郡、邵县、邵公庙皆出于攀缘西周召公之目的,在北魏汉化潮流中具有特别之意义。北魏设立邵郡之目的在于保卫首都洛阳之安全。胡太后乱政而未于邵郡等地及太行山诸关隘布防,或未以足够之兵力布防,导致尔朱荣之军轻易入洛,北魏因之而发生若干剧烈变动,以至速亡。北魏永熙三年(534年)东西魏分裂后,邵郡乃东魏边地之军事据点。西魏于危急存亡之关头即大统三年夺得邵郡,且以之为极其重要之军事据点,积极经营,并占据黄河东岸大片地域,奠定强大之基础。北周之世,邵郡亦是其极其重要之军事据点,在其稳定、发展乃至灭齐诸方面皆发挥有极其重要之作用。     

《“五斗米”不是道教是“日俸”》

刘晓云同志认为,“五斗米”是指五斗米道教徒,延伸为权贵。此说未免牵强。刘说陶几次出仕均受到官场中五斗米道教的排挤和压制,但末列具体事实。有姓名可考“与陶渊明势不两立”的王凝之,是“会稽内史”,会稽郡治在浙江绍兴;而彭泽县属豫章郡,不归它管辖。陶辞官是义熙二年(406),王凝之却死于隆安三年(399)。从时间、地点多方面考察,王不可能是陶的     

汉更始帝及光武帝统一战争期间的州牧军权考——与郡守、诸将军的比较研究

更始帝延续新莽制度,以州牧行大将军事,但并没有赋予其统御一州地方军队的绝对军权。光武帝从建国伊始便重新确立了以郡为重心的地方军制,在重兵所向之州郡,以将军领太守事,或太守赐将军号、行将军事,即以太守作为征伐和屯戍的地方官统帅,而州牧退居边缘。州牧军权非如学界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晚至建武十八年复刺史才被削夺,两汉之际州不能将属郡兵统合为“州兵”,州牧亦不曾真正成为一州军事统帅。建武十八年复刺史,保留了其督察属郡军事的合法权力,为和帝以后刺史大规模介入地方军事埋下了伏笔。     

周恩来军事思想与实践的人文意蕴及时代价值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他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又是杰出的军事家。他有丰富的军事实践和卓越的军事思想,其不朽价值不仅在于揭示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作     

论刘秀指挥昆阳大捷的战略战术──刘秀军事思想研究之一

昆阳之战是绿林军与莽新政权的一场战略大决战。在这次大战中，刘秀审时度势，冷静分析了军事形势，确立战略方针，在实施时根据战争发展的具体情况采用了正确的战术，充分显示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标志着其军事思想的形成。     

论刘秀罢兵的几个问题

<正> 东汉初年,刘秀精兵简政,先后罢郡国兵和边地戍卒,压缩中央禁军,《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建武七年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三十二年,“诏罢边郡亭侯吏卒”。《百官志》载并西汉京师八校尉为五校尉云;“中兴省中垒,但置中侯以监五营。胡骑并长水,虎贲主轻车。”与此稍前,又省内郡都尉,《百官志》云:“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刘秀的上述措施对东汉兵役制度有何影响?目前的有关论著大多认为刘秀废止了西汉的更戍役制度即废止了秦汉以来的役龄男子轮番做卫士、戍卒、郡兵     

“王莽撵刘秀”传说初议

<正> 民间流传的“王莽撵刘秀”传说内容之丰富,流传时间之久远,在历史人物传说、特别是封建帝王传说中还是罕见的.本文拟就这一传说产生、流传的原因及其本身的价值作一初步探讨.一、传说产生的原因目前,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不同省区的这一传说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象遍布“流传区”的“搬倒井”,说是当年刘秀被王莽追得人困马乏,甚渴,恰遇此井,手搬而成.某某村的公鸡叫得先后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