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演变历程——以皇甫松、和凝、韩偓、孙光宪为中心

曲词发生于唐代宫廷,而以士大夫诗人为写作主体,唐五代曲词便具有宫廷文化与士大夫诗人这两大基本要素。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构成了唐五代曲词的基本矛盾运动。温庭筠前后,皇甫松延续了声诗为词的写法,和凝、韩偓等代表了北方宫廷文化背景之下的诗客曲词,孙光宪则代表了五代诗客曲词向北宋词的转型,从而建构了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发展链条。     

也论《花间集序》的主旨——兼与贺中复、彭国忠先生商榷

欧阳炯《花间集序》不反宫体 ,更不反艳情 ,也没有提出“清”、“清绝”的审美标准。《花间集序》的主旨是提倡“雅词” ,崇雅黜俗。针对民间曲子词质木无文之俗 ,欧阳炯提出了“诗客曲子词”的概念 ,以文雅的诗客曲子词取代鄙俗的民间曲子词 ,以供文人宴集娱乐之用。     

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

"词体乃乐府的‘格'‘律'化"或"乐府的‘格"律'化而成词",这一命题是对词体生成问题的新思考.它表面上是对古代"词为乐府说"的重申,实际上既强调了词体应为音乐与文学结合较早样式--乐府的直接产物;又揭示了词体与乐府的异同与承继关系,从乐府入手论词体生成方合乎情理;还证明了词体是南朝以后乐府与古体诗、赋、骈文等文体都趋向"律"化这一文体变化规律下所产生的新文体样式.乐府"格""律"化程度是随着声律论的发展而递增的.从齐梁时期出现平仄声律论开始,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可称律词的滥觞;隋唐之际乐府齐言歌辞"律"化完成,而杂言歌辞的"律"化已经出现.乐府"格律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多方面的"营养土壤",如酒令、律赋、骈文等.要解决词体生成这一问题,必须由词体的本质(乐府)入手,抓住其音乐与声律上的特殊之点(原唱乐句或歌辞句式供"格",四声平仄声律说供"律"),方能奏效."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这一命题,对"燕乐"说、"律词"说、"民间"说等关于词体的界说、词的起源的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清代词集序跋中的词源之论

清代词集序跋中的词源之论,主要体现在三种观点中:一是词为"诗余"论,二是词为"倚声"论,三是词为"诗余"与"倚声"相结合论。其中,在第一种持论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总体上阐说到词源于诗作之体,二是分论到词源于风骚之体。在第二种持论中,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从音调渊承上加以论说,二是侧重从体制渊承上予以切入。上述几个维面,共同构建出清代词源之论的主体空间,为后人全面深入地把握词体之性进一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论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的作用

对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所起的作用,向来少有人关注。律赋与词体在起源上具有"共时"的互动作用。律赋参与词体体式建构,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使之能够突破律诗整齐划一的形式,运用灵活多样的句式来表情状物。在篇章、结构、布局、作法等方面,律赋为唐宋词尤其是慢词准备了艺术经验。作为科举取士主要手段的律赋写作还为词体提供了生存土壤,进而影响到词人的填词生态、心态与行为。要之,无视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的作用是失之偏颇的。词的体式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律诗与词的关系上,词体是律赋、律诗、骈文、乐府等多种文体的复合物。     

词乐关系新论

“唐宋词”是唐宋时“曲子”这一音乐艺术形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以文案形式流传至今的“唐宋词”,是当时词曲一体的曲牌体声乐作品中的歌词。唐五代时,文人往往称“词”为“曲子词”,或简称为“曲子”。至宋代,词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曲子词”有了不同的称谓,如“诗余”“长短句”“乐府”“乐章”“琴趣”“笛谱”等,有的干脆将其简称为“词”。这些称谓,有的是词人对“曲子词”来源、性质的一种认识,有的则为词人的一时之兴。但是,曲子词是一种声乐艺术,其词体由音乐所规范,在唐宋是无疑的。所以,若从明确性质的角度出发,用“曲子词…     

略论《云谣集》

现知敦煌遗书中,《云谣集》抄录在斯1441、伯2838、伯3251三个卷子上。自《云谣集》敦煌写卷面世以来,此集在迻录、刻印、校勘、注释、考证等方面都产生了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其研究仍留下不少问题。作为最早的词体文学,《云谣集》与其他敦煌所见之曲子词一道,奠定了后世词体的基本走向,为词体的起源和成熟提供了新的历史依据。     

