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民歌运动的历史特征

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发起的一场全民性群众文化实践。作为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战线,新民歌运动实践着为大跃进呐喊的使命和重任,这是一场全民政治狂欢。新民歌运动与工农业生产紧密结合,新民歌内容具有政治倾向性,它调动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通过政治宣传实现了为大跃进服务的使命。     

“大跃进”民歌与新诗道路

一九五八年,在中国的大地上许多事情都是以“放卫星”为时髦的时候,中国的诗歌界也放过一次“大卫星”,那就是以“大跃进”民歌为标志的新民歌运动。事过二十多年了,对中国诗歌史上这场罕见的新民歌运动,究竟作如何评价?它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若何?有什么经验教训?今天,当我们再次探索新诗发展道路的时候,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比较复杂的问题。“大跃进”民歌,是一九五八年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产物。在讨论它对新诗发展的影响之前,需要对它的发展概况,作一个粗略的分析。民间歌谣,本来是劳动人民抒情言志的口头创作。在旧社会,苦难的人民,用悲歌表达自己的痛苦和哀怨,抒发自己的反抗和愤怒之情。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新     

新诗发展的方向

1958年随着生产战线上工农业的大跃进,文艺战线上也掀起了一个大跃进的高潮,在文艺战线上首先用排山倒海的气魄,象春雷一样震撼了整个文艺界的就是新民歌的涌现。 “新民歌”过去我们经常叫做大跃进民歌,不过随着劳动人民诗歌运动的展开,我们在这些作品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倾向,新的萌芽,单纯地说是大跃进民歌,似乎不能夠概括它的全貌,所以我们改用了“新民歌”这个名称。因为在这些民歌中一方面充分地反映了在大跃进中的粮食大丰收、钢铁大增产、人民公社大发展和反对阶级敌人和帝国     

一九五八年新民歌运动再评价

在我国当代诗坛上,五八年大跃进诗歌得到的褒奖可谓空前绝后了。当时文艺界一致公认它“开一代诗风,”是“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开拓了诗歌发展的新道路”,是“新时代的新国风”,等等。对于这种言过其实的评价,二十年来却很少有人敢于提出异议。只是由于三中全会后中央对五八年的“大跃进”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人们才开始对上述看法提出疑问。我们认为:一九五八年的“新民歌运动”从总的倾向来看,不是一场民歌运动,而是一场违反艺术规律的“诗歌大跃进”,它对我国新诗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二十年来,     

1958年新民歌运动述评

1958年,中国城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人人写诗,处处赛诗。应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一部分,是文艺大跃进的具体表现之一,又是大跃进的鼓乐手,以民歌的方式宣扬跃进行为。在内容上,新民歌一方面竭力歌唱各条战线的跃进形势以及群众的劳动豪情,另一方面歌颂党、领袖和新中国。     

小学低年级写话方法初探

所谓“写话”,就是写一、两句话,或简单地写一段话。“写话”与“习作”不同,它是“写作”的开始,是“习作”的基础。要想让学生能够轻松愉快地写作,就要为学生打好“写作”基础,也就是让学生掌握写话技能。     

怎样提高农村中学生的说写水平

语文如阿效？它有法却无定法。语文教学方法必须依据语文的本身特点而定．它虽然和其它学科一样，在教学上有一个共性，即“抓双基”的要求，但在教学手段上更应重视其个性，应着眼于“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语文的“听”、“读”能力较“说”、“写”能力要易于培养一些。前者，外界的条件能起相当大的作用，学生能通过外界的条件获得易于“说写”能力的初级能力，但、也不能忽视这初级能力，因为它是“说写”能力培养的前提，学生通过大量的“听读”能获得一种“语感”，这种“语感”就是“说写”能力的基础。后者，即…     

与其说“写什么”,不如说“怎么写”——关于哲学文体的改造

在西方哲学史中,“写什么”的问题是关于真理或观念的本体论问题,“怎么写”的问题,是词语本身的问题,或形式问题。20世纪欧洲哲学的倾向,是以“怎么写”代替“写什么”,从而使哲学理解方式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     

写作训练:写三篇不如写三遍

在我校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著名作家刘亮程说：“写三篇不如写三遍。”他认为,写作教学之所以“少费差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贪多求全,特别是在如何“多写”上出现了偏差。刘先生回忆并分享了自己中学时代的写作经历,“写三篇”往往应接不暇,疲于应付,以致言不由衷,言不及义,很难写出自己的真切感悟和见解;“写三遍”则每每激发灵感,文思泉涌,新见迭出,充分感受到“我手写我心”的快乐。     

