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古典解读系列”的文学解读

王蒙的古典解读系列归根结底属于文学创作,具有独立的文学意义与价值。它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拟研究体",这一新文体为更好的、自由的人生思考与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与广阔的空间。通过对古典作品的解读,王蒙开始了"从杂色到更深刻的纯粹"的创作转变。幽默传统与独特风格,使王蒙的古典解读系列具有了更加坚实的文学基础与鲜明的个性特征。     

“文备众体”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唐小说吸收某一文体、某一文体元素进行小说叙事,破"体"为文;唐小说还从前代作品中吸取"营养"进行创作。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某一种文体,与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其他文体元素及"营养"一样,以吸收和组合两种文本自合方式,成为小说文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而形成其"文备众体"的艺术特征:"吸收"就"形式"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形式"上吸收前代不同的文体或不同文体元素及其表现手法加以会通;"组合"就"内容"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内容"上从前代作品中吸取相似或相近的"文本"加以融合。     

《闷与狂》的阅读感受及其辩难

《闷与狂》是王蒙最近推出的一部探索性很强的作品,其突出特点和阅读感受是:智慧盛宴,心灵独语,语言狂欢,文体实验。作品重视感觉,倾诉心灵,省却了人物塑造、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且在语言和文体方面做了大胆实验。这部作品以其超乎想象的冲击力颠覆了过于成熟的小说文体,颠覆了小说创作的种种程式和规范,对读者的审美心理是很大的挑战。故对其特点和阅读感受既可以做正面理解,更需要做出合乎情理和实际的辩难。     

王蒙对五十年代爱情生活的探索和反思

一王蒙说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和分析作品,是对作家的灵魂的探索。”①在对王蒙迄今(1986年10月)已发表的全部小说的综合评述中,我已经对王蒙的灵魂作了初步的探索。但是应该承认,这种探索是在对王蒙创造的那些纸上的生灵的凝视中进行的,它触及的很可能仅仅是王蒙在艺术想象中外化出来的某些最明显的观念、心理、     

寻找与突破：论阎连科《受活》的“絮言体”

<受活>摆脱了阎连科对文体选择、寻找的巨大焦虑,创造性地运用了"絮言体"并把它发展到极致."絮言体"形成了支撑文本的主干结构,对作品内容是一种有效的补充、阐释和延伸,很大部分能够独立构成情节,维系了作品的现实主义本色."絮言体"的运用,标志性地意味着阎连科的创作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是阎连科小说创作流程中带有突破性的大胆尝试和有益探索,也是当代小说创作横空出世的一种新的文体形式.     

"胜过"现实的写作:王蒙创作与现实的关系

在王蒙的写作中,总是有一种东西超出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这种东西真正显示了王蒙的敏感性.王蒙在新时期的写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新时期前期的"春之声"阶段、本体转向的"来劲"阶段和后新时期的怀恋"季节"阶段.这三个阶段,王蒙都以特殊的方式与他所处的现实构成紧张的内在联系,或者说,他始终以他独特的方式超出、胜过他所面对的现实.王蒙以他的反思性、以他的语言修辞策略、以他对历史的执著记忆,始终超出他所处的历史.也就是说,王蒙是如此深切地沉浸在他所处的历史之中,又始终超出了历史给定的界线.他与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成了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是如此的微妙,以至于我们不经意几乎觉察不出.这正是这种偏差的真实性所在.这使人们在把王蒙理解为一个主流作家时,有必要保持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     

论唐诗诗序与诗作的关系

在同一题目下有两种不同的文体,即属于散文的序和诗歌,它们的出现使作品呈现出仅有诗歌的那类作品所没有的特点。本文主要从序文和诗歌的关系来探讨诗序对作品的影响,也是从文体角度对诗歌的一种新的认识。     

异域之花在中国盛开——论王蒙意识流小说的创作

王蒙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勇于创新,拉开了新时期文学文体变革的序幕.他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表现技巧,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同时在王蒙的意识流小说的创作中也表现出作者对民族文化的汲取.     