敦煌曲子词与中原文化

敦煌曲子词自发现以来，学术界多注意它与西北地域文化的关系，而且从方音、方言的角度去证实它为西北本土作品，较为忽略其中保存的中原作品，也忽略了它与中原文化的复杂关系。今存敦煌曲子词写本中既有唐昭宗李晔与李嗣周、韩建君臣的唱和之作，还有花间词人温庭筠和欧阳炯的作品。《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所反映的内容、描述的情境和刻画的形象都可说明它们是中原文人的词作。敦煌曲子词所用词调四十五个，其中三十八个即为盛唐京都教坊习用的曲名。敦煌曲子词很大部分的词调来自中原的事实，更有力的说明了这唐五代早期的新体音乐文学形式——曲子词绝非敦煌的特产。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机缘，使中原的新体文学形式即词调在此与河西本土、西域、中亚、印度音乐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新的文化因子。此种文化现象表明敦煌曲子词所代表的河西地区燕乐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敦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西陲的神奇沃土，它不仅始终保持了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也保持了与中原文化的同步发展。敦煌曲子词中的中原作品，不仅是以罕见的写本出现，而且绝大部分是现中原不存有的早期词作，因此可谓弥足珍贵，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从《香奁》到《花间》--晚唐五代词体文学发展演变的艺术轨迹

相传为韩所作的《香奁集》 ,确属一部声情并茂的“声诗”选集 ;它的传世 ,为后人全面考察词体文学经历“声诗”阶段并逐渐演变为成熟的长短句的复杂过程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文本依据。本文通过对《香奁》诗和《云谣》《花间》词的综合考察 ,描述了晚唐五代合乐曲词的演进轨迹以及声诗对提高长短句的艺术品位产生的内在影响。《香奁》和《花间》的比较研究 ,不仅勾勒出唐五代声诗的体裁种类 ,更揭示了以《香奁》诗为代表的声诗作品 ,最终要被更加协律的长短句所代替 ,这也是晚唐五代倚声文学发展的必然归宿。     

倚声之源流与体制考论

追溯倚声体制的源流,当与古乐府诗“由乐以定词”、“选词以配乐”的创作特点有关;汉代的倚瑟和齐梁时期的倚歌,在体制上也对作为词体的倚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倚声概念形成于中唐,其倚声制曲、按曲制谱、依谱填词的内涵在宋代逐渐形成。制曲与唱词的关键在于对节拍的控制,节拍的缓急与唐宋燕乐乐器的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倚声的配乐制腔可大体分为自度曲与过腔两种,而词的演唱尚需要歌妓对其平仄四声及拍眼的位置加以融合调整,才能婉转自然。从倚声到填词,这种概念的转换与词的创作从倚声制词到按谱填词的变化有着直接对应的关系。宋人的自度曲在体制上最充分地彰显了“倚声”的内涵。     

唐五代词平论

词本是一种配合乐曲歌唱、受到声律规范的新体诗，具有抒情性内容、娱乐性功能和句式长短参差不齐的形式特征，而它的兴起则与音乐有着密切联系。词最初在民间流行，呈现着浓厚的俗文学色彩，但逐渐引起文士们的兴趣关注，进入社会中上层，成为他们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和娱乐方式。唐五代词由敦煌写本曲子词、中唐文士词、花间词、南唐词四个部分组成。或者将敦煌写本曲子、中唐文士制作视为词的初发萌生，花间词、南唐词则分别代表着词的真正成熟、文体独立与主体意识觉醒，从而开始朝诗化道路回归。它们在历史时间上虽然有所交迭重错，但…     

词体新规范与《唐宋词谱校正》

词体起源、词调范围和词调分类，是词体研究中长期聚讼纷纭的重要问题。《唐宋词谱校正》在学术界有关于词体新规范的构建进程中，对这些词体研究的重难点问题进行了阐释和解决。它强调了燕乐在词体产生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在辨析词和声诗、大曲、元曲等文体的关系，确定“律词”标准的基础上，明确了词调的范围。其文献价值和研究成果对词体研究走向具有启发意义。     

词起源于中唐诗客论——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词派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 ,虽然与音乐关系密切 ,并与乐府诗一样可称为音乐文学 ,但其与乐府诗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平仄声律 ,是词体最本质的形式特征和艺术表象。它的存在 ,决定了词既不起源于民间 ,又不起源于六朝文人乐府 ,而只能起源于对平仄声律运用自如的中唐诗客。现存《全唐诗》中的全部“初盛唐词” ,均为乐歌与声诗 ,而不能称之为“词”。形成于大历时期的“湖州词派” ,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词学流派 ,对促进中晚唐以及五代文人词的兴盛影响巨大。     

