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历史"——刘大年史学观念研究

刘大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革命"与"历史"的视角考察,刘大年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民主革命和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直接关联;"文革"后刘大年所坚守的革命史学观念突出反映了他的学术定位和风格;以革命史学观念为核心理念的"革命史范式"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挑战,但仍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已成为坚持这种史学观念论者们要解决的紧要课题.     

刘大年史学研究述论——一种基于学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考察

刘大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回望他的一生学术历程,关注现实、服务政治是其史学研究的主要动力,以史论政、援政入史构成刘大年史学著述最突出特色。刘大年的史学研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比他早或比他晚的,大概都没有像他那样把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那么明朗、那么紧密地联在一起的。刘大年史学堪称成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结合的典范。     

学术视野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革命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美国学者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一书,突破以往的著述格局,从学术史高度对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就旧问题提出了若干新见解,是海外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权威之作。此书提供的有益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要跳脱意识形态话语,注重挖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并将评论克制在学术层面上;二是要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把握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描述转向分析。如果这部作品能够引起足够重视,它的问世可能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出现转机的前奏。     

纪念吕振羽同志史学研讨会在长春召开

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至八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吉林大学在长春联合召开纪念吕振羽同志史学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史学界知名人士和吉林大学师生共二百五十余人。会议主题是研究吕振羽同志一生革命战斗的学术道路和重大的学术贡献。 会议认为,吕振羽同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最早的开创者之一,早在三十年代,他就为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开辟了道路。吕振羽的学术成就,是他一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用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历史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并紧密结合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开展史学研究的结果。     

蔡仪美学思想的两重逻辑——马克思主义美学低迷管窥

蔡仪的理论与实践,在不同时期既接近于革命意识形态,又与其有原则差别。但蔡仪运用革命话语系统维护学术地位,经营学术团队,使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在理论实质上,革命话语仅仅是蔡仪美学思想的表层特征,形象崇拜则是其美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形象思维论是其理论逻辑的核心内涵。蔡仪形象思维论的哲学基础是物本论前提下的形式主义美学理论,因此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前苏联美学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批判是错误的。产生蔡仪美学思想的社会根源还在于其布尔乔亚化的生活体验。蔡仪式的逻辑体系与革命话语的矛盾二重性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物本论美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存在论美学"、"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美学"等美学思潮中有集中体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简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

希尔是研究17世纪英国革命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撰写出大量史学著作。他强调要重视研究下层人民的历史,并注意研究17世纪英国革命前的思想文化状况,认为要重视研究革命前的思想发展及其在激励人们进行革命斗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提出了"两个革命"论。他的学术成果反映了当代西方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史的最高水平。     

刘大年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思想与实践

刘大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的贡献,学者们对其史学成就,已进行了不少阐述、总结和探讨,但对其历史人物评价的思想与实践,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刘大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呈现为四大特点:将历史人物融入历史情势中去分析评价、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和反思,庶几将对历史人物评价方面的研究起到推进作用。     

民国时期的唯物史观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历史的观念不尽合理，但观念总是在历史地发展。民国时期的唯物史观史学是不断发展的。既然有发展，就必然会存在很多缺陷。如在其发展初期就常会出现观念和公式的套用和强加，史料引用也不够严谨。到社会史论战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转换。以至于一些标榜唯物史观研究的史学作品，在传世性和严谨性上，反而不如那些仅仅视唯物史观为学术观点之一种的史学作品。这与作为唯物史观史学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者矢志追求其作品的现实革命价值有关。一定时期内，史学研究者会面临学术价值追求或社会价值追求的两难选择。民国时代唯物史观史学研究者在其中选择了后者，挖掘了史学作品的社会动员意义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学术性的缺损。     

延安时期史学关切与“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

延安时期史学工作者发扬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将史学研究纳入救亡图存的轨道,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中国化,“五朵金花”问题也在其中孕育生发。新中国成立后,“五朵金花”竞相绽放,其讨论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研究程度之深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都是空前的。可以说,延安时期的史学关切催生出“五朵金花”,也为“十七年”时期“五朵金花”的盛开奠定了坚实基础。“五朵金花”作为政治与学术交织下的产物,它既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呼应了时代主题、配合了革命任务,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积极探索。时至今日,“五朵金花”问题虽曾遭到过质疑或诟病,但深入反思并总结其中的问题与经验仍然对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意识形态语境下的学术争鸣——《美国侵华史》之撰著及其论争

《美国侵华史》的撰著出版,以及曾彦修、刘大年围绕《美国侵华史》的一次未曾公开的学术论争,为我们认识新中国建立初期史学研究及学术争鸣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在意识形态语境下,学术与政治纠结是学术界的常态,学术论争往往偏离学术轨道而带有政治攻伐的意味。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杂揉政治因素的尖锐的学术批评,对于学术研究的推进仍有正面意义。     

论吴玉章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

吴玉章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历史学家之一。分析研究吴玉章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对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史具有一定的意义,予我们今天亦不无借鉴和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社团管理特征及其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整合新旧社团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社团党建、群众工作、规范化管理、宣传教育为特征的社团管理方法。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社团加强自身建设,积极投入新中国建设,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段历史经验为今天的社会组织管理提供了启示。     

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发展概观

不同时期的历史小说,反映着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需求。建国以来,随着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各种文化思想的碰撞,作家们的创作理念和历史观不断改变,中国当代各时期的历史小说的创作,出现了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文化历史小说以及架空历史小说等各种不同的具体形态,在题材选择、创作方法和美学风貌上各有不同。通过对这几种历史小说形态进行了梳理与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出在不同文化碰撞和融合的背景下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发展脉络。     

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社会哲学视角

尽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哲学存在着原则区别,但两者之间在思想与学术上却有着密切的关联。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转化为社会哲学的资源,成为经典社会哲学最重要的部分,并对现代社会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社会哲学也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下,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引入社会哲学视角,是再现、丰富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史的应有视域。     

柳永都市风情词的历史价值与民俗价值

都市风情词是柳词的一个重要的题材类型,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其中的某些歌功颂德的内容,这类作品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冷遇。实际上,这类作品所歌颂的,不仅仅是某个皇帝或某个地方大员的功德,同时也是一个承平而富庶的时代。其所歌之功与所颂之德是有历史依据和认识价值的。这类作品对北宋东京等大都市的繁华景象与节令风物的描写,更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图景与民俗内容。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抗战时期郭沫若在重庆的史学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阶段,郭沫若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郭沫若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先秦诸子研究、爱国主义题材历史剧的创作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大大推进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历史创造者”命题的辩证性质及世界观、方法论意义

通行哲学教科书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当作一个普遍命题,把"人民群众"看成是一个永恒的价值主体,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性质。实际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是一个特殊命题,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深刻分析后得出的一个具体结论,它揭示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即将开辟的一个自觉创造人类历史的全新阶段,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现实实践的反映,它所表达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改变世界：从人本主义视域到实践视域——1844—1845年马克思哲学变革

“改变世界”是马克思哲学之旨归。1844—1845年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生革命性转化的时期。马克思从对异化理论的批判继承开始,由抽象入本主义转向对历史现实的关注;通过对鲍威尔“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清算了唯心主义思辨哲学;通过对李斯特国民经济学体系的批判,确立了新唯物主义基本立场;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实现了从旧哲学的“解释视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视域”的彻底转变。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