“文化翻身”的可能及限度——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工农创作”现象研究

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工农”诗人的“文化翻身”,既有“真实”的一面,又有“虚幻”的一面;既是一种“解放”,又不是真正的“解放”;既存在“翻身”的“可能”,又是有“限度”的“翻身”。“工农”诗人经历了“无权说”到“有权说”,从“无法说”到“学会说”,从“不敢说”到“大胆说”的“文化翻身”的过程。而“新民歌”的生产方式、创作主体对“解放”的短视以及意识形态的伦理诉求,则是规限“工农”实现真正“文化翻身”的显性或隐蔽因素。     

做调查,写调查报告

提到写调查报告,你可别被这个名词吓住,今天以“废旧电池的危害及处理”为题,你可以尝试一下。可能你会觉得做调查,写调查报告也是很有趣的呢。     

“写长法”对英语写作能力因素的影响——“写长法”英语作文教学实验研究报告

从篇幅、扣题程度、信息密度、语篇结构、衔接与连贯、作文成绩等角度，对44名海南大学非英语专业新生在实施“写长法”训练实验前、后的英语作文进行统计量化对比分析，探讨“写长法”对英语写作综合能力的促进效果。结果发现“写长法”总体上有助于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提高；但它对英语思维和写作模式方面的促进作用大于对词汇、句法等微语言技能方面的促进作用。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社会史视域中的延安“全民性”文艺建构

社会学的阶层论是阐释延安民间文艺结构的线索。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与变异性是民间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共性”特征,由此为会党民间文化注入先进性。在民歌实践上,集体性引导了延安新民歌的大众化方向,口头性回归了民歌的音乐本质,以“活文学”之“源”实现民歌的创造性转化,而对“秦风”的传承与变异则是延安新民歌发生的历史维度之“流”。理论上,民俗艺术的“全民性”形成了“民族形式”的社会基础,实现了新生活艺术与“旧传统”的融合。     

怎样写活新闻报道中的小人物

新闻界“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就是在报道中展现的这些小人物,其“事迹”往往是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是真实的社会生活片断,缺乏冲击力,缺乏“卖点”,但因其更真实,更带“泥土味”而打动受众.它把媒体的关怀和责任充分地展现出来,却也给习惯了写“高大全”式正面报道的记者出了个难题.怎样把“小人物”写好写活,以小见大,彰显小人物身上的人文光辉,是一个需要记者深思与锤炼的地方.     

中国画“以形写神”观刍议

神的表达,是中国画的终极追求。宗炳的“畅神”论和谢赫的“气韵生动”说,进一步发展了“以形写神”论。意象性是中国画的根本特点,散点透视是中国画特有的表达方式,“以形写神”观对中国画影响深远。在造型上,中国画追求不似之似;在创作表现技法上,重视以线造型,以墨色为‘主。“以形写神”观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指引着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方向。     

《骆驼祥子》写于何时?

1954年9月老舍为《骆驼祥子》写的《后记》中说:“这是我的十九年前的旧作。”人们据以断定《骆驼祥子》的写作时间为1935年。然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2月的《出版说明》却肯定“作品写于1936年。” 根据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载《收获》1979年第1期)的介绍,《骆驼祥子》的写作时间为1936年夏至1937年初夏。老舍说:“由二十五年春天到夏天,我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到了夏天,我辞去了山大的教职,开始把祥子写在纸上”;二十六年“刚刚入夏,我将它写完,共二十四段,     

“人”字最难写

明代书法家韩道亨的《草诀百韵歌》以“草圣最为难”一句开篇,讲的是书体。若论单个的字,则显然最难写的是“人”字。“人”字只有两笔,从书法角度讲,字的笔画越少,越不容易写好。然而,真正难写的“人”字,是从社会学角度讲的那个“人”字。日前,有朋友从网上给我发来一则关于“人”字最难写的文字,将社会学意义的“人”字作了相当广泛深入的解读,主题是“人”字的两笔有一笔没有写好,便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完整人生。行文简洁明了,议论十分精彩,姑作适当整理删节。援引于此,与各位分享。     

朱元璋写戏联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尚未称帝时,有一天,他来到一个戏班子的练艺场门前,见两扇大门上贴了一副奇怪的对联。这对联只有两个字,上联写了个“行”字,下联写了个“盛”字。     

话说中学生作文仿写训练

中学生作文如何进行仿写训练呢? 第一,必须明确仿写的目标任务。现代科学管理“整分合原理”指出,在详细了解一件工作如何完成并如何分解成一个个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对劳动加以适当的组织,就能提高效率。“详细了解”就是充分了解整体全貌及其运动规律;“分解”就是明确各个局部的功能,就是明确分工:“适当的组织”,就是按照科学规律进行最佳效益的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