关于“词曲递变”研究的几个问题

"词曲递变",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涵义,文体之变,是研究的基础命题。宋金时期,一些文人词基于采风而发生某种"曲化"迹象。元代"北曲"取代词体成为文人歌辞体的主流,文人在以文学为本位的"乐府"观念中,继承律词、律诗的形式规范建构了以散曲小令为典型的北曲"曲体",在"俚歌"意识中保留了套数的民间歌曲形态,形成了北曲文体形态上的"雅"、"俗"两系。     

唐五代诗体背景下词体的形成与发展

唐五代词体的形成与发展与诗体关系密切.初盛唐词几乎完全被动的接受诗的影响.中晚唐"以曲拍为句"的制词原则引起了词体对诗体的背离.五代时在西蜀和南唐两大词坛的共同努力下,词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文体范式、美学思想、创作宗旨和艺术风格,诗词离散力度加剧的同时词又逐步借鉴诗在音律和情韵上的成果来丰富自己.这种背离与接受的辨证统一奠定了后世诗词关系的基本格局.     

声韵探讨与词风演进——兼论戈载《词林正韵》的尊体策略

词是专门之学,除了抒情诗一般的特点外,还涉及到声律、音韵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在清代词学的建构中,都曾受到极大的关注。戈载《词林正韵》是清代词韵探讨与编纂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词韵规范的确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词史地位。首先,《词林正韵》继承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说,由词的体性入手,从声韵的角度,强调词曲辨体,从而保证词体的文体特殊性,具有重要的尊体意义;其次,通过声韵探讨,影响清代词风演进,从整理上而言,清词创作存在着前期疏于声韵、中后期严于声韵的变化,而这一转变与《词林正韵》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关系;复次,清词的中兴与词律、词韵的探讨密切相关,《词林正韵》也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清代词学之盛。     

王绩为律诗体最初定型者之文化文体学新证

五言诗律化经王绩已臻于定型。王绩五言诗歌创作已表现出"古""近"与"齐梁格(古律)"体制三分的意识与自觉,对唐代诗歌文体格局形成与建构具有突出贡献。王绩之所以能推进律诗体定型,当与其家族学术传统及其个人独特的思想、人格、文学观有关。先秦汉魏以来的"言志"诗说与"缘情"诗说在王绩"适性会意"之文学思想及其实践中得以有效整合。"适性会意"文学观的要义是"全和保真",而和韵错置以为体、相须而为用之律体声文乃属和其声、理其气、性其情及助益"全和保真"的最佳文体形式,自有其转喻、替代礼乐之妙用。     

论日本词律学的演进及其成因

词在平安时代早期就已经东传至日本,但当时日本宫廷文人的唱和之作并不具备词体意识,仅仅是仿作填词的文字游戏.日本词律学肇始于平安朝中期,历经草创期、发展期、确立期、分化期等发展阶段,对词的认识也经历了从乐曲歌体、词体格式、词谱著作到词律译介与研究的发展脉络.日本词律学既依托于中国词律学,又融合其民族文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梳理日本词律学的演进历程,从词律学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词律学,对词律学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     

诗、词、曲之分途

诗词曲三者皆由歌唱而来,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形式、风格、意境方面的差异,归其原因,形成的时代先后有别,随风气转换、口语转型、曲调变化而发生变迁。汉唐文人佑作歌词通常采取齐言形式．是为诗。晚唐文人照民间曲子倚声填词,是为词。宋金诗人在据曲填词时模仿民间情趣与格调,写出浅俗直白、风格诙谐的词,是为曲。诗庄,词媚,曲俗;诗含蓄,词委婉,曲率直;诗真诚,词动情,曲调侃。从诗到词到曲,日益从对外在物象的描绘过渡到对人类社会的关切,从对自然的关注过渡到对人世的倾注,从对客观世界美感的把握过渡到对日常生活的感受。     

论文人词对近体诗声律的模仿、突破与回归

文人词体有其独特的声律规范,这种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文人对词体艺术性要求的提高,文人词声律也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最初,词律从模仿近体诗律开始发展,形成了一批音节平仄递用、小句平仄相对的声律固定词调,以规范词人的创作。随后,文人词体又因付诸演唱、配合音乐旋律的要求,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的近体诗律。最后,由于一些通晓乐理之文人试图改变文字的从属地位,而采取"率意为长短句"后"协以律"的创作方法,令一些自度曲在声律上重新回归了传统近体诗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