青春、历史与诗意的追寻和质询——王蒙与米兰·昆德拉比较研究

以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以及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认同性危机的理论,对中国作家王蒙(1934—)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1929—)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两位作家都是在50年代初期,以独立思考的姿态,直面现实,叩问青春,写出风格独特的作品。其后,在青春困惑和认同性危机的缠绕下,两位作家分别对青春—革命—抒情诗—爱情等相互关联的一组人生重要命题加以大规模的书写和质询,却引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在艺术风格上,王蒙的诗情近似于"主观诗人",自我色彩较浓,昆德拉的诗情则是那种"客观诗人"式的,隐藏更深,底蕴也更深。     

王蒙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审美浪漫主义解读

王蒙20世纪50年代受苏联文学影响走上创作道路。他在建国初期以饱满的青春激情和审美浪漫主义创作了《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作品。前者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日常生活经验,塑造了一群女中学生的美好形象,描绘并赞美了共和国初期灿烂的现实。王蒙50年代的创作属于青春写作,虽然个别作品暴露了官僚主义工作作风且流露出感伤和无奈的情绪,但他对美好生活的诗意描绘和热情赞美,对青春的礼赞和理想的憧憬洋溢其中,表现出浓郁的青春浪漫主义诗情。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

处于"过渡时代"的梁启超,在演绎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多幕剧中,扮演着一个多有作为的主角。最具有散文文体史意义的是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文界革命"在他这里不只是一种倡议,一种构想,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实践。其要义是内含的"欧西文思"和形制的"流畅锐达"。就具体的文体实践而言,梁启超在论说体散文、新闻体散文和记游体散文等方面都有文体史意义的建树。梁启超在"文界革命"这一时代话题的表达上实现了知与行的协同,使之成为"五四"散文的直接而重要先导。     

无法触底的创伤记忆——从右派形象的嬗变探索王蒙创作的精神源流与归宿

王蒙是一位经历过"五七"之难的右派作家,在"文革"结束后复出文坛。最初,他把笔下的右派形象定位为坚定的革命者,将灾难视为磨练意志的一种方式,以革命化叙事策略屏蔽了历史创伤。1990年代以后,他重新审视历史,其笔下的右派形象也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征:他们不再具有坚定的革命性,而是在惶恐不安中失去了自我身份认同,在右派们变矮的精神世界里,互为沟壑的精神虐杀暴露出人性的丑陋——"五七"之难的创伤记忆呈现出斑驳的印记。在早期的右派形象塑造中,王蒙改写了自己的受难经历,一方面是当时政治话语形成的潜在的文化控制使然,另一方面也源于王蒙与主流意识形态同声合唱的内在愿望。王蒙多次提及苏联文学对他产生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承袭来自俄罗斯思想中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事实上,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难脱干系的胶着状态影响了他的独立性和判断力。王蒙后期所塑造的右派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创伤记忆,但他并没有将苦难进行到底,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所书写的创伤记忆成为一种对历史的"剑拔弩张"的追问,他笔下的右派形象在困窘中借助于日常生活的力量来熨帖受伤的身心,在灾难中以调和的姿态和传统文化的逍遥精神化解不幸,这种态度无疑影响了他问难历史的深度。因此,那些没有被时间风干的疼痛,最终只能成为无法触底的创伤记忆。     

一个政治知识分子的非典型自叙传——王蒙《闷与狂》摭论

《闷与狂》有着跨文体创作的意图,延续着王蒙一惯的超越创新的勇气,比较集中地体现出王蒙60年写作的精神特质,因而是分析其小说艺术的一个典型样本。《闷与狂》是一部务虚式的爱情自传,以中式意识流手法展开生命回忆,却又有着政治抒情痕迹;它是作者"为己的写作",充满密实堆积的典故,且有着中产阶级的立场,但它不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写作,而是一种政治知识分子写作;作者以"少布"情怀高唱"青春万岁",以"闷与狂"证明着"不老的心态",展现出一种革命青春型人格,却也存在着语言概念化自动化、叙事无故事少细节、抒情狂飙化高蹈化等缺陷。     

