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季节”系列的现代性叙事策略

王蒙在20世纪末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被称为“季节”系列。作品对反讽、元小说、双声语与复调等手法的成功运用,显示王蒙对小说现代性叙事的探索和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     

王蒙“季节”小说的性权力文化逻辑

王蒙1990年代的"季节"系列小说以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叙述了共和国的历史。这个系列作品虽然有意识地回避对诸如新中国的成立、镇反、反右等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将叙事焦点集中在一些个人生活中的爱情经历和喜怒哀乐上面,但这些小说依然无法摆脱王蒙小说惯常的政治化倾向。因此,这些小说有意无意地呈现出强制性权力支配下的性权力文化逻辑。     

激情的张扬与沉潜——王蒙小说的“弥赛亚”情结

“弥赛亚”是王蒙在小说中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个独特意象,通过探讨“弥赛亚”所寄寓的复杂蕴含,可以梳理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王蒙作品所展现的对革命狂欢的赤诚赞颂到对知识分子“救世主”神话标榜的冷静反思,再到深刻质疑“弥赛亚主义”的一个精神历程.这既是王蒙作为知识分子自审和自救的心灵历程,也是王蒙文化心态发展和自身的历史定位调整的过程.     

论反思小说的政治向度——以张贤亮、王蒙作品为重心

作为对我国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思,反思小说曾在新时期形成文学热潮并引起强烈反响。总体而言,政治是反思小说的主要精神向度。这种精神向度既体现为对特殊历史阶段的政治得失的总结与考量,也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政治情怀的表达或政治身份的诉求。就张贤亮、王蒙两位反思小说代表作家来说尤其如此。在张贤亮那里,政治苦难于知识分子来说不唯是历史的馈赠,而且是政治浴火重生的熔炉。而对王蒙来说,即使历史曲折让知识分子遭受政治打击与精神扭曲,也不能改变他们"虽九死而未悔"的"少共"情怀。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战争”的革命叙述与“革命”的战争叙述——论作为一种“典型现象”的“十七年”抗战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实际创作中,有关“革命历史”的战争描写一直持续不衰.叙述战争不仅是建构革命历史的最佳选择,而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的博弈性及其生发的种种超越一般人想象之上的可能性,能够形成对一切历史因素进行合目的性整合的弹性机制.新时代政治自然需要通过重新叙述历史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但它更需要的是支撑合法性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而不是抽象的关于历史的种种概括.这种隐秘不宣的深切期待,正是当代文学创作不能忘情于革命战争的重要缘由.革命视野中,战争的工具性、客体性被强化,战争被赋予“革命”性质的过程,正是革命改造战争、重述战争、战争与革命相粘结的过程.虽然战争视野中的“革命”凸现,常常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和对战争主体的阶级性强调等修辞得以实现的,但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却完整体现了对文学创作中所有要素重新组合及赋予其新功能的叙事意图.这种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并不完全导向对于战争丰富性描写的限制,而是促进了在合法性范畴里文学对于战争想象更为浪漫的张扬.只要战争的描写能导向对于革命的论证,任何对于战争的奇思妙想都会转化为革命的丰富性细节,历史也于此获得尽可能完美的多姿多彩.     

工具革命:“活”与“死”的实用辩证法——论“五四”白话文理论的命意基点及内在理路

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革命派认为,文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文学革命的历史就是文学工具革命的历史.从实用主义理论出发,他们认为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要想有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他们还用历史的文学观念和进化的文学理论,对文学工具的“死”与“活”进行了辩证分析,从具体的比较之中,他们得出白话文一定会战胜文言文取得最后胜利的结论.     

由“神”到“人”的英雄人生——论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英雄形象

新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出现了由"神"到"人"的转变,表现出一种"向内转"的写作态势,对于英雄形象的最终结局实现了"悲"与"喜"的置换。这种对革命人物形象的描写转变体现了从不同的价值取向塑造出不同类型的英雄形象的书写趋势,表现出文学创作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新趋向,可以说正是流贯其中的新时期文化意蕴和时代精神内涵的体现。     

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

以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文学史观念,基本否定了“十七年”文学,赵树理小说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这种元叙述并非始于八十年代,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内部就表现出知识等级化倾向。赵树理坚持传统的文艺形式,以顽强的艺术个性开拓了传播五四新文化的文学途径。从抗日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的小说既表现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在时代与社会的总体结构中被结构化地建立起来,由此突显出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边缘性体验及其特点。重新阐释大众化时代所产生的这种文学形态,解释它对接受的传统定位,以及在尊重本土接受基础上多元的艺术取向,对认识当今大众文化市场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     

王蒙小说中的维族底层女性形象解读——以“在伊犁”系列小说为例证

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小说中的维族底层女性有受过教育的小学教员、粮站出纳、继承父母遗产的小有积蓄者、自食其力的底层农民等,她们大都通情达理、顾全大局,但面对婚姻,她们仍然难以挣脱世俗观念的束缚,面对命运,她们虽竭尽全力却仍难以自控;由于处在经济基础的弱势地位,她们的人生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维族底层女性要想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经济独立和平等自尊以及思想解放是必由之路。"在伊犁"系列小说用感人至深的笔触表述了对维族底层女性的深切同情和理解。     

“活说”的艺术——王蒙“学术杂俎”管见

王蒙在1980年代初就提倡“作家的学者化”,此后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评论《红楼梦》和李商隐诗的学术随笔。这些杂谈,体现出鲜明的作家“活说”古典文学的特点,即站在一个小说家的立场,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纵比横较,打通了文本内的生活和文本外的生活。同属“欲读书结”的另一些“一得之余”的文章则谈论当代的一些文学话题,同样体现出这一特点。这些文章不乏见解独特颇富新意的学术发现,又有活泼生动的杂文和随笔笔法,可谓“作家学者化”努力的创新。因此,这些学术杂俎,自有其开创意义,更不必偏于一途而苛求之。     

创伤体验与早期左翼小说的革命叙事

伦理化的精神创伤体验是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叙事特征,它开启了现代小说政治化叙事的先河.张闻天的《旅途》和蒋光慈的小说分别以情爱和困厄为中心,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角度为早期左翼小说的政治叙事确立了方向.     

论“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的变异

作为革命乡土小说最重要的一支,“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一道风景线,在蒋光慈、阳翰笙等作家的革命乡土小说实验遭到艺术上的失败时,柔石和叶紫们在革命的乡土题材中平添了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艺术色调,使得本是廉价的“革命的罗曼蒂克”变得更有思想的深度,也更有艺术的意味。     

一个政治知识分子的非典型自叙传——王蒙《闷与狂》摭论

《闷与狂》有着跨文体创作的意图,延续着王蒙一惯的超越创新的勇气,比较集中地体现出王蒙60年写作的精神特质,因而是分析其小说艺术的一个典型样本。《闷与狂》是一部务虚式的爱情自传,以中式意识流手法展开生命回忆,却又有着政治抒情痕迹;它是作者"为己的写作",充满密实堆积的典故,且有着中产阶级的立场,但它不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写作,而是一种政治知识分子写作;作者以"少布"情怀高唱"青春万岁",以"闷与狂"证明着"不老的心态",展现出一种革命青春型人格,却也存在着语言概念化自动化、叙事无故事少细节、抒情狂飙化高蹈化等缺陷。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向钱看”的历史反思

一、对“向钱看”的历史回顾“向钱看”这种思潮一经出现就理所当然地遭到批判,尽管人们批判的角度不尽相同,但都认为“向钱看”就是金钱高于一切,把金钱视为最高的人生追求目标,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它必然导致人们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不惜损人...     

“费厄泼赖”与王蒙的小说创作

王蒙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了文学创作的“二度青春”之后,逐渐地把“费厄泼赖”──自由、宽容、民主、信赖、合作的人文精神熔入了自己的艺术生命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和艺术追求。追寻王蒙小说创作的足迹,读者会发现他的这一独特审美价值取向和艺术追求的自我艺术意识经历了一个不断个性化的过程,他的小说创作从主题的提炼、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幽默艺术形式的选择无不渗透着“费厄泼赖”的人文精神。     

“天机”何以窥破——作家王蒙访谈录

2012年6月王蒙的新书《中国天机》(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在银川书博会上举行了首发。该书共分五辑二十八章,从旧中国的死亡一直写到今天。作者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亲历了很多共和国大事,有其独到的政治见解。在书中,作者以史带论,夹述夹议,有理有据,直言耿耿,善心拳拳,机锋处处,具非常政治性和非常文学性,对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的追求者、参与者与书写者。中国天机到底是什么?王蒙说,这本书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从人性和生活,从世界大势发展的角度解读20世纪中国的文明史,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变化的相关问题,这就是天机。前不久,《新京报》记者兼本刊特约记者张弘与作家王蒙就此展开对话。     

体验与彰显——论“新生代”小说的叙事策略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新生代”小说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而以西方叙事学理论对其进行多元解读则成为评论界研究的热点。文章从坚守经验自我、穿越生活表象和个体化故事文本等角度入手,深入阐释“新生代”小说独特的叙事策略。     

性别与身份的反诘：论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以赋予“母亲”的道德美名为掩饰,张扬其性别的从属性,是历史演义小说书写“母亲”的习见方式。对儿子忘我的付出、甚至“为子赴死”,成为这类小说中“母亲”的程式化姿态。这类小说特有的处于最高权力边缘的“母亲”———太后,以极端的自我伸张对“母亲”利他主义生存的唯一合理性进行了质疑。