成规的戏仿——论王蒙的元小说

王蒙的《一嚏千娇》和《球星奇遇记》是两部典型的元小说 ,它们代表着王蒙在小说创作上的自觉 ,标志着作者一种理性的、宽容的相对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从元小说理论角度进行分析 ,王蒙的元小说创作不仅标志着当代小说创作的自觉 ,而且 ,王蒙的小说创作以个体的形式重演了小说的历史。     

书牍文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书牍文亦是唐小说"文备众体"之一"体".它进入唐小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使用完整的书信,另一种是以摘录书信的形式进行小说叙述.书牍文在体制和语体两个层面,影响了唐小说文体的生成:在体制上,书牍文介入唐小说故事的叙述,把小说文体构建成了一个多层面的开放性结构--召唤结构.在语体上,在特定言语环境中使用的书牍文体语言与唐小说中诗歌、骈赋、散文等语言的结合,丰富了唐小说的语言系统,孕育了唐小说的审美生成.     

革命亲历者的历史体验与反思——论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

"季节系列"小说是王蒙对建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命运际遇、生命历程、历史意义的一次总结。他以亲历者的身份,经过多年的思索、沉淀,完成了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次自我反思。"季节系列"小说对于历史的认知与体认不同于"伤痕"、"反思"文学的既定模式,王蒙不再将注意力放在历史现象的描摹与再现上,而是力求透过现象追问其背后的内在因缘,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因弥合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缝隙而成功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与历史的超越。     

王蒙的文学创作与在新疆十六年

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坛中的一名重要作家,他从19岁开始创作,至今笔耕不辍,其创作历时之长在当代文坛也很少见,新疆自古以来是文化荟萃之地,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王蒙29岁来到新疆,45岁离疆赴京,在疆十六年的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开拓了另外一番天地,可以说王蒙的"换心手术"是在新疆完成的。本文以王蒙在新疆的十六年大概的人生发展为主要线索,力图在他十六年新疆经历的基础上还原他七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创作道路,以期为我们更好的认识王蒙与新疆文学。     

梁启超与20世纪初年新体传记的兴盛

20世纪第一个10年,梁启超以极大的兴趣创作了近百万言的传记作品,几乎涵盖了古今中外新旧传记的各种类型;其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新体评传体式,成为"新文体"家族中社会影响和创作数量仅次于政论的重要品种,构成了"文界革命"创作实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引领了新体传记文创作的时代潮流,带起了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的传记文学鼎盛的时代。梁启超的新式评传,具备了"新文体"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等文体语体特征,尤以议论精警和激情澎湃著称,以"悲壮淋漓之笔"达"维新吾民"之旨。在20世纪初年革命派阵营的传记文作家中,柳亚子和刘师培创作成绩突出,且标示着两种不同的传记文写作范型与趋向。柳亚子的传记文可视为梁氏新体传记文的普及版,刘师培的传记文采用白话语体,文体形式上亦属于源自西洋的评传体,标示着白话评传的新方向。     

魏晋六朝文论中的小说观念与潜观念——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为例

魏晋六朝文论中小说还不是一个文体论概念,而是一个文化论概念。《文心雕龙》总论和文体论中,作者以"道"、"经"、"圣"作为论文之依据和根本,每种文体既可能载道宗经依圣,也可能乖道违经背圣。按刘勰前人和时人的小说观,乖道违经背圣之言论文章均可视为小说。《文心雕龙》的小说观念在魏晋六朝文论中有极大代表性,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文论和文化人心目中的小说概念都还不是指称某种具体单纯的文体,而是指那些不能表达"大道"、"真知"的边缘性语言文化作品。     

王蒙“季节”小说的性权力文化逻辑

王蒙1990年代的"季节"系列小说以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叙述了共和国的历史。这个系列作品虽然有意识地回避对诸如新中国的成立、镇反、反右等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将叙事焦点集中在一些个人生活中的爱情经历和喜怒哀乐上面,但这些小说依然无法摆脱王蒙小说惯常的政治化倾向。因此,这些小说有意无意地呈现出强制性权力支配下的性